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享有崇高地位，被尊为学界领袖，在于他为中国现代教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

除早年从事兴办新式学校外，蔡元培为中国现代教育事业所做的第一件工作为出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奠定中国现代教育新体制。在1912年任民国教育总长的半年里，蔡元培以丰富的教育经验和卓越的领导才能，组建高效廉洁的中央教育行政机关，一面对传统的封建教育制度进行彻底清算，如废除“忠君”"尊孔"的封建教育宗旨，禁止使用清末学部颁行的旧教科书，废除旧时代奖励科举出身的办法，废止中小学读经，等等；一面提出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等“五育”并举的新的教育方针，制定和颁布一系列新的教育法令和法规，主持召开首次全国教育会议，确立中华民国新学制，从而实现了由封建旧教育向近代新教育的转化，并有力地配合了民国初年民主共和政治的建设。

蔡元培在推动现代教育事业方面所做的另一件比较有影响的工作为发起和领导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蔡元培于民国初年参与发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虽然由于违背一般的留学教育规律，在1921年之后即趋夭折，但作为一项新生事物，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不失为中国近代留学史上的一个重大创举，开创了一种新的自费留学模式，促进了教育观念的变革，既为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和经济建设培养了一批有用人才，同时还为近代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革命家。在蔡元培等人的倡导下，“五四”前后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周恩来、蔡和森、邓小平、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王若飞、蔡畅、向警予、陈延年等，正是在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中，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所产生的这一深远影响，虽非蔡元培始料所及，但论其结果，则不能不说是蔡元培的又一重大功劳。

蔡元培为中国现代教育事业所做的最具影响的工作，是出任北大校长、书写中国现代大学教育新篇章。蔡元培在1917—1923年主持北京大学期间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诸如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宣传教育独立，主张“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①,强调“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②,以及根据这些教育理念实行教授治校、民主办学的管理体制，推行选科制，沟通文理，在大学设立研究所，开放女禁，实行大学男女同校，实行平民教育，提倡学生自治，营造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校园文化，等等，无不开中国大学教育制度的先河。这些改革措施和办学理念，不但把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改造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全国最高学府，而且对整个教育界和思想界都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开创了一代新风气、新风尚。

继成功改造北大之后，蔡元培晚年还以国民党元老身份，继续为推动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竭尽绵薄之力。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蔡元培力推教育行政改革，提议仿效法国教育行政制度，组织成立中华民国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和教育行政机关，在全国推行大学区制，以贯彻教育独立和“以教育家办教育”的理想。在1927—1928年任大学院院长的一年多里，蔡元培努力争取教育经费独立、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教师待遇，亲自主持召开第二届全国教育会议，为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确立具体目标，提倡以“科学化”“劳动化”和“艺术化”作为新的教育方针①,倡议创办上海音乐院(1928年7月改名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和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并重视体育教育，提倡青年学生要有“狮子样的体力”“猴子样的敏捷""骆驼样的精神""崇好美术的素养”和“自立”“爱人”的美德。②1929年大学区制改革失败之后，蔡元培虽然辞却大学院院长一职，不再在教育界担任正式行政职务，但他继续与教育界人士一道，致力于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

截至1935年蔡元培宣布辞去兼职，他当时在社会上的20余项兼职多与教育事业有关，如中国公学校董兼董事长、上海法学院校董、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董兼主席校董、爱国女学校董兼主席校董、苏州振华女学校董、南通学院校董、北平孔德学校校长、中华职业教育社评议员、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兼董事长、鸿英教育基金董事会董事及董事长、寰球中国学生会会员、全国国语教育促进会会长、中华职业教育社评议员、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监事、音乐艺文社社员、故宫博物院理事及理事长、上海市图书馆临时董事会董事及董事长、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等等。③蔡元培不愧为中国近代一位名副其实的大教育家和教育救国论的忠诚践行者，他在教育界所成就的事业迄今仍惠泽中国，并对当今的中国教育亦仍然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