伊格尔顿的文学生产理论不是仅仅局限于文学文本及其内容的生产，而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学文本生产即文学文本再生产，它包括文学文本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每一种文学生产方式都由生产结构、分配结构、交换结构和消费结构组成”①。伊格尔顿认为，文学文本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必定重视文学文本生产的社会性和群众性，反对文学文本生产的形式主义倾向，否定文学文本的先天价值性。这种文学文本生产也必须包含各种相互影响制约的多种要素，而且这些文学文本生产要素具有内在的系统性。文学文本生产的四个环节既是生产中的一个环节，又是互相生成和影响的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并且文学文本生产的内容和要素与文学文本生产的环节也是一个有机联系、密不可分的整体。

(一)文本生产的特征

伊格尔顿认为，文学文本生产具有三个层面的含义：文学文本生产的基本属性、文学文本生产的内容和形式以及文学文本生产的价值，并且这三个层面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1.文本生产的社会性

关于文本生产的属性方面有两种基本观点：一种观点强调文本生产的个人性和创造性，侧重于文本产生的先天性因素；另一种观点强调文本生产的社会性和群众性，侧重于文本生产的后天性因素。前者注重文学创造主体在文本创造过程中的决定性影响，强调作家的个人条件，尤其是其先天性因素在文本创造中的基础性作用，而忽视了周围环境和社会因素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具有浓厚的神秘性色彩。后者则重视文本创作过程中的社会性和多元性，认为文学作品的产生是创作主体与各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文学文本生产与社会一般生产具有共同性，作家的因素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

伊格尔顿认为就文学文本而言，“后天远比先天更为重要”。因此，他坚持文学文本生产的社会性，坚定地批判文学创造的个人性或先天性及其造成的神秘性氛围，认为单凭作家一个人的“天才”和想象，是不能创造出文学作品来的，文学作品的产生必须经过对社会存在的感悟，“文学作品不是神秘灵感的产物。他们是知觉的形式，是观察世界的特殊方式”①。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伊格尔顿进一步分析了文学神秘化的原因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到艺术神秘化的问题，……将文学作品与作为‘活生生的、历史的主体’的作家分割开了，是‘醉心于笔的神奇力量’。作品一旦与作家的历史条件分离，必然会显得意图不明，神秘莫测”①。这里可以看出，伊格尔顿坚决反对文本创作的先天性，即“天才论”,认为不存在纯粹地脱离社会生活和社会环境的作家和文学文本，文学形式主义的观点忽略了文学文本与作家和社会历史环境的联系，所以是片面的。

在这一点上，他与本雅明、布莱希特、马舍雷和阿尔都塞的认识是一致的，既然文学不是先天性的个人创造结果，而是社会性的产物，那么,在文学的社会性之中，什么最能体现出文学的群众性或阶级性呢?本雅明、布莱希特、马舍雷和阿尔都塞等人认为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范畴是马克思首次引入到艺术生产理论中的，本雅明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阐释，在对文学文本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文学艺术生产中文本主体的状况和现代物质生产对艺术生产的影响。他认为，技术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对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促使艺术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直接参与意识形态的生产和不同阶级的思想文化斗争，深刻影响了艺术的进步。布莱希特则提出了“陌生化”的理论，这种理论重点在于把一个事件或人物陌生化，通过剥去社会事件或人物性格中的理所当然的、众所周知的和显而易见的东西，打破人们的日常思维，从而制造出对它的新奇感，也就是说，通过建构一种新的戏剧或文学艺术形式，来打破资本主义社会表面所呈现的可靠性，使观众意识到其虚假性的本质，从而从对生活表象的沉迷中惊醒。而在阿尔都塞那里，文学是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和形式，意识形态深深地楔入人们的潜意识当中，人们依赖意识形态去体验行动，世界上的现实是意识形态化的现实。马舍雷则强调意识形态虚幻与文学虚构对文学生产起到决定作用，指出意识形态有力地塑造了文学，一部作品可以说是根据意识形态产生出来的，也可以说是为了抵抗意识形态的进攻和侵略而生产的，所以，文学创作在生产意识形态维护特定阶级利益的同时，又对抗和瓦解意识形态并催生出新的意识形态内容。

伊格尔顿继承吸收了以上学者的观点，认为在文学文本中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和影响，但是伊格尔顿也认为他们的观点同样存在不足，因为“在一些关键的地方，阿尔都塞和马舍雷两人的说明是含混不清的”①。这里的含混不清主要是指他们在论述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的时候，没有考虑文学生产与一般社会生产的关系，没有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角度来阐述文学意识形态的内涵。伊格尔顿比他们更进一步，他一方面强调文学意识形态的政治性效果，认为文学批评必须要成为一种政治批评，应该“从狭隘的文本分析和概念分析转向文化生产的问题和艺术品的政治用途”②。在这里，伊格尔顿重视文学后天性的生产问题和政治用途，反对纯粹的文本分析和概念分析，实际上也就是反对文学文本与现实社会问题的脱离，反对纯粹的文学形式理论。其中，关注文学艺术的政治用途，则体现了伊格尔顿文本生产理论的激进型特征。另一方面伊格尔顿阐释了文本生产中“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他立足于唯物史观中关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立场，坚持从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运动中寻找意识形态的产生根源及其变化。伊格尔顿在“意识形态”概念中加进了生产方式、政治学以及话语符号等相关要素，在较为全面说明意识形态概念的基础上，恢复并增强了其理论批判的力量。

伊格尔顿认为，文学生产艺术属于一般性的社会生产，包换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互相联系的环节，我们可以将文学生产看作是一种物质性的生产，但是文学生产也是一种“上层建筑”的生产，主要是生产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但是这种“上层建筑”的生产受到一般生产方式的制约和社会其他因素的影响。伊格尔顿深入考察和分析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多重结构及其互动关系，充分挖掘了文学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力，坚定地把艺术、文化置于社会生产的物质基础之上。由此可以看出，伊格尔顿文学生产的社会属性的内容深深地打上了“文化唯物主义”的烙印。

2.文本内容决定文本形式

既然文本生产的基本属性是社会属性，是受后天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影响，那么,伊格尔顿认为，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作为后天因素的文本内容决定文本形式的具体样式，文本形式是文本内容的一种表现形式，根本上受到文本内容的制约。伊格尔顿认为，“形式是历史的由它必须体现的‘内容’决定的，它们随着内容本身的变化而经历变化、改造、毁灭和革命。‘内容’在这个意义上优先于‘形式’”,文本内容决定文本形式与马克思主义中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上层建筑的含义相似，“正像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是社会物质‘内容’即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决定社会上层建筑的‘形式’”①。既然文本形式与文本内容之间存在着这种关系，那么,文本内容是如何决定文本形式的呢?我们首先看一下伊格尔顿是如何规定文本内容和文本形式的。伊格尔顿指出，文本的内容有两个：一个是历史真相，一个是意识形态材料。这两个因素都是先于文本形式而存在的，而文学文本在对历史真相和意识形态材料进行加工的时候，同样受到意识形态的支配性影响。因此，扭曲的历史真相和意识形态的内容决定着文本形式的表达方式和风格，文本形式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

关于文本形式，伊格尔顿认为，文本形式绝不仅仅是文本技巧，其构成因素也是非常复杂的，它“通常至少是三种因素的复杂统一体，它部分地由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学形式的历史所形成；它是某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结晶，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小说方面的情形；还有，我们后面将看到，它体现了一系列作家和读者之间的特殊关系”②。

实际上，伊格尔顿规定了文本形式的三个特征，即相对自律性、政治性和关系性，这三个方面都包含在文学形式之中，使得文学文本与意识形态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文本形式的独立性是指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的关系，它与意识形态总是或远或近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体现为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效果。如果**裸地倒向意识形态的怀抱，文学也就不能称其为文学了，所以伊格尔顿指出“在文学形式变化和意识形态变化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对称关系。如托洛斯基所提醒我们的，文学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它部分地按照自己的内在要求发展，并不完全屈从意识形态的每一次风向”①。

但越是存在这种模糊性，文学就越能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或许正是在这种“似非而是”的情形下，文学更隐蔽地行使了意识形态的功能。在分析艾略特小说的意识形态时，伊格尔顿就认为“必须把艾略特的文学生产放在‘一般’意识形态的层次上来理解”②,这也说明，尽管文学不直接服从于意识形态的需要，但是文学形式的独立性和自律性只是相对的和有限的。文学形式具有政治性，它既选择政治内容也是政治内容选择的结果。文学艺术形式不是单纯的形式，必然涉及政治关系，不同的文学形式选择不同的政治性内容，而不同的政治内容的文学形式表达也不尽相同，由于社会地位和文学地位的不同，文学对历史真相和意识形态材料加工的态度和方式会有所差别，所以就会产生不同的文学形式，从而具有不同的内容和观众。文学形式也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关系，主要是作家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不同的文学形式面对的受众也是不一样的，这既与文学形式表达的内容有关，也与受众的生活经历和文化素质以及爱好趣味有关。从这一点上就可以区分出文学形式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而这些形式背后的内容及其地位，既反映了受众的社会地位，也显示出意识形态的作用，一般而言，面向大众的文化形式总是与被称为“低俗”的内容有关。

3.文本的交换价值

文本生产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文本形式受到意识形态内容的影响，文本的价值必然也体现于社会关系之中，同时文学文本的相对独立性也决定了文学文本自身的美学价值，当然文学文本的美学价值与其社会价值是密不可分的。伊格尔顿认为，文学的价值包括美学价值和政治价值，但二者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有主有次的从属性关系。他指出，文学的美学价值取决于文学的政治效果，而政治效果的最终目标则是人类的解放，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人类解放的政治目标还没有实现，仅仅作为人类追求的一个乌托邦的理想而存在。

关于文学价值的属性，一种观点认为，文学文本本身就具有文学价值，这就是文学的先天的美学形式。另一种观点认为，文学文本的价值存在于读者的解读之中，必须经过读者的挖掘才能表现出来，如果不懂得文学作品的趣味和内涵，则不能够发现文学文本的价值所在。伊格尔顿不同意以上两种观点，针对第一种观点，伊格尔顿认为文学的价值不仅仅存在于文本之中，它必须体现生活，尤其是要蕴含政治性的价值，脱离了社会实践和政治效果的文学文本是不存在的。关于第二种观点，伊格尔顿则指出，这种文学价值观带有歧视性和政治偏见，它使得“文学把它自己表现成了对那些能阅读却不能‘解读’的人的威胁、神秘、挑战和侮蔑”①，也就是说，这种文学文本价值观将文学的价值局限于某部分人，文学成了圈内人的游戏，这就回归到“精英主义”文化的局限当中，大大降低了文学价值的社会性和普遍性。因此伊格尔顿在文学文本生产的理论基础之上，结合文学文本的社会性和政治性，重新思考文学文本的价值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影响下，伊格尔顿肯定了文本的价值在于文本与人们需要的关系，认为这种需求关系的大小决定了文学的价值的轻重，“当莎士比亚的文本不再使我们思考的时候，当我们从它们当中什么也得不到的时候，它们就不再有价值了”②。

文学的价值被伊格尔顿称之为交换价值，认为文学文本价值的存在形式就是交换价值，“文学价值，是用对文本的思想价值，用作品的‘消费性生产’,亦即读解行为所制造出来的一种现象。它所表示的永远是由相互之间的关系所确定的价值：‘交换价值’”③。既然文学价值是由读者的读解行为所产生，那么读者的这种行为又会受到何种因素的影响从而影响文学的价值呢?

伊格尔顿指出，这种因素就是意识形态内容和文学文本的相对独立性，即文学风格的“无政治性”,“决定文学价值的，是它插入意识形态系统的和文学论述的通用等级的双重方式”④。也就是说，文学文本的价值既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也受到文学文本自身的风格的影响，不体现自律性也没有多大价值。实际上，在伊格尔顿这里，文学的价值就是意识形态因素和非意识形态形式的统一所体现的价值，同时满足社会的意识形态需求和美学需求，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共同决定文学的价值。伊格尔顿列举了但丁的例子，“但丁作品的价值不在于它讲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代，或者表达了这个时代的精神，而在于那种复杂的意识形态联系以一种文本表意的形式疏离意识形态从而表达出非常有洞察力的深度和复杂关系的效果”①。

伊格尔顿始终认为文学文本的价值最终还是要由意识形态来决定的，文学文本必须给人类以希望，这就是文学文本的最大的价值。即便在当前资本主义统治日益加强的社会形势下，文学文本的价值必须保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保持对未来社会的向往。伊格尔顿认为只有这样，文学的价值才能得到展现，“在缺乏真正的革命艺术的情况下，只有一种像马克思主义一样敌视自由资产阶级社会的萎缩价值的极端保守主义，才能产生出最有意义的文学出来”②。或许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伊格尔顿不断地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激烈批判的原因，这是因为他要从对当下社会的批判中来实现其文学文本的价值和意义。

伊格尔顿立足文本生产，深刻揭示意识形态生成的动态性，文本是一个语言学概念，原意指文字的编制物，是作品意义的物质载体。随着文学批评理论、结构主义理论与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兴起，文本这一术语的内涵也日趋复杂起来。文本被视为一种语言表层结构，一套符号体系，一种借助于语言符号来进行的意指实践，甚至是一切具有表意功能的语言符号以及类语言符号，以至于德里达认为：“文本之外，别无他物。”①这既勾勒出文本概念的广泛特征，也证实了这一概念的模糊性。

对伊格尔顿而言，“文本”原意是指一种文学文本(Text),但后来他突破了文本的文学范围，将其扩展到多重领域，并考察文本生产的具体过程及其产物。文本生产涉及多种要素的互相作用，基本包含一般生产方式、文学(文本)生产方式、一般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与文本六个要素，这六个要素之间互相影响，互相斗争与联合，共同促进自身与对方的生成与变化，从而影响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变化。伊格尔顿将意识形态与文本生产结合起来，力图在文本生产的复杂性语境中，揭示意识形态生成的动态性与矛盾性。

意识形态虽然是文本加工的对象，但文本与意识形态并不直接对应，而是一种扭曲了的关系，意识形态以变形的方式存在于文本之中并经由文本生产而产生出来。他指出，文本与意识形态生产过程主要分为文本的物质性生产、文本意识形态的生产与文本的意识形态解读三个密不可分的方面。

文本生产是一种物质性生产过程，其生产要受物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制约，“作为一件人工产品、一种社会意识的产物、一种世界观的文学(文本),属于一种制造业”②。文本是一种文化精神或思想意识的物质载体，同其他商品生产一样，文本生产及其过程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也是一种生产关系的生产。伊格尔顿指出，文本生产的物质属性方面同样受到生产力的制约，其生产形式与产品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改变，使其背后蕴藏着的意识形态生成处于一种动态的过程当中。

伊格尔顿将文本生产作为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组成部分，揭示文本及其意识形态生成过程中的物质性与实践性。从历史性维度来考察，包含着意识形态生产的文本生产不仅是一种上层建筑的生成过程，而且是经济基础的生成过程，即“占主导地位的文学生产方式，再生产出占主导地位的一般生产方式”①。在这一生成过程中，意识形态内容与表现方式随着文本的生产方式的变化而生成与变化，进而体现为一种动态的过程。

文本、意识形态与历史真相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意识形态不只是对历史现实的一种直观的镜式反映，而是一种历史的隐喻与象征，文本生产中的意识形态生成并不是纯粹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发展，还是一个各种意识形态不断斗争与妥协的过程，充满了竞争性。

伊格尔顿认为历史真相在文本中处于一种“双重的缺场”状态，文本生产的对象不是历史真实，而是意识形态，历史真实在意识形态中已经被“隐藏”,而意识形态在文本及其生产中又被“隐藏”,造成了历史真相在文本中的“双重的缺场”,由于客观历史真实的“双重”缺场，文本与社会真相之间的直接联系被切断，因此，在文本生产中，意识形态成为文本进行加工与改造的原料，各种意识形态在文本的生产中纠结，互相影响与争斗，共同推进文本生产的完成与意识形态的生成与变化。

在意识形态与文本的生产中，一般意识形态处于基础性的地位，对其他意识形态形式与文本的内容施加决定性的影响，以此保证文本生产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审美意识形态对于文本意识形态的生产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其通过情感倾向与感情因素来影响作者与读者的意识形态选择，作者意识形态尽管发挥作用，但受到多种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是：社会阶级、性别、民族、宗教、地区等”①。由于作者人生经历、阶级地位、风俗习惯以及思维模式的不同而有差异，又因在文本生产中受到一般意识形态和审美意识形态的压力而不能直接表达出来。

文本作为各种意识形态争斗的主战场，在受到各种意识内涵影响的同时，也会受到一般生产方式和文学(文本)生产方式的影响和制约，在这些因素的互相作用下最终形成自身的文本意识形态。可以看出，意识形态作为文本生产的本质，既充斥各种社会要素之间的斗争，同时也是一种相互协作、相互影响的生产过程。通过文本生产过程，伊格尔顿揭示了意识形态的生成关涉的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指出意识形态内部也充满各种斗争与矛盾。这种冲突性也表明，文本中的意识形态生产不是一种行之有序的主导意识形态的生产过程，而是异质性与冲突性共存的动态过程，文本内部各种意识形态处于矛盾统一的情形之中，并充满各种空白与断裂，这也正是反抗与斗争之所在。

作为生产的一个必要环节，文本消费处于各种意识形态不断的斗争当中，包含着不同的阶级利益与冲突。各种文本与意识形态“是由不同符号系统的共存而传达给我们的象征性信息，这些符号系统本身就是生产方式的痕迹或预示”①。由于文本包含意识形态的内涵，阅读者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肯定会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不自觉地接受某种意识形态的内容。伊格尔顿认为，文本阅读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这种实践决不是对已制作好了的产品进行单纯的‘消费’,而是必须作为文本的一种实在进行的再生产加以研究”②,即在文本阅读中还要生产意识形态的内涵。

文本消费不仅是一种单向性的阅读与接受过程，还是一个通过阅读创造意义的过程，由此生成不同的读者意识形态。社会现实的多元性与复杂性，意识形态的象征性与扭曲性，文本内部各种意识形态的共存性与冲突性，读者审美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与独特性，决定了对于同一文本，不同的读者会体验到不同的意识形态内涵，生成不同的意识形态内容。尽管读者意识形态会受到一般意识形态的压制和制约，但它仍会显示出自身的创造性与革命性，从而与主导意识形态形成各种各样的关系。伊格尔顿认为正是在这种与主流意识形态异质化的关系中，读者才能逐渐认识到文本背后包含的历史真实。

马克思认为，社会意识的生产归根到底要受物质生产的制约与影响，“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①。作为意识形态生产的文本解读必然也会受生产方式的制约。伊格尔顿指出：“解读，就是在对本文的确乎是物质性的东西进行特殊的思想生产的过程中去消费本文中那个确乎是物质性的东西。”②因此，国内有学者从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生产中去寻找物质性元素，来说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基础与元素，以此论证意识形态是一种被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形式，这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伊格尔顿的原意。

伊格尔顿从文本生产的物质性方面揭示意识形态生产与经济基础以及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他深入文本生产内部探析意识形态生产的复杂过程，同时还解释文本解读过程中意识形态生产的庞杂性。伊格尔顿的这种考查方式阐明了意识形态生产的动态性与复杂性，“文本并非形式主义眼中的那种封闭的、静态的审美客体，而是一个动态的、进行的、开放的、具有实质内容的‘生产’过程”③。既然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生产共处于文本生产当中，是同一过程的两方面，那么,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现实的生产实践要比单纯文本生产更加复杂，其内容更具有流动性，并且处于不断的生成与变化之中。

(二)文本生产的要素

既然文学文本的主要属性、基本内容和重要价值都是社会性的，那么文学文本的生产也必须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之下进行的，受到社会历史各种条件和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与其他生产方式具有紧密的联系，“我们可以视文学为文本，但也可以把它看作一种社会活动，一种与其他形式并存和有关的社会、经济生产的形式”①。伊格尔顿认为，文学文本生产不仅仅是文学文本自身的生产过程，而且是一个系统性的生产过程，它包含六个主要的范畴：一般生产方式、文学生产方式、一般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和文本。其中，前五个范畴是文学文本生产的外部要素，这五种要素相互作用，共同从外部建构了文学文本，文本则是文学生产的内部要素，也内在的包含了其他五种要素的内容。这六个理论范畴相互制约、彼此影响，参与到文学生产的各个过程中去，发挥各自不同的功能，但是其各自作用又有所不同，并且具有一定的结构性关系，它们之间的地位在不同的条件下也是不同的。

生产方式是指人类主体获得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方式，它是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界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伊格尔顿这里，一般生产方式是指特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它不仅是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且是其他生产，特别是文学艺术生产的前提。在一般社会生产方式的内部，伊格尔顿又提出了文学生产方式的概念，用来阐述文学艺术的生产问题。文学生产方式指的是文学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在特定社会形态中的统一，它是一般生产方式的一部分，并受到一般生产方式的制约。

伊格尔顿提出文学生产方式的概念，目的是为了考察文学文本生产的社会性和系统性，一方面突出了文学文本生产的物质性特征，揭示了文学文本生产的基础是物质生产方式的生产。另一方面文学文本生产也是客观性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文学文本生产既体现了一定的生产力发展程度，如文学文本载体的变化就是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结果，又体现了一定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文学文本生产中同样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种思想观念，这与其他社会生产方式具有一致性。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学文本生产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是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共同发展的结果，也是上层建筑互相制约的结果，这就进一步坚持了文学文本的社会性和物质性。

伊格尔顿指出，意识形态“是由一套相对一致的价值、表征和信仰等‘话语’构成，它们在物质机构以及与物质生产相关的结构中实现，并反映了个体与其社会状况的经验性关系，由此能够保障对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的‘真实’的误识”①。与一般生产方式相对应的是一般意识形态，一般意识形态由一套系统性的价值符号构成，是个体对社会状况的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认同与体验关系。任何社会形式都需要有自己的一般意识形态以维护其存在，一般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形态中占支配地位的所有意识形态的综合与用以维持社会结构的各种社会观念的整体，而不是各种意识形态的抽象或典型代表。伊格尔顿提出一般意识形态主要是为了区别于其他特殊的具体意识形态，也是为了给所有意识形态形式提供一个总的名称。在文学文本理论中，他主要描述了审美意识形态和作者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是指文学艺术在审美表现过程中显示的意识形态内涵，其包含着审美的功能、意义以及价值的意识形态判断等因素，审美意识形态表明审美中浸透了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巧借审美传达出来。借用审美意识形态，伊格尔顿否定了文学艺术中审美的先天性和形式性，肯定了文学文本审美的社会性和政治性。作者意识形态作为社会一般意识形态在个人身上的独特体现，是文本作者凭借其主观能动性对一般意识形态进行改写包括无意识的改写，它是由作者本身的性别角色、阶级地位、国家地区以及文化观念等各种因素所决定的思想观念。伊格尔顿提出作者意识形态既肯定了文本主体对文学文本的个人影响，又强调了社会因素尤其是意识形态对文学文本的重要作用。

文本是文学艺术生产的最后作品，是上述五种文学文本生产范畴或社会因素互相影响、彼此斗争与融合的产物。因此文学文本不是孤立的东西，是物质性和精神性的综合体，它是包括作者本身因素在内的各种社会因素共同创造的结果，是社会历史和作者个体因素的产物，一方面，文本在质料上表现为一定的物质形态，在形式上也体现了特定的风格，这与一般生产方式和文学生产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文本有自己的内容和意识形态内涵，需要人们去解读。文本“并不是从《贝奥武甫》直到弗吉尼亚·沃尔夫的某些作品所展示的某一或某些内在性质，而是人们把自己联系于作品的一些方式”①。这也说明，文本的内涵并不是文本所展示的物质性的载体，而是其背后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联结和意义挖掘。

伊格尔顿认为，文本及其生产总是处在社会关系与意识形态的缠绕之下，这种影响既是有意识的，也是不自觉的或是无意识的，而这种无意识具有更大的作用，“作为一首诗，它当然不知道自己是某种意识形态危机的产物，如果它知道，它就不存在了”②。尽管受到上述五种因素的制约，文本的内容或文本意识形态却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它有着自己的特殊规定性，“文学文本意识形态不是作者意识形态的表达，它是对一般意识形态进行美学加工的产品，正如一般意识形态本身是由与作者自身经历相关的多元因素所生产、影响”③。文本意识形态利用美学的方式区别于其他的意识形态，并在一定程度上隐藏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内涵，也远离了作者意识形态，从而成为一种貌似无政治性的文本存在，静静地等待读者的阅读和挖掘。

文学文本生产的这六个理论范畴之间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文本的内部构成与外部要素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它们共同构成了文学的形式与内容。伊格尔顿将这些因素的关系及其作用进行了分析，力图找出它们之间的真正秘密用以确定文本的建构过程与方式，所以我们“有必要发展一种方法，凭此可以严密地说明文学作品的结构，并使它们的准确的连接方式得到检查”①。伊格尔顿认为这就是分析考察文本生产的目标之一，“批评的任务就是分析生产文本的这些结构的复杂的历史联系”②。而这些联系中，最主要的就是文本与意识形态的联系。在这一点上，伊格尔顿并不同意阿尔都塞和马舍雷的观点，阿尔都塞指出，“艺术使我们看到的，因此也就是以‘看到’‘觉察到’和‘感觉到’的形式(不以认识的形式)所给予我们的，乃是它从中诞生出来、沉浸在其中、作为艺术与之分离开来并且暗指着的那种意识形态”③。马舍雷则认为，文学文本的虚构“通过洞察幻觉的缺陷并改变我们同意识形态的关系而使幻觉处于不确定状态”④。可以看出，阿尔都塞和马舍雷坚持文本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异质性，认为文本和意识形态是一种对立性的关系，他们都认为文本与意识形态在形式上是分离的和互相否定的，尽管文本背后充斥了意识形态的因素，但这不是文本的应有之义。而伊格尔顿在借鉴吸收他们思想的基础上，认为文本与意识形态是一种复杂的建构性关系。他认为，一般意识形态和一般生产方式对文学生产方式有重要的作用，从而影响文学生产方式的内容和形式，“一般意识形态通常包括某些一般因素或结构，所有的或者其中的一部分将在特殊历史阶段对文学生产方式的特点产生重要影响”①。这种影响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文本的内容，将意识形态镶嵌进文本之中。伊格尔顿还认为，在文本生产和意识形态之间不存在线性的简单决定关系。他指出，“生产以一种双向运动与文本的意识形态共同存在并超越它，这种运动被由意识形态决定的生产技术的美学逻辑和决定美学方案的意识形态需要所建构”②。正是在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中，文本与意识形态共同作用于对方，互相影响和渗透，文本产生了，文本意识形态随之产生了。

此外，文本之外的这五个因素之间互相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可以是双向的，它们之间是一对多、多对一的复杂关系，并且互相改造和促进，“一般生产方式、文学意识形态与一般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及文学生产方式之间的双向连接是可能的，例如，一个一般意识形态范畴当可以被审美意识形态改变成为某种文学生产方式的意识形态成分时，又可以与一般生产方式的社会关系发生冲突，它本身还是对这种社会关系的重现”③。对伊格尔顿而言，文本生产的这六个要素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这也决定了文本的复杂性和文本意识形态的特殊性。一般而言，文学文本就是在这些因素的互动中逐渐被建构起来的，但是在产生的过程中，文本不是一个被建构的产品，它也具有主动性和张力，通过建构过程对其外部的各种要素发挥作用。伊格尔顿指出，文本既内在的隐含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在其生产的同时也进行着意识形态的生产，即文本生产也“是意识形态的某种生产”①。这就揭示了文学文本与意识形态的共谋关系，这种关系可以通过对与其相类似的戏剧生产的分析予以揭示，“文学文本不是意识形态的表达，意识形态也不是社会阶级的表达。文本是某些方面类似于戏剧生产的意识形态生产”②。这也就说明，文学文本既区别于意识形态的生产，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生产，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生产共同导致了文本意识形态生产的复杂性和间接性。

伊格尔顿重点探讨了意识形态与文本之间的双向同构关系，“这里所讨论的确实是一个双向关系，文本与意识形态之间不仅是客观决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同时也被文本自身‘主观地’炫耀、隐藏、暗示或者神秘化”③。文本生产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意识形态生产，意识形态的内容制约了文本生产的内容，但是文本也具有自己的能动作用，它能够将意识形态的痕迹消除，隐藏起来，从而以更加隐蔽的形式践行意识形态的功能。

意识形态决定文学文本的题材和内涵，“意识形态内容的形式，也就是意识形态问题构成的范畴性结构，对文本形式有一个决定性的效果，不仅决定文学体裁”④。首先，文本的形式和题材都受到意识形态内容的制约，文本要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生产的过程都受到社会条件和思想观念的影响，这些社会条件和思想观念包含着意识形态的内容。其次，文本对于意识形态也具有建构性的功能，“文本作为一种结构建构自身，为了根据它自己的相对自律性重新建构意识形态，通过美学生产加工并重铸它，它对意识形态进行解构，同时基于它自身意识形态效果的需要它又被解构到各种程度”①。文本对于意识形态也具有重要的影响，文本尽管不是直接的意识形态生产，但是却是在间接地、以象征性的形式生产或再生产意识形态，也可以说生产一种变化了的、变形的意识形态，文本在生产意识形态的同时又反对明显的意识形态内容，但为了意识形态的效果又需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去容纳意识形态，最终文本与意识形态之间保持了一个适当的关系和距离，这种神秘化的生产形式对于意识形态的传播与认同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文学作品是一种生产，将已经生产出来的某些关于真实的再现形式生产成想象的客体。”②文学文本将意识形态对于社会现实的歪曲反映所产生的思想观念显示在物质载体上，作为一种好像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存在，使人误认为其是真实的东西。

因此，文本对意识形态的重新建构需要文本以自己的形式对意识形态进行化妆和变形，意识形态范畴通过形式的变形实现了向一般社会生活材料的转化。这种转化使得意识形态深藏于文本的结构之中，并借助于文本的无功利性和无政治性悄然地行使着自己的政治功能，扰乱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认识和理解，用以维护支配性意识形态的权威。

文学文本的六个要素互相影响、共同促进，建构起了文本的内容和形式，形成了文本意识形态，并与其他要素进行复杂而多向的互动，共同组成了文本生产和再生产系统性的动态过程。伊格尔顿系统考察了文本生产的内外因素及其建构作用，论证了文本生产与一般社会生产、意识形态、文本作者以及社会审美之间的关系，认为它们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结构，并且在时间维度上处于系统性的发展过程之中，这也就充分说明了文本生产的复杂性、非线性和整体性。

(三)文本生产的整体性

伊格尔顿的文学文本生产理论主要是由三个层面和六个要素组成的，这三个层面和六个要素是文学文本生产中的重要的构成因素，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在互相影响、彼此制约中动态地建构着文学文本的生产与再生产。文学文本生产是社会生产的一部分，其基本属性即社会属性具有意识形态内涵，意识形态内在地统摄着文学文本生产的逻辑和过程。这种文学文本理论坚持文学文本生产中诸多层面互相叠合、互相阐发的整个互动过程，强调文化生产和社会关系与整个生产、生活方式的联系，突出了文学生产中的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及其建构，因此伊格尔顿的文学生产理论具有整体性特征，内在地体现为一种系统化的理论体系。

文学文本生产是社会生产的一部分，文学生产方式决定于一般生产方式。伊格尔顿认为文学生产既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也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具有物质性，“文学可以是一件人工产品、一种社会意识的产物、一种世界观、但它也是一种制造业”①。既然是一种制造业，那么肯定受到社会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影响和制约，与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具有一致性。伊格尔顿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例子进行了具体说明：“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一种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印刷、出版和发行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学生产方式，再生产出占主导地位的一般生产方式，但也合并作为一种关键成分的次要生产方式。文学生产者本人的手艺人方式，他象征性的出卖他的劳动产品而非劳动力给出版商，以交换生活费用。”②在这里，伊格尔顿用文学文本生产的过程连接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文学文本生产蕴含着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从而体现了生产的系统性和社会性。

伊格尔顿进一步阐述了文学文本生产与其他生产的关系，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文学艺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对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的关系，艺术将世界的一切都看作对象，但它本身是一种商品”。这说明了文学生产的社会性和物质性以及对于社会生产方式的依赖关系。另一方面“文学艺术从本身的生产性质来说，是一种立足于生产性质的意识形态。二者相互渗透，形成完整的艺术形态”③。这又说明了文学艺术生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同质性结构，二者共同形成了一种艺术的内涵。同时，伊格尔顿也强调了物质生产方式的基础性作用，“人类的物质生产隐约占据着人类历史……政治、法律、文化和社会观念都不得不拜倒在它的脚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增强自身合法性的工具”①。实际上，伊格尔顿在赋予文学艺术生产独立性的同时，又将其拉回到物质生产的基础之中，并在物质生产方式的整体性中规定了文学文本生产的整体性特征。

由此可见，伊格尔顿从整体性的一般生产方式来规定文学生产方式，揭示出文学生产与社会生产及其各种社会因素的统一性，文学生产方式既能体现社会的生产力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形式，显示了一般生产方式的物质性方面，也能体现出社会的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这一点是通过文学生产的意识形态性来实现的，也就是说，文学文本的生产其实是作品意义和价值的生产。而这种意义和价值必须放置于文学生产的各种要素和环节中去理解，其中意识形态是关键的环节与内容，即意识形态内在地编码于文学文本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每一文学文本内化其社会生产关系，即每一文本都以其特有惯例暗示它的消费方式，在自身中包含一个意识形态的代码，说明它是如何、由谁以及为谁生产出意识形态”②。只有识别了这些意识形态的代码，才能真正理解某一文学文本的意义所在，而这些代码又是与整个的社会关系连接在一起的，进而决定了文学文本生产的整体性特征。

伊格尔顿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文学文本生产就是意识形态生产，意识形态概念就是文学文本的核心内涵，以此为基础，伊格尔顿从意识形态审视了文学生产的过程，形成了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统摄各种文学生产要素的系统性的理论观点。

关于文学文本生产的三个层面，按照伊格尔顿的观点，文学文本生产的核心是意识形态的生产和传播，意识形态体现为各种社会思想观念和经验认知，其对象是社会大众，因此文学生产必然针对社会性的群体，并且受到社会性群体历史条件和自身素质的制约。在形式和内容方面，文学文本的形式和内容都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文学内容本身就包含了意识形态的内涵，是对意识形态的一种特殊方式表达和显现。伊格尔顿特别指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学文本形式同样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文学形式的重大发展产生于意识形态的重大变化。它们体现感知社会现实的新方式以及艺术家与读者之间的新关系”①。这就否定了文本形式的客观性和中立性，文本形式就代表了某一形态的社会意识形态，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就有什么样的文本形式，虽然它们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但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实际上，伊格尔顿同样视文学形式为意识形态的内容，强调了意识形态对于文学形式的影响和文学形式对于意识形态的附属性质。文学形式在强调独立性的同时，内在地蕴含着意识形态的要求和内容。伊格尔顿认为文学文本的价值也是意识形态的意义和效果，“文学价值是由一种文本的意识形态挪用和作品的‘消费性生产’,即阅读行为所产生的现象。它总是关系的价值：‘交换价值’。‘价值’的历史，是文学意识形态的实践的历史基础——这种实践绝不是对已经制作好了的作品进行单纯的‘消费’,而是必须作为文本的一种确实在进行的生产加以研究”①。文学文本的交换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解读，这种价值实际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内容，对于文学价值的消费同样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常识和思维方式，这同样属于意识形态的内容，并且这种消费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变化。

文学文本价值是一种阅读性的关系和需求，是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上生产的实践性活动的结果，它实际上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文本价值是由它对一种意识形态结构和文学话语的可用等级的插入的双重方式所决定的。”但是这种决定关系不是直接的，而是经历了符号加工的过程，“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文本进入了一种总体与部分领域的关系中，而这一领域是历史决定的价值、利益、需要、权力和能力的，不是它表达或再生产这些东西，而是它在与将它们编码为意识形态符号的关系中建构它自己”②。这就解释了文本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的关系，伊格尔顿认为文学文本的价值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编码，内在地蕴含了社会历史的价值观念演变，而传播或反抗某种意识形态并生产某种意识形态则是文学价值生产的意义所在。

关于文本生产的六个要素，伊格尔顿认为，这六个要素中，意识形态同样是其基础和核心内容，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这六个要素之间互相影响、彼此制约共同构建了文学文本与文本意识形态。伊格尔顿的文学生产理论，就是要分析在复杂的意识形态生产实践中各种因素的相互渗透和作用，将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核心的要素进而连接其他相关的社会因素，论证了文学生产方式与一般生产方式、一般意识形态与审美意识形态以及作者意识形态之间复杂而深刻的联系，从而说明文本生产的复杂性和总体性，关于具体内容，前面已有具体阐述，在此不再赘言。

可见，在伊格尔顿的文学文本生产理论体系中，意识形态是核心和本质，伊格尔顿以意识形态为中心论述了文学文本的社会属性、内容与形式、文学文本的价值及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阐明了文本生产六个要素的互动及其与意识形态的关联。文学生产的各个环节和因素之间通过意识形态成了一个有机相连的系统，从而使得伊格尔顿的文学生产理论具有鲜明的整体性特征。

在文本生产理论中，伊格尔顿阐明了文学文本生产中意识形态生产的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揭示了在文学领域中意识形态生产的复杂性和系统性，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伊格尔顿认为，要想更深入的理解意识形态，不但要考察意识形态的生产过程，而且要考察意识形态的功能，鉴于此，伊格尔顿又提出了“修辞学”的批评理论，以便更生动地揭示文学意识形态的社会效应和政治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