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享有崇高威望，受到人们广泛的赞誉，除了他所成就的事业这一原因之外，还在于他人格的伟大。

蔡元培人格的伟大，首先表现在他的“无所不容”,宅心仁，待人恕，既具有儒家所提倡的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美德，又有近代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精神。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他始终安贫乐道，平易和蔼，待人诚挚，对上不谄不卑，对下不倨不傲，行事民主，择善如流，乐于助人，被人称为“好好先生”;在学术上则不执己见，兼容并蓄，如大海容纳众流，不厌涓滴。在清末从事新式教育和反清革命期间，他曾以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的身份，不顾长子变故，亲往南京借钱，为南洋公学的退学学生创办爱国学社，后又不惧清廷的**威，每月轮流探望关在狱中的革命同志章太炎和邹容，并破除狭隘的地域观念和宗派思想，始终维护革命党人的内部团结。民国初年，他以教育总长之尊，礼贤下士，广泛听取教育界各类人士意见，并排除党派之见，诚邀共和党人范源濂为次长，共襄教育事业。“五四”时期，蔡元培以北大校长之尊而始终保持书生本色，无论是对校工还是对学生从不摆校长架子，也不要校长排场，施行春风化雨之教，赢得北大莘莘学子的无限爱戴和拥护。同时，他还在北大奉行人才主义，不计年龄，不计党派和政治立场，既热情延请新派教员，也诚恳地任用那些确有学问的旧派教员，不专权，不居功，民主办校，充分调动和尊重广大教员的积极性，使他们各尽其才。受蔡元培人格魅力的感召，当时有名望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愿投其麾下，为其所用。蔡元培也由此而被胡适称为有“做领袖”的风范。

另一方面，蔡元培又是一位勇于坚持真理、“有所不为”的人。每遇大事，他临艰危而不惧，守正不阿，绝不苟同，敢怒、敢恨、敢斗，难进而易退。他在24岁任上虞县志总纂时，便因所订条例不得分纂赞同而辞职；32岁时，见戊戌变法失败，不屑与清廷官僚共事而毅然告假离京；任绍兴中西学堂总理时又因提倡新学与旧教员意见不合而辞职；35岁任教上海南洋公学，因学校当局无理开除学生，调解无效而辞职。民国元年，他因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又与国民党阁员同进退而辞去教育总长。任北大校长时，他为实现其教育救国的理想，不但与反动的北洋政府和趾高气扬的洋人斗，而且不惜与他所亲爱的学生和教员斗。南京国民政府时代，因不满国民党当局的内外政策，他又毅然辞去监察院院长、国民政府委员、代理司法部长等要职，而专任无权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并以“在朝人”的身份，不顾南京国民党当局的一再威胁，组织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蔡元培不只是一位谦冲和蔼、春风化雨的长者，同时也是一位敢作敢为、特立独行的勇者。

蔡元培这种“和而不同”“无所不容”和“有所不为”的精神，使他一方面能在急剧变化的近代中国做到与时俱进、履行中国知识分子为国家和民族立功、立业的道德要求，另一方面又使他无论在政界还是在学界都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维护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由此倍受人们的景仰。

蔡元培人格的另一伟大之处，还在于他是一位真正做到言行合一、公德和私德都高尚的人。无论是“无所不容”,还是“有所不为”,蔡元培行之，都出于率真，毫无半点的矫揉，绝不媚俗，其有容是率真的有容，其“有所不为”也出乎自然坦诚。他是一位真正“有真好恶”的人，“他的一言一动，不论做什么事，总有一段真意行乎其间”①,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标准的一个人”②。

总之，蔡元培属于历史上少数那种以伟大人格和高尚道德以及知识和思想成就伟大事业的人；他的人格和道德，凝结了中西两种文化的精华，已超越了时代和阶级，成为一份不朽的遗产。在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失落的今天，蔡元培的精神人格尤其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和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