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抵抗社会断裂的同时消除断裂，使社会能够在不断创新中获得延展性的发展，是吉登斯社会结构化理论的一项根本性的任务，也是他“反思的现代化理论”的思想基础和基本内容。吉登斯在宏观视角对社会结构化的思考中，把社会的结构化看作一个在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延展的过程与结果，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的终极意义上的结构化。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看，人的实践活动是在现实社会中进行的，没有任何超现实的终极性的人类实践，换句话说，人是在现实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情境中进行实践活动的。吉登斯秉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的实践性思想，认为社会结构化的过程就是人在自己塑造的社会情境中，通过实践活动而使系统发生结构性改变，人的身份与阶级二者相互关联，使得社会的排斥性机制持续地发生影响，最终导致了各不相同的阶级文化，并在人们的代际间再生产出了共同的生活经历。“这种机制不仅是阶级结构化的根源，而且还有助于阶级认同的形成。阶级是在生产领域中形成的，而阶级的结构化则是依赖于阶级成员共同的消费和行为模式。也就是说，吉登斯实际上认为，只有当阶级分类和身份族群相交叉时，阶级才得以结构化。”①因此，我们只有认真研究人在重塑的情景中通过社会实践的过程促使社会整合的机制，才能准确把握人及其社会存在的本真特征和基础。显然，在这一视角下来看这一问题，吉登斯使用了一种从微观社会研究的视角考察社会结构化的方式，具有在更精细的层次上对社会结构化的理性思考特征。这样，吉登斯对社会结构化的研究达到了宏观与微观认识的内在统一。事实上，吉登斯正是这样做的。在本节中，我们将结合吉登斯关于信任的微观结构化问题，展开一种近似案例化的分析，使我们对吉登斯关于此问题的阐释的理解更加清晰。

(一)社会整合是共同在场情境下的系统性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把遵循规则和强制制约看作主体参与下社会结构化的基本属性之一，是社会结构化的焦点和关键，这一点，我们已经做了全面分析。在吉登斯看来，社会制约是对人的现实的行为和实践活动的制约，它的内涵是与人的行动的具体情境相关联的，换句话说，制约的作用在于构成对人的行为的限制，人要么遵循这些制约行事，要么突破这种制约的限制，只能有这两种情况，这就是说，制约是一种“使动性”,人的行为与制约的相互作用，构成使系统结构化的状况，创造了一种现实的情境，规约着人的行为，人就在这样的情境中从事实践活动。这种情境是被塑造出来的，人在这种情境中的活动，具有复杂性，有着非常复杂的微观机制。

由于现实的结构化条件总是处在变动之中，因而，它是动态的。情境具有历史的可变性。①在他看来，所谓历史的可变性，不仅是指人的行为活动的物质环境和制度等背景，还包括了行动者对这些环境背景的认识以及认识能力。吉登斯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认识到这一点，而没有滑入客体主义”②。一旦陷入客体主义，在方法论上就只不过是某种结构社会学的又一翻版，就会对制约的多重内涵与机制视而不见。

吉登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来看待情境与人的实践活动的相互作用的方式，他用“物化”这个词来指称特殊的情境状况，说明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从人类社会历史的整体来看，有三种最典型的情境状况，它们构成形形色色的社会情境的基本内涵。万物有灵论是历史发展中最早也是最基本的一种观点，在这种思想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赋予了人格化的特征。吉登斯认为，在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著名论述中表达了这种观点。马克思将商品关系领域比作“披着雾纱的宗教世界”,正是在宗教中，人的头脑所产生的、但却被赋予生命的独立存在的东西，进入了人与人彼此之间的关联之中，进入人类的关系之中，而在“商品世界”中，“商品拜物教”的情况也是如此。

第二种典型情境是指某种社会现象被赋予了自身其实并不具有的物性特征的状况。诚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交换价值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联被转换成物与物之间的某种关系。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完全物化是一种虚假的真实，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异化特征，是对人的本质存在的不真实的表现，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构成一种当代社会结构化的最重要的情境场域。

第三种典型情境是指把概念与概念所指称的对象视为一体从而将对象的属性赋予那些概念的状况。①这样一种情境状况是许多社会理论研究中存在的现象，它以话语形式影响着人们的正确认识，是一种基于给予概念而不是事实的结构化情境。

对于上述三种结构化情境，吉登斯给予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认为在社会结构化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把这些意涵的物化解释为“物性”,而应把它看成这种思考方式的结果，不管这种思考是由自称社会科学家的人还是由社会普通成员做出的。因此，要从客观事实出发来考虑在情境之中的具体行动者，应将“物化形态”视为话语的某种形式或风格，而不是系统本身的特性，更重要的是，要把握系统的真实特性，但对于那些不同的话语形式或风格，要做出正确的判断。

复杂系统社会行为的结构化是在现实的特殊场景中实现的。对于吉登斯来说，上述的这三种情境背景都会在实际的结构化过程中起作用，但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第二种情境是更基本的，如同一个被涂抹了的世界图景一样，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挥着作用，但对于具体的社会行为的复杂性来说，人的特殊社会行为是多要素整合的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吉登斯把“社会整合界定为共同在场情境下的系统性”①,也就是说，结构化过程作为一种社会整合是构成系统的各种要素在共同在场的系统化作用下形成的，是通过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日常接触表现出来的。

吉登斯关于社会整合是共同在场情境下的系统性思想在他对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中都得到运用，比如，对于信任这一重要的社会现象来说，就是一种社会行为在现实的特殊场景中通过结构化实现的。信任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基本关系，当我们说我们信任某人或不信任某人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说某人是可靠的或不可靠的，是可以在一起共事的或不可以在一起共事的，这就使人的行为落实到场景中并被结构化。对人的信任必然涉及宏大的社会背景，按照吉登斯的说法，涉及一般化的场景的背景，如在吉登斯所说的第一种万物有灵论的在场情境中，大家都认为神灵是普遍存在的，假如有一人提出没有神灵，人们就会不相信他说的话，他就会得不到信任，显然，一种社会认同成了判断个人在群体中是否值得信任的价值准则。

为了更好地阐释信任概念，吉登斯还比较了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中的信任环境。总的来说，现代社会中的信任关系已经转变为抽象系统中的信任。在前现代社会占据支配地位的四类信任的地域性情境，它们分别是亲缘关系、地域性社区、宗教宇宙观和传统。亲缘关系在前现代社会是一种稳固的社会纽带，它提供了一种亲密的关系网络，亲缘关系的存在意味着依靠这层关系交往的彼此是可以被信赖的；在前现代社会人们的流动性很弱，活动范围有限，周围都是比较熟悉的人，地域性社区提供了为人熟悉的信任环境；宗教宇宙观对人类生活和自然提供神灵的解释，它为信仰者描绘了一个特有的安全环境；而传统本身表现为一种惯例，一种日常生活的不断重复，重复已经成惯例的行为提供了本体性安全的基本方式。而现代社会中的信任环境主要是友谊或亲密的个人关系，抽象体系以及未来取向的非实在论。以血缘亲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尽管还是比较重要，但是一种新的“纯粹关系”已经凸显，它建构了一种建立在纯粹关系基础上的信任环境；在现代性条件下，对抽象系统的信任态度似乎是不得已的，因为我们日常所处的环境处处受抽象系统的影响，惯常行为强化了我们对它的信任。而多数人选择信任知之甚少的抽象系统，这是因为与信任相关的社会化起了很大的作用，科学技术原则上被认为是毋庸置疑的；未来取向的非实在论表现为人类对自身的信任，认为自己可以解决一切难题。

吉登斯认为，“信任”这个概念，经常出现在人们日常的语言中。当一个人说“我相信你还不错”,在通常情况下并不比用更礼貌一点的关切语气说“我希望你身体健康”有更多的含义，尽管这里“相信”具有某种比“希望”更强的语气，暗含着某种更接近于“我希望并且没有理由怀疑”的意义。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信心或依赖已经在更有意义的语境中渗入了信任。①然而，这只是一种习语中所说的信任，因为它们并没有涉及渗入信任的社会关系，与人们在现实场景中对信任内涵的理解没有太强的关联，没有展示出包含在信任中的更深层的意义，只是说出了有关他人行为的一种标识而已。

吉登斯引用《牛津英语辞典》的信任定义来思考信任的内涵，信任是“对某人或某物之品质或属性，或对某一陈述之真实性，持有信心或依赖的态度”。吉登斯认为这个定义为我们理解信任“提供了有益的起点”。①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吉登斯对信任的理解是与“信心”“信赖”“风险”“后果”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的。结合权威定义以及结构化理论和反思的现代性理论，吉登斯对信任的内涵及其特征做了十个方面的分析，充分展示出信任是共同在场情境下社会整合的系统化的思想。

从共同在场情境下社会整合的系统化视角看，吉登斯关于信任的结构化分析颇有特色，我们在此择其主要思想做一点初步讨论。吉登斯认为，信任通常是一种持续性状态，包含着诸多内容，它是信心的一种特殊类型。第一，信任与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缺场和缺乏完整的信息有关。这意味着对于一个完全知晓怎样运行的系统的人来说不存在信任问题。

第二，信任是与突发性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在共同在场中人的行为之间缺少了信赖(信赖包含“诚实”、荣誉、爱等含义),系统运作的结果就变成信任缺失了，这时，如果信任某人，就变成“对自己命运的道德抵押”了。然而，信任并不等同于信赖，信任的可靠性是由信赖派生出来的，它是联结信赖与信心之间的纽带，是建立在对系统环境的整合基础之上

的。第三，信任在各不相同的运行系统中会表现出不同的样态，比如在象征标志或专家系统内的信任，它基于信赖原则的正确性，而不是对他人“道德品质”的信赖。这就是说，“对某个人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总是与对系统的信赖有关，但是所信赖的只是这些系统的有效运转，而非系

统本身”①。第四，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吉登斯认为信任可以被定义为：“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性知识)之正确性的信念。”②第五，在系统整合的现实条件下，信任存在于以下情境之中：社会性因素影响的人类活动；由现代社会制度之动力特征所导致的急剧扩大的人类活动的变革范围(包括风险、危险、突发性事件、道德命令、自然原因、宗教意识)。第六，信任是在在场系统整合中对风险的判断，在信任所涉及的环境框架中(如对股市的投资、参加有危险的运动、乘飞机旅行、生态灾变、核战争等),通过对制度化的风险类型的判断而做出的决断。由于风险不只是个人的行动，而是存在一个对个体行为造成许多共同影响的“风险环境”,因此，在这种情境下，一系列的系统化的社会整合对介入主体的行为产生决定的信任影响。

显然，吉登斯关于信任的界定与信任特征的分析，是从实际、经验和结构化理论等多方面做出的。他的结构化理论特别强调了社会体系中结构化具有的超越具体时空的秩序化主张，在他关于信任的分析中体现得非常充分。这种从结构化理论具有的社会整合的秩序化功能的微观解读方法，对于在一般意义上认识主体人的社会行为和实践，有着不可低估的认识论意义。

(二)日常接触蕴含在场情境系统化的一般机制

正是由于结构化过程是一种社会整合活动，是构成系统的各种要素共同在场情境的系统化起作用而形成的，所以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日常接触就不仅显得特别重要，而且正是日常接触本身构成了现实的情境场所，也蕴含着它的一般机制。甚至可以简单地说，组织社会生活的惯例有一种实现社会系统秩序化的超强功能，或者说，社会生活与社会实践中的惯例成为社会秩序化的媒介与通道。通过我们的研究，我们认为，可以将吉登斯基于他的微观结构化研究所形成的、重塑情境活动中的结构再生产思想，归纳为四种结构化或系统化的类型，这几种类型最为直接地与社会整合的构成过程相关联。

其一，社会再生产机制。社会再生产机制是指无论在共同在场的情境中人的行为多么复杂，但总体上是通过日常接触得以实现的。①吉登斯认为，日常接触作为一种活动，是理解现实情境中社会结构化的关键点。吉登斯说，为了把握日常接触与在时空向度上伸延开去的社会再生产之间的联系，我们必须着重分析日常接触是如何在日常生存状态的绵延中反复形成的。①

在吉登斯看来，日常接触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展开的，按照前后次序使日常生活具有序列性和绵延性，使人的活动具有起始与终结的“置括号”的活动流。各种社会场合都表现出这种特点，是各种仪式场合或社会场合的共同特征。当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置身这些社会场合的时候，其行为就被情境定调了，因此，人的一些行为才能够被理解。日常接触是多种生活形式交织在一起的，各种行为的发生过程标志着某种明确的社会“色彩”或“氛围”,因而，人们能够将纷繁复杂的活动片断逐一归入不同的“类型”中去，并体现出特殊的意义，如在特定场合中的玩笑、谎言、实验、演练、梦想、幻觉、仪式等，这些行为与日常生活活动的实质是不完全相符的。

我们都知道，日常接触的发生，必然是在日常生活的情境中发生的。对日常生活研究卓有贡献的匈牙利哲学家阿格妮丝·赫勒(AgnesHeller)和吉登斯在此问题上的观点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只是二者关注的具体切入点不同，一个关注日常生活，另一个关注日常接触而已。赫勒通过研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给出了日常生活的界定，认为日常生活“是一个由语言、对象和习惯等规则规范系统所维系的、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自在对象化的领域”②。在日常生活中的个人不仅直接生产自身和属于他的世界，而且间接地生产社会集合体①。然而，日常生活中个人的交往，并不是简单的“人”与“人”的交往，而是在社会劳动分工体系中占据某一特定位置的人与另外一个占据特定位置的个人的交往、交流。②赫勒的这一思想，正是吉登斯的个人定位的主张。可见，他们都看到了日常交往或日常接触必然会涉及各种各样的与个体所在位置的规则、资源等。日常生活中交往的秩序化，实质是这些背景或情境蕴含的规范在日常接触的生活中的序列化，既有社会场合的大背景，也有特定性质的聚集活动的小背景，它们共同形成了主体行动的具体的情境。不同的是吉登斯特别强调了在这样的情境下，主体通过对身体、手势、定位过程的反思性监控，用某种“合乎习俗的参与界限”或限制去行动，这一过程是各种结构化规则共同起作用的一项集体协作的工作，这里，情境优势发挥了主导作用，体现出社会再生产的特征。

其二，结构二重性机制。结构二重性是指特定情境中日常生活和行为的例行化机制，它将日常生活的例行化特征与人体的特性、人体活动和沟通的方式以及它度过“生命周期”的路径发生关联并通过这种关联与人作为一种“生平筹划”的生存状态联系在一起的机制，借此识别在发生活动的情境中，人的行为在时空方面的伸展特点，说明日常接触在彼此交错的实践意识与话语意识中如何组织在一起。

在吉登斯看来，这种特定情境中的结构二重性机制，内在包括四个方面的具体形式。这四个方面的形式是：第一，人的身体的不可分性与介入其中的主体的运动能力和知觉能力的限制关系；第二，介入主体作为行动者的有限性与在时空方面伸展的互动性的限制关系；第三，介入主体在同时参与并完成多项任务与其能力的限制关系；第四，介入主体在空间中进行的同时，也是在时间中进行的运动与时空“容纳能力”有限的限制关系。这些限制关系表明，所有共同在场条件下进行的联系，都会以这样的情境作为基础，表现出人们在日常接触中发生互动时的整个生活路径的轨迹和互动网络，表明当行动者在互动中彼此相互作用时，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构成的各种“束”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结构关系),以及互动场景时空的结构形塑过程，表明了“‘普通人的普通时日’对社会系统的整个组织形式所带来的‘影响’”①。

其三，交往互动机制。交往互动机制是指行动者在日常接触的生产与再生产中表现出的以实践意识为基础的互动技能的机制，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对作为日常接触中的构成性因素的交谈或日常会话的分析，籍此揭示互动过程中借助解释图式对沟通意义的阐释。②

在吉登斯看来，待人接物的技巧或“得体”构成人们日常接触的结构化过程的主要内容。在各不相同的文化或社会中，交往技巧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意义，它既是互动情境参与者之间某种心照不宣的一致理念，也是时空跨度内维持“信任”或本体性安全的一种重要的机制。①介入主体一旦遇到合乎习俗的参与界限破裂的威胁，交往技巧就会突出地体现出它在维持这种参与界限方面的重要性，如在狭窄的空间里偶遇时的交谈、三人以上的交谈、人与人之间的“随意交谈”、远距离的交谈、暗示性的交谈、以身体等无声语言为特征的交谈等情况，这种日常接触情境或许会直接体现出权力的不对等关系，或者体现出各种其他的、复杂的关系。

其四，情境组织机制。情境组织机制是指时空的调动是介入主体行为的所有要素的“根基”。这里吉登斯突出强调了时空的社会属性和因此而赋予时空条件下，特定地点场所呈现出的情境特质。因此，只有有意识地对场所进行安排，才能获得特殊的情境效果，从而体现出情境组织本身蕴含的意义。吉登斯通过对所谓“在场可得性”“场所”以及"封闭与暴露”的关系，阐释了情境组织机制的实质。②

在吉登斯看来，基于一定的实践意识，介入主体可以采取许多蓄意人为的方式来表现出“在场”,③比如通过对服装和身体饰物的安排，来体现参与人特定活动情境，体现出人们对外表的关注；通过对身体动作、姿态、习语等的维持，在他人在场情况下，时时监控自己的穿着打扮表达某种意义；通过穿着及其他行为方式上的特立独行来蔑视世俗陈规的文化或规则，藐视一般习俗；通过对身体的控制和外表的改变实现某种期待等等，也就是说，通过在各式情境下保持对身体姿态、手势和衣着等外显形式的控制，凭借这些在场的方式，实现对自我连续性的自主监控，“承载”并呈现介入主体的意向和能动性，体现自我特征。

吉登斯在对塑造情境的类型做了多方面的分析之后，得出了一个基本的结论，即社会系统是作为常规化的社会实践活动得以组织起来的，是在散布于时空之中的日常接触里得以维续的，表明那些通过自己的行为构成了这类社会实践的行动者，都被“定了位”①。换句话说，在日常接触中，所有行动者在时空中都有自己的定位或“处境”,其行为有各自的时空路径，形成了时空中的各种定位关系，体现出在社会实践的连续性中，以结构化的特征表现出“定位实践”的关系。正如吉登斯所说，“对情境或者说互动的情境性的研究，是分析社会再生产的内在组成部分”②的微观认识，包括了对围绕互动片断形成的时空边界、行动者的共同在场体现出的相互作用、介入主体能够反思性地利用这些情境现象来影响或者控制互动流等的“情境”作用的认识。

现在我们仍然以吉登斯对信任的认识为例来深化这里所说的这些机制。吉登斯把日常接触所体现出的在场情境系统化的一般机制看作理解人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实践的重要制度形式，看作时空跨度内维持“信任”或本体性安全的一种重要的机制。③前面我们已经对信任的定义及其特征做了结构化方面的分析，吉登斯对信任也做了日常接触所体现出的在场情境系统化的一般机制的分析，这些分析，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上文所讲的吉登斯重塑情境的结构化机制思想中具有的深层认识论意义是很重要的。

对于信任问题，吉登斯将它放置于“现代性”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进行考虑，显然，这正是他不同于其他学者对信任的研究的关键之处。有学者说：“信任既成为吉登斯解释高度现代性社会赖以形成的基础，又成为他解释高度现代性条件下人类生活状况的关键。”①这一说法是对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信任思想确实是贯穿于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和现代性理论的内在线索。

吉登斯从行为发生学的角度而不是信任内涵方面来思考信任形成的结构化机制。他认为，信任机制是通过个人的成长过程逐步形成的，最早产生于“本体性安全”与“自我认同”,与个体所处的外部环境有关。本体性安全是个体对其自身以及周围环境所持有的一种乐观态度，“自我认同”是指在现代性的条件下“个人依据其个人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②。由于在“结构化理论”中主体和客体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并通过实践将其相连，因此，本体性安全与自我认同意识都是个体通过动态的实践过程形塑自我的反映，并具有自我反思性和连续性特征。

对于吉登斯来说，个人的本体性安全感根源于人类童年时期的经历。在婴儿期，婴儿与照料者之间的互动，包括照料者的悉心照顾和偶尔的“缺场”训练，使得婴儿逐渐培养出一种信任机制，建立起一种基本的信任意识，由“缺场”带来的心理体验使婴儿产生了基本信任与基本怀疑之间的对抗，使得自我认同的持续性得到了维护。如吉登斯所说：“‘正常的’个人在其早期生活中所获得的基本信任的‘剂量’减弱或磨钝了他们的存在性敏感度……他们接受了一种情感疫苗，用以对抗所有人都有可能感染的本体性焦虑。”①也就是说，人类个体不至于陷入强烈的焦虑情绪中是源于儿童早期基本信任的建立。如果某一个体在其婴儿期无法得到亲人的照料，或者在照料时有很糟糕的体验，那么他可能无法建立起这种基本信任。显然，这种信任机制是符合吉登斯交往互动机制和社会再生产机制的理论主旨的。

吉登斯认为，人在交往互动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信任是在时间中建立的，包括了三种时间类型，它们分别是个体的生命跨度，日常接触以及长时段的结构再生产。吉登斯指出，除了个体的生命跨度以外，日常接触和长时段的结构再生产都属于可逆时间。但是日常接触中身体在场，长时段的结构再生产中身体不在场。日常接触的持续性使得很多行动得以重复，而长时段的结构再生产更是跨越了时空的互动。日常生活中更多地被惯例所组织起来的社会生活的实践活动，恰恰是结构二重性的主要实质形式。可逆的制度时间是日常生活实践活动的条件，又是它的结果。②而普通的日常生活实践中蕴含了一种与实践方式、实践结果的获得密切相关的某种本体性安全，这种安全体现为对于日常生活中可预见的例行活动，行动者在控制自我身体等方面的某种自主性。①显然，信任是在日常接触中形成和定型的，正如吉登斯所说：“在基本信任的构成中，人们不只懂得了日常生活中的常规、诚实与报偿之间的相互关联。他们所掌握的，还有极其复杂的在实践意识上的一套方法，这是一种抵御焦虑的持续性保护机制。”②不难看出，吉登斯在这里强化了例行化行为对建立基本信任的重要性，而这一点正是他所强调的结构二重化，换句话说，正是个体在婴儿时期的理性行为使之获得了一种“情感疫苗”,并通过以后的生命历程，在实践意识方面获得了自我的内化，同时也会或多或少不同程度地存在一种“存在性焦虑或忧虑”。这就是说，儿童早期获得的本体性安全意识，为个体以后的互动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并在日后更复杂的互动实践中得到重要发展。

如上的讨论表明，吉登斯把他关于微观结构化研究所形成的重塑情境活动中的结构再生产的系统化的类型，运用于对信任机制的分析中，从而表明信任是个人本体性安全的基础，在日常生活中为自我提供了一种保护，对存在性焦虑情绪的对抗，需要人类个体持续不断地与外部世界达成良好的互动，这个过程既伴随人的整个生命历程，又伴随人自我主体意识活动的不断反思性实践，只有真正理解重塑情境的结构化机制，才能理解信任的原始培育和后续的不断实践性建构与人的安全存在的关系。

(三)位置定位体现日常接触结构化过程的本质特征

吉登斯的介入主体在情境中相互作用的系统结构化分析，逐步聚焦于介入主体的社会定位或位置定位，也就是所说的介入主体的“身份”确认，因为在特定情境中的介入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构化过程，实际上是在介入主体的社会定位的过程中实现的。吉登斯把社会定位看作在结构化过程中主体的基本属性，它构成了作为表意、支配与合法化过程的特定交织关系，同时涉及行动者的类型化问题。

吉登斯认为，一种社会定位，需要在某个社会关系网中指定一个人的确切“身份”或“类别”,同时伴有一系列特定的规范约束，扮演了某种特殊的角色，不仅携带着介入主体的动机激发、规范期待和“价值”的关系，而且体现着行动者在实践中的“定位过程”,也就是说，社会定位表明了介入主体的某种社会身份，蕴含着一系列特定的特权与责任以及与此位置相连的角色规定。①吉登斯的这种认识，应该说在他与菲利普·萨顿(Philip Suton)合著的《社会学基本概念》一书中，表达的更为简明扼要。

在《社会学基本概念》一书中，他们认为，“Status”一词兼具地位和身份两层含义。无论是地位还是身份，指向的均是人们在一个社会中所处的位置。而这个位置被这个特定的社会赋予占据这些位置的个人或他们的集合体一种特定的荣誉或声望。通过进一步分析韦伯的社会地位概念的含义，吉登斯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由于消费主义的转向，使得人们的社会地位的界定，越来越突破了“在传统社会中地位通常是不同情境下长时间面对面的互动所积累的第一手知识决定的”①这一划分标准，也越来越难以用韦伯等人给出的声望、荣誉、经济实力、权力等因素进行地位或身份划分的标准，表现出既涵盖韦伯等人的传统划分要素，又包括日常生活方式风格、身份意识，又附加了品味、象征符号的消费能力等因素共同作用的多维多层的复杂划分意识与划分标准，其中，个人的品位与所在的社会阶级位置呈现出一种正相关关系，与地位和能力相近的人进行交往、提升自己地位的互补**往，以及社会地位越来越是一个因其所处社会情境的差异而各有不同的“地位丛”等特征。在这些地位丛中，通常有一种位置主要决定了个体的社会声望。②我们看到，吉登斯在这里为我们描述了个体是如何在社会中被位置定位的，不论这种定位是先赋的，还是自致的；也不论主要是由经济、阶级等影响的，还是多元多维的复杂因素构成的，他突出强调了个体在特定社会中的地位的客观性。个体社会地位的客观复杂性使得每一个体的地位的确定成为一个极其困难但又非常重要的过程。

一旦我们把“位置定位”理解为“定位过程”,其丰富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吉登斯认为，按照结构化理论来思考这一问题，可以看到定位过程是围绕着时间性的三个方面或以三个方面为轴线建构起来的，即介入主体在日常接触中的移动、身体的不同运动和手势以及在跨社会系统中的定位，甚至与各社会系统的全球性地缘政治分布的融和与汇集。吉登斯认识到，在共同在场的情境下，行动者的定位过程是日常接触结构化过程的一个本质特征，也是社会整合的一个本质特征，其重要性非常明显地与社会总体时空伸延的程度密切相关。①

在吉登斯看来，社会定位是十分复杂的，在某些社会里，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几乎是重叠在一起的。而在当代社会里，个人定位非常宽泛和丰富多样，包括家庭、工作场所、邻里、城市、民族一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系统，都展现出系统整合的特征，它们把日常生活与大规模的时空延展关联起来。对于个人来说，日常生活时空路径中的定位过程是延续的，是其“生命周期”或生活道路的定位过程。定位是“主我”的形塑，定位过程也就是“主我”的形塑过程，是人格发展的完善过程。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格或主我发展通过“镜像”“反思”"成熟"等几个阶段，使其具有了反思性的行动能力，能够将自我、身份、场景、话语与行动连贯起来，使个人的行为符合社会性标准，遵从限制性因素的规约，并融入物质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整合过程。个人自我的定位与各种有形无形的社会制度的交织关系，提供了社会定位过程的总体框架，使得在制度化实践活动中的社会定位成为可能，为很好地把握与结构二重性联系在一起的各种时空定位过程②提供了基础。

社会定位与确定社会身份关系密切，是身份的“先赋性”特征(如年龄、性别、肤色等)与作为社会角色的社会身份在现实情景中互动的结果，它使我们既能够明确地看到规范性的权利与义务，又能够对自我“所期待”的行为方式做出规范性判断。我们认为，吉登斯这里实际上是看到了个体的客观地位与主体的身份认同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他结构二重性理论中社会与个体所具有的二者相互积极建构思想的又一次不经意表达。

吉登斯认为，“定位过程”涉及互动的情境性问题，并使我们可以直接阐发结构化理论的重要意义。“这种互动场景总是由特定的一处或一种场所提供的，共同在场条件下的常规化日常接触就发生于这种场所。这种场景所涉及的关系的区隔界限比起社会系统整体来，总是要明确一些。”①如果说所有社会互动都是情境定位的互动，那也就意味着“互动是发生在具体时空情境中的”。在时空上的常规性或例行性对于互动来说特别重要，因为例行常规以传统、习俗或习惯为基础，它体现出日常接触中的社会系统的制度化特征，对于在实践中维持某种本体性安全感，对于行动者的社会再生产的例行性，对于理解反映日常接触中的基本特征的信任和交往技巧，对于时空中的社会整合，对于身体的监控等都至关重要。

按照吉登斯的看法，任何个体在特定情境中的定位都与他在特定互动场景中所处的个人定位有关。个人定位决定了个体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不同的定位赋予了不同个体不同的社会身份，也对个体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当个体对自己的社会定位具有比较强烈的认同的时候，会对自己的角色有更深刻的认识，对自己的权利和责任有更积极和更清晰的理解，进而更主动地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从而推动社会更加协调有序的发展，而一个更有序的社会又会提供给社会中的个体更多的福利和馈赠，从而形成个体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但是，一旦个体对自己的定位无法产生认同，那么他就很难在这个社会身份中实现自己的人生意义，从而对他所在的社会产生异质感，这时，社会和个体之间的互动就会被打破，个体无法从社会得到良性的评价，也无法给予社会良性的诉求和互动，社会和个体之间的关系就陷入了僵化和停滞，个体甚至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社会定位离不开个体在空间中的互动，正是在场的互动情境即空间塑造了个性。在吉登斯看来，个体的生活从来就不是只与个体的私人情绪发生交互的，人生存在一定的空间里，与一定的空间发生关系，在这种交互过程中，个体间的空间流动所形成的公共空间，无疑是塑造个体身份认同的重要力量，是个体社会定位的重要形式。正如米德所说：“传统社会中自我的确定性是主体在特定的社会运动广延性和历史发展持续性中的连接建构而成的。”①个体对自我身份的识别，通常与他自己所处的现实的交互场景是分不开的。这一现实的交互场景，既包含了具有广延的现实空间，也包含了具有历史属性的记忆空间，而个体对他自我的确定性，也是建基于他所处的现实空间和他曾经经历过的记忆空间获得并确证的。一般来讲，现实空间和记忆空间之间是要有一定的持续性的，主体一定要在现实和记忆空间之间构筑某种联系，以保证自我身份认同的同一性。吉登斯认为，个体的认同就是在特定叙事进程中被开拓出来的。一旦这种叙事进程被打破，个体无法在现实和记忆空间之间形成一定的联系，他的自我认同就会被割裂，从而面临重构。正如胡金生教授所言：“深陷认同危机中的当代人，尽管仍然能够说出‘我’,但是，对这个‘我’的把握己经不是那么清晰和确定了，人们再次说我的时候也不那么理直气壮了。”①显然，空间对个人的社会定位的基础性意义是必须重视的。

个体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定位与群体的行为也是密切关联的，换句话说，个体的生存和生活并不是孤立的，个体的自我身份认同不可能离开他所处的群体以及环境，正是群体和环境提供给个体生存的基本条件和生活资料，从而使个体的定位有了基础和客观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②马克思的话表明，个体的定位和自我塑造，从来就不是只关涉个体自身的，而是个体和群体不断互动的过程，个体组成群体，个体的发展决定群体的发展，但同时，个体只能在群体中实现社会定位、自我认同和自我发展。

马克思在探讨人的本质的时候曾说过，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互动情境中的定位、自我理解、自我塑造等，绝不是抽象人格的理解和塑造，而是在社会整合系统中交互作用的结果。这就是说，个人在社会中的生产与生活，不可能离开现实的作为生存情境的社会关系，社会定位不能只从个体自身的维度出发来考虑。或许，这也是我们能够理解吉登斯为什么认为弗洛伊德人格理论三部分(本我、自我和超我)不能令人满意，从而用基本安全系统、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替换。吉登斯认为基本安全系统、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并不完全与本我、自我和超我一一对应，但个体行动者在他自己的行为构成中，往往植根于这三个人格维度的多个层面的交互作用，它们共同影响人的心理和认知。

社会整合的基础是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的反思性实践，是基于行动者的自觉意识和包含日常生活的社会规则与行动策略的实践意识形成的。社会生活的连续性使得行动者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是什么,日常生活主体的实践活动、认知能力、知识和权力等构成性特征，使得人们对反复不断地组织起来的实践活动有共同的理解，赋予社会实践行为以“有效性”,使得介入主体不偏离自己行为的目的，并与他人相互协调，共同行动，起到社会整合的效果。“社会整合必定和共同在场情境中发生的互动有关。”①也就是说，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密切关联。吉登斯以社会定位的区域化方式来分析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正是区域化方式引导着社区成员日常行为所遵循的时空路径，而这些时空路径也形塑了这些区域化方式，这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过程，内在包含了社会系统基本制度参数和再生产出这些基本的制度参数二者之间的互动方式，体现出共同在场的性质和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融合，表明广泛的“跨社会系统”之间存在的联系。吉登斯把那些影响行动者对系统再生产条件的“洞察”的情况大致归纳为四个方面：行动者凭借自己的社会定位所拥有的获得知识的方式；组织并表达知识的类型；与被视为“知识”的信念主张的有效性相关的情况；与可利用的知识的传递方式有关的因素。①正是基于这些因素，人们能够很好理解行动者的“情境定位”、结构化理论构想的社会秩序、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之间的关系、互动场景中人的行为的复杂性、场所、身体及其流动与沟通媒介之间的关系、作为制度基础的“固定性”场所的丰富性等。

吉登斯总结了他的关于“社会生活与社会制度的情境性”的社会定位思想，十分感慨地说，随着时间的“逝去”,空间的“隐遁”,在场和不在场的交织，所有的这些因素，不仅把人们所有的社会生活都卷入其中，而且它们也以有形或无形的共有方式构成了人们的生活。身体和环境的物性赋予人的社会生活以一种序列性，但也限制了个人与“不在场”的他人的接触方式。时间地理学提供给我们一种可以标示日常活动中时空轨迹的交织现象的非常重要的方法，但我们还必须把时间地理学纳入更为充分恰当的理论之中，对行动者和互动场景的组织过程都进行说明。②吉登斯认为，场所和区域化观念的提出，使得我们想要借助这些观念来阐述一套有助于我们将情境性理解为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关联的概念图式，社会身份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定位实践关系，构成了结构的虚拟时空，使我们能够把各种规范性的权利、义务和约束与情境化的社会行为的规则联系在一起，运用各种标准化的标志是所有社会生活中基本的做法，但在不同的文化中却存在广泛的差异。

总体来看，吉登斯基于情境对复杂社会系统行为整合机制的微观研究，以结构化理论的观点，采取了两种方法论置括号的方式阐述了其基本思想。所谓两种方法论置括号包括了制度分析和策略行为分析，也就是说，吉登斯是把各种社会制度和介入主体的行为策略作为复杂社会系统中人的实践活动的背景性要素来看待的，是必然存在的和在场的要素，制度要素在于表明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是社会系统周而复始再生产出来的特征，策略行为要素在于表明行动者对各种结构性特征的利用方式产生的结构性特征，这两种特征是密切关联的，构成了结构的二重性。策略行为分析表明吉登斯赋予了话语意识和实践意识在系统化中的优先地位，强调了行动者在明确的情境边界内所采取的各种控制策略的价值，互动场景的制度化特性则在方法论上被假定为“既定的”存在，从而一起构成了系统的结构化，在微观上展示出一定群体的行动者在特定情境中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及其机制，具有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

位置定位体现日常接触结构化过程的本质特征的理论研究，也被吉登斯用来对信任的本质进行理性分析。吉登斯认为，信任在本质上是积极的社会行为，是在面对风险时做出的反思性的系统整合的结果。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社会的运行是建立在抽象系统的基础之上的，抽象系统为人类社会生活的运转提供了秩序方面的安全保障，但也是一种高风险后果的社会。吉登斯指出：“抽象系统大规模地侵入到日常生活中去便产生了使个体不知所措的风险；高风险后果就落在此范围之内。”①抽象系统充满大量的风险，也为日常生活中的信任带来了困难，人们对抽象系统的信任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被日常生活自身的环境所强化，信任危机事件频发，因此，必须倡导或建立一种积极的或主动的信任关系。吉登斯所谓的积极的信任机制指对人或者系统的信任必须通过积极的方式去建立和维系，民主对话、开放等手段，在重构积极信任机制过程中十分重要，这就要求人们在日常接触中重新进行位置定位，在人际关系、婚姻和家庭等个人生活领域，发展出一种纯粹关系。纯粹关系是一种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缔结和保持的关系——因为它可以产生与他人或其他组织发生联系的补偿。②这种纯粹的信任关系是一种理想模式，通过互动情境中介入主体的积极的沟通与民主的对话，通过对社会地位、角色以及经济等因素的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在位置定位中建立和维系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吉登斯认为，信任问题从根本上指涉的是社会关系，它与社会秩序密切相关，是在人与人的交互系统中各种因素结构化的产物。吉登斯强调了主动信任在小到人际交往大到全球秩序中对社会团结起的重要作用。积极或主动信任包含了一些重要的定位机制，如环境——积极信任领域；人际关系——以诚实和沟通为基础的相互信任；抽象制度——社会可见性和有条件的责任；国家——民间社团；全球秩序——世界性的交往。①而这或许就是吉登斯为什么认为“社会系统不是由角色而是由实践(再生产)构成的”②原因所在，正是个体的实践连接了行动者的行动和结构，也促使个体完成了社会情境中的位置定位。因此，我们不难看出，正是在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情境中介入主体的位置定位、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不仅使积极信任成为可能，而且也使之有规可循。

如上，我们就吉登斯关于在重构情境中复杂社会系统行为的整合机制的讨论表明，吉登斯在微观层面关于社会系统的结构化思想，以其社会整合是共同在场情境下的系统性、日常接触体现在场情境系统化的一般机制、位置定位体现日常接触结构化过程的本质特征等内容，展现出微观社会系统延展和结构化的一般机制，而以信任机制为例所做的具体分析，使我们对其运行机制的实际过程有了更清晰的把握和认识，它不仅显示出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认识论内涵，同时也蕴含了可加以拓展性运用的重要的方法论价值，为在社会实践中解决当代社会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