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坚持在认识论维度和社会学维度结合的基础上考察意识形态，指出意识形态不仅是对社会存在的虚假的反映，而且更是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的固有功能，将意识形态与社会的权力结构联结在一起，挖掘出意识形态话语与政治权力和阶级统治的交融本质，同时指出文学和审美作为意识形态的载体，既有传播意识形态的功能，也具有意识形态批判的功能，从这一点出发，伊格尔顿力图通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为人类的解放寻找一种可能的途径。

在伊格尔顿看来，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种静态的社会观念或阶级利益的反映，或社会结构的附加因素，同时它还是一种实践的动态的过程，这种实践过程随着物质活动的展开而进行。“‘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①既然意识形态是一种实践过程，那么,它必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发挥其意识形态功能即批判功能，这种社会实践活动是在语言系统之中进行的。

意识形态表现为一种话语系统和符号体系，与语言的结构紧密结合在一起。但是，意识形态与语言系统却不是直接等同的，语言系统的范围要宽泛得多，伊格尔顿认为只有那些与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和社会权力结构相关联的话语才具有意识形态的内涵。因此，伊格尔顿把“话语”“权力”“政治”与社会意识关联起来以揭示意识形态话语的独特特征，指出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的紧密联系，“政治是指维护或挑战社会秩序的权力过程，而意识形态指这些权力过程在表意领域的进行方式”②。这就是说，对于政治这种有形的社会权力形式而言，意识形态属于社会权力的表意系统，社会权力既要在有形的政治活动中进行，也需要在无形的象征领域通过意识形态的活动来进行，与政治活动通过硬性的方式产生社会效果不同，意识形态则通过隐喻的方式和柔性的手段对社会秩序产生政治效果，从而维护某些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

意识形态就是一种社会权力或符号暴力，但是这种权力却是在否认的基础上行使自己的政治功能。一般而言，意识形态基本不承认自己是一种意识形态，否认自己与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而是将自己装饰为一种公正合理的价值理念和科学观念，从而在表面上试图与自己背后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意识诉求脱离干系。因此，我们就需要深入某一社会意识观念的内部，去发现这种言语系统的意识形态内涵，“我们的某些言语行为效果或意图是对世界的某些部分予以遮蔽、神秘化、自然化、普遍化或合理化，这样的一组言语行为就是传统所称的意识形态”①。这就要求我们，不要被某一话语系统或思想观点的表面现象所蒙蔽，必须区分这一话语符号背后的阶级立场、阶级利益和阶级倾向。在阶级社会中，社会流行的意识形态观念一般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意识的反映，是对统治权力结构的话语表达和符号表征，是统治阶级进行精神统治的思想工具，它通过意识形态的科学化、自然化或无意识化改变自己的表达形式掩盖自己的阶级属性，并且通过国家机器进行推广，使得社会的权力结构和统治秩序合法化，用以麻痹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

伊格尔顿总结道，“归根结底，一个社会的统治意识即是那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意识……这种社会知觉结构(意识形态)确保某一社会阶级统治其他阶级的状况或者被大多数社会成员视之为‘当然’,或者就根本视而不见”②。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借用意识形态的力量，完成了对人民大众的精神统治，使得被统治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同谋者，这就充分体现了广大民众的盲目性和无意识性，因此，伊格尔顿认为，要实现人类的解放，必须要打破意识形态对人们的精神禁锢，实现思想的解放，这也是走向真正解放的必由之路。

但伊格尔顿话锋一转，又指出统治阶级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统治，或称为无意识的统治，不但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也是一种存在的条件，“这种政治无意识不仅压迫者需要，被压迫者同样也需要。如果被压迫者的深层无意识里不压制‘反抗’,他们的存在状况将无法承受，或者说他们将永远处于反抗状态”①。也就是说，这种意识形态所形成的政治无意识，不但与统治阶级的欺骗有关，而且还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有关，或者说，意识形态的统治能够获得成功，是广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共谋和合作的结果。所以伊格尔顿认为，不但需要揭露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欺骗性，而且要揭露意识形态背后对应的物质利益和权力结构，还要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教育，提高他们的思维水平和辨别能力，使他们能够看到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同谋关系及其虚假性，激发人们潜在的反抗意识，为实现更好的社会形态而去争取进行现实的实践运动。

意识形态批判是马克思主义以及文化激进批判的一个核心主题，但是随着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发展，当代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距离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原则越来越远，“越是用语模糊，离实际行动就越远；关于意识形态的学术研究越繁荣，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越淡化”②。这种状况使得意识形态批判的力度和现实感都薄弱了，所以伊格尔顿认为，现代意识形态批判都没有真正实现当代意识形态批判的价值和意义，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反而成了一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主要是指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终结论”。

伊格尔顿坚决反对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认为这种观点无异于“掩耳盗铃”,“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意识形态终结’的世界，也曾被宣布为历史的终结。当然，只有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们才会这样看……有些意识形态(例如新斯大林主义)可能已经崩溃了，而其他的(父权制、种族主义、新殖民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意识形态仍然像病毒一样纠缠不休”。他指出，在这种意识形态理论大行其道的时刻，如果断言意识形态已经终结，将会是巨大的社会笑话，“我们必须深思一个异常的反讽，在一个强有力的、有时是致命的意识形态所左右的世界里，知识分子竟然断定意识形态的作用已经结束”①。可见，这种意识形态终结论观点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和荒谬，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喧嚣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出意识形态的终结，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也是极其有害的。伊格尔顿进一步认为，后现代主义的言论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对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将在下文中详细展开),是对当前社会现状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反映和辩护，在当今意识形态斗争如此激烈的情形下，伊格尔顿觉得更需要批判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促进社会主义运动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的叙事十分宏大，从文明的起始一直谈到人类的现在和未来……这些都与阶级斗争的历史紧密交织，却不能以‘阶级斗争’四个字就一言以蔽之。”②由此为鉴，他认为我们也应该区分意识形态的特殊性，而避免其泛化。在伊格尔顿的理论体系中，尽管他将“一切的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视为政治批评，都与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意识形态只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绝非全部因素，意识形态的功能也不是万能的，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维护也须要其他的因素。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把世界看得一团漆黑是错误的。不过，倘若以为是某种全能的意识形态造成了我们的困苦处境，那也是错误的。”因为人们对于一种社会结构和社会统治的服从，并不一定是完全的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内容，“人们之所以驯服地默认某种无道的社会制度，绝不一定是他们服服帖帖地内化了这个制度的价值……人们为什么选择同一条路线，还有更无聊猥琐的种种理由，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因为他们太忙，要为孩子、工作操心，因为他们被反对一个具体政权所带来的后果吓坏了”①。也就是说，人们对于个人生活的关心也成了不反抗社会制度的因素。在这里，伊格尔顿指出当前资本主义并非获得了全部人的认可，但是它之所以能大行其道，还是与社会大众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有关，也与他们的自身利益有关。伊格尔顿认为，在反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揭露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家及其政府的联系，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反抗的方式，如果因为反抗资本主义的运动方式不合适，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和后果，那么,不但会遭到统治阶级的反对，同样也会遭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因此，伊格尔顿的激进的文化批判主要还是从文化批判及意识形态批评方面入手，而不单单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思想。

伊格尔顿反对当前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思路，更加拒斥意识形态终结论，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上，强调文学意识形态的功能及其意义，在他看来，文学“与所有成功的意识形态一样，主要是借助形象、象征、习惯、礼仪以及神话来传播的”①,力图开辟意识形态批判的新领域和新局面，以更有效地促进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伊格尔顿认为一切的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政治批评，强调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性，从更深层次对社会生产方式和权力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在现实关怀的立场上，针对现实社会问题，通过意识形态批判来促进人类的解放。在这种意识形态批判中，伊格尔顿坚持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的基本方法，即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框架中看待意识形态的内涵及其功能，“要理解一种意识形态，我们必须分析那个社会中不同阶级之间的确切关系，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了解那些阶级在生产方式中所起的地位”②。对于伊格尔顿而言，正是因为立足于物质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之上，意识形态批判才具有较为深厚的现实性和批判性，成为人类解放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伊格尔顿而言，意识形态是一种信念，但人们在日常生活处于一种日用而不知的境遇之中。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方式，其中包含感觉、观察与相信等非理性形式或感性情感内涵。意识形态还是一种与社会权力相关的话语再生产实践。通过探究文本生产的复杂性与动态性、身体感性审美理论的社会历史深刻性，伊格尔顿揭示了意识形态的多元性内涵，并探寻到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真正目标，即实现人类解放，由此提出当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方向和首要任务，即从意识形态上破除资本主义的思想统治，走向人类的真正解放。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立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过程，通过考察社会矛盾的关系，说明意识形式生产的认识论过程及其根源，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证实资本主义的文化欺骗与思想麻醉的功能，为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奠定重要的基础。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各种新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出现，意识形态理论突破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原有范畴，成为涉及社会各个方面的话语系统与象征视域，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到社会现实与最新理论的双重挑战。在这种新的社会情势下，正确说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当今社会现实及最新理论的复杂关系，是影响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及其整个理论丰富与发展的重要问题。

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反思社会现实与当今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阐述了自己对意识形态的深刻反思，拓展了意识形态研究的领域。通过把文本理论、审美理论、结构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思想要素纳入意识形态的理论视域，将这些最新的社会科学成果融入意识形态范畴，以此消解马克思主义传统意识形态理论与当前各种意识形态理论的激烈对抗，并试图在二者之间提供一种对话的可能，这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无疑是一次勇敢的尝试。同时，通过对当今资本主义各种现实问题作出深刻理论分析，伊格尔顿指出这些现实问题，尤其是各种文化问题背后的意识形态内涵，以深刻的意识形态理论思维来分析当今的各种社会问题，这极大地增强了意识形态理论的现实批判力，这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介入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指导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一种较为新颖且有效的思路。①

既然意识形态批判能够实现人类的解放，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实现人类的解放呢，伊格尔顿将人类的解放转化为构建“社会主义新主体”的诉求，这个问题将在本书第五章中进行具体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