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固然要解决国内各民族的关系，但它最终还是要面临如何处理中国与世界上不同民族国家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西方的民族主义不同，他从一开始就站在被压迫民族的立场上，坚决反对西方民族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倾向，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主张发扬中国传统王道文化，济弱扶倾，实现民族主义与世界大同理想的有机统一。

首先，近代中国作为一个被侵略、被压迫的国家，使得孙中山在争取中国民族的解放和独立过程中，一开始就对世界上其他被压迫的民族寄予深切的同情，并把谋求中国民族的独立和富强与世界其他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系起来。在19世纪90年代他最初从事民族民主革命活动时，孙中山就曾积极支持菲律宾的反美斗争，认为“远东各国的问题是可以放在一起来研究的，这些问题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①,确信如果中国革命成功，那么,“无论对中国而言或是对菲律宾而言，都是有利的”②。鉴于亚洲大多数国家人民大抵为“受屈部分之人类”,孙中山还打出“大亚洲主义”口号，极力呼吁亚洲各国人民联合起来，特别是中日两国人民团结起来，相互支持，共同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他在1897年秋与日人宫崎滔天等日人谈话时即表达了这一思想，指出：“余固信为支那苍生，为亚洲黄种，为世界人道，而兴起革命军，天必助之。”“欲以救支那四万万之苍生，雪亚东黄种之屈辱，恢复宇内之人道而拥护之者，惟有成就我国之革命，即为得之。”③在此后的革命活动中孙中山始终抱有这一思想。1924年11月在日本神户的一次演说中，孙中山对他的“大亚洲主义”主张做了专门的阐述，明确表示：“‘大亚洲主义’就是为亚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么样才可以抵抗欧洲强盛民族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要为被压迫的民族打不平的问题。”④他真诚地呼吁已取得民族独立的日本从“大亚洲主义”出发，不要做西方霸道的“鹰犬”,而要做东方王道的“干城”,积极支持亚洲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

其次，除强调亚洲各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和相互支持外，孙中山晚年还提出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主持正义的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1924年秋，他在做民族主义演讲中就认为“此后世界人类要分两方面去决斗，一方面是十二万万五千万人，一方面是二万万五千万人”①。即十二万万五千万人构成被压迫民族阵营，他们具有共同的命运；二万万五千万人构成压迫民族阵营，他们是被压迫民族的大敌。同时，孙中山还预言“将来白人主张公理的，黄人主张公理的，一定是联合起来；白人主张强权的，和黄人主张强权的，也一定是联合起来”②。并明确指出：“我们要能够抵抗强权，就要我们四万万人和十二万万五千万人联合起来。”③1925年3月11日在《国事遗嘱》中，孙中山又谆谆告导：欲达民族主义的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④。

在此要特别指出的是，孙中山晚年提出“联俄”的主张，主要也是从主持公理、反对强权这一民族主义立场出发的。在他看来，经过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已一改沙皇俄国的侵略政策，成了一个反抗强权、主张公理的国家；一个爱好和平、帮助弱小民族谋求解放的国家，是一个“平等待我”的国家，他说：“近百年以来，俄国是世界上顶强的国家，不但是亚洲的日本、中国怕他侵入，就是欧洲的英国、德国也怕他侵入。他们在帝国时代，专持侵略政策，想扩张领土。……自欧战以后，俄国人自己推翻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的国家变成新社会主义的国家……改组内部，把从前用武力的旧政策，改成用和平的新政策。这种新政策，不但是没有侵略各国的野心，并且抑强扶弱，主持公道。”⑤在《致苏俄遗书》中，孙中山强调的也是在反对帝国主义、谋求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过程中与苏联的联合，写道：“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①而在主张联俄的同时，孙中山对十月革命后俄国实行的苏维埃制度其实并不欣赏，曾明确表示“联俄”并不意味要照搬俄国的制度，称：“至于说到国家制度，中国有中国的制度，俄国有俄国的制度；因为中国同俄国的国情彼此向来不相同，所以制度也不能相同。”②

最后，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或者说世界大同理想两者之间的关系上，孙中山没有陷入理想主义，他既反对不切实际的民族虚无主义，也不赞同狭隘的民族主义，主张在完成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最终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在1924年秋所做的《民族主义》的演讲中，孙中山一方面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国内一些主张放弃民族主义、提倡世界主义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提倡世界主义、放弃民族主义，就好像一个中了头彩、并将彩票藏在竹杠内的苦力在兑奖前就将竹杠投入海中一样愚蠢，指出西方列强之所以天天鼓吹世界主义，说民族主义的范围太狭隘，目的就是维持他们在世界的垄断地位，“不准弱小民族复兴”,他们主张的世界主义“就是变相的帝国主义与变相的侵略主义”,强调“我们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得来讲世界主义”;“我们要发达世界主义，先要民族主义巩固才行。如果民族主义不能巩固，世界主义也就不能发达”。①而与此同时，孙中山又明确表示，中国的民族主义决不走西方列强“灭人国家”的老路，中国强盛后一定要发扬传统的王道文化，济弱扶倾，以世界大同作为民族主义的最后理想，指出：“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如果中国不能够担负这个责任，那么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没有大利。中国对于世界究竟要负什么责任呢?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去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如果全国人民都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才可以发达。若是不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便没有希望。我们今日在没有发达之先，立定扶倾济弱的志愿，将来到了强盛时候，想到今日身受过了列强政治经济压迫的痛苦，将来弱小民族如果也受这种痛苦，我们便要把那些帝国主义来消灭，那才算是治国平天下。……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②孙中山在这里实际上阐述了中国要和平崛起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