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文化也同样处于转型过程中。对处于转型期中的近代中国文化，学术界虽然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但从文化转型角度较为宏观、系统地探讨近代中国文化的著作并不多见。①最近，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耿云志先生主持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课题组的学者们分别撰写的9部著作①,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因受篇幅的限制，本文仅就耿云志先生所著《近代中国文化转型导论》(以下简称《导论》)的内容和学术贡献做一简介。

第一，作为“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课题的导论卷，《导论》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对自明末清初至20世纪一二十年代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文化向近代转型的轨迹做了系统的勾勒和描述。尽管耿云志认为中国文化近代化的真正开端应定在19世纪40年代，但并不否认明清之际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的确发生了异动，指出明清之际陆王心学的崛起，来自民间的对以忠君为核心的专制主义宗法伦理的挑战，黄宗羲、唐甄等著名思想家对民本主义思想新的开掘与发挥，以及中国当时在农学、医学、音律学、地理学、工艺制造学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表明伴随晚明中国社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在传统社会母体内开始涌现某些新的文化因素。清代前期，统治者实行严厉的文化专制主义，晚明开启的文化异动被中断。但由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四位大师开创的以追求实证和保存、整理及总结民族文化为特点的清学，为中国后来发生的近代文化转型积累了一些必要的条件：譬如乾嘉考据之学所取得的成就及所体现的精神和方法，便开启了近代中国实证理性之先河；子学的复兴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儒学一统的局面，不但开拓了学术的新领域，同时也开始养成了一点自由研究的学风，由此带来一定程度的思想和学术的解放；戴震所阐发的达情遂欲的学说，不只是对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人伦观的否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提出了“人的解放”的近代性课题；而乾嘉后期今文经学的抬头、经世致用思潮的勃兴，尤其是今文经学家龚自珍呼唤“改革”的主张以及对“人各有私”的合理性的大力张扬，亦多含有近代性因素。

耿云志认为，从鸦片战争至1895年洋务运动的失败，中国士大夫的文化观念经历了从以“天朝上国”自居到“师夷长技”的转变，开始学习和引进西学，创办一些近代性的新事业，渐渐形成近代文化的初基，产生了颇具张力的“中体西用”的文化观念。自1895年至1911年清朝覆灭的十几年里，洋务运动时期形成的“中体西用”的文化观念遭遇激烈挑战，“中体”发生动摇并被否定，改革与革命主导社会文化潮流。举凡这一时期的报刊、专著和译书、小说，以及实业活动，乃至许多社会活动无不紧扣政治主题。与此同时，一种与政府文化系统和传统民间文化系统有别的近代社会公共文化空间亦随之初步形成，作为近代社会公共文化空间载体的近代教育、各类社会团体组织以及社会传媒系统都在这一时期得到发展。西方思想文化借助社会公共文化空间得以广泛传播，中国传统政教制度受到严峻挑战。由此，清末思想文化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如传统的尊君观念被摈弃，孔子与儒学的独尊地位受到根本动摇，文化的平民化和社会风俗的变革得以启动，世界化与个性主义观念开始萌发。民国初年，因政治失序，新旧思想围绕共和制与君主制、孔教与反孔教，以及新旧道德问题，发生激烈的冲突，为即将到来的新文化运动创造了条件。1917年年初，陈独秀、胡适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为主题正式开启了新文化运动。随后，在五四运动的巨大推力下，新文化运动取得迅猛发展。白话取代文言，打破中国数千年来因言文分离造成的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的隔离，为提高和丰富全民族的文化与精神生活提供了利器。各种新教育思想纷纷传入，教育宗旨、教育体制、教育方法和教育内容发生深刻变革，在充分吸收外国先进教育思想和经验并结合中国国情基础上制定并颁布的“壬戌学制”,为中国新教育制度奠定了基础，标志着中国新教育臻于成熟。新文化运动唤醒了一代青年对自主人格、个性自由的追求，以及对社会、国家和民族使命的自觉，青年人积极参与组织和成立各类社团，走上与社会相结合的道路；新文化运动还动员了部分工农群众，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普通民众思想观念和社会风俗的变革，对尔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所倡导和宣传的思想观念和文化观念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水平。作为新文化运动主要观念之一的民主观念，已不局限于此前制度层面的思考和探索，而是把民主细化和深化为平民主义和个性主义两个观念，从而为实现真实的民主制度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科学也不是停留在此前对自然科学的提倡上，而是突出强调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态度的普遍意义。新文化运动秉持一种开放的文化观念，这种开放的文化观念实质上已突破了东西文化异同和优劣的比较，以文化的世界化为出发点，主张中国文化要和世界文化相接触，并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与世界文化一同发展，既要吸收世界新文化，同时又不丧失自己的文化价值，在促进世界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对于《导论》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讨论止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耿云志亦做过专门的解释。理由是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过程中，新文化运动占有十分独特的地位，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一大枢纽”:一方面它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孕育出来的一切新质文化因素聚合的产物，对传统文化做了一次全面的“体检”;另一方面，它又提出了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基本观念，开出了中国近代新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因此，从鸦片战争至新文化运动时期构成了“近代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一个相对完整的段落”①。五四运动之后，伴随《新青年》同人的分化，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国民党的改组，文化运动让位于政治运动，政治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第一位关注的焦点，政治决定一切，文化服从于政治的需要。就此来说，《导论》对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讨论止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具有相当合理性的。

第二，《导论》对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发展方向提出新的见解。在这个问题上，以往的研究一般都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近代中国近代新文化的核心及发展趋向，《导论》则在考察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基础上强调“个性主义”和“世界化”才是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向。耿云志指出：所谓个性主义，即是把个人从中国传统专制制度和宗法制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每个人都成为自主、独立的人。由此，人民、百姓、大众不再是某种抽象物，而是由一个个真实的、具体的个人组成的社会主体。寻得了这个社会主体，民主制度才能落到实处。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使每个人有机会发挥其主动精神和创造能力；社会才能充满生机，不断进步。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文化方可谓真正走上了近现代的发展轨道。个性主义的文化观念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萌发，经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力阐发，终于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国文化，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向。耿云志指出，新文化运动对个性主义的阐发，有三点主要贡献：第一，对个性主义的内涵做了清晰的界定，一是必须有个人意志自由；二是必须由个人承担责任。前者同一切奴隶主义划清界限；后者则同任何自我放纵、为所欲为的自私自利者划清界限。有了这样清晰的界定，个性主义就有了正当的意义，除了与专制主义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人，除了思想极端顽固的人，就有可能接受个性主义的观念，或采取同情的态度，或至少可以采取中立的态度。第二，明确了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民族自由的正确关系。严复、梁启超是中国早期自由观念最重要的启蒙者和宣传家。然而，他们都在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民族自由的关系的问题上陷入困惑。他们甚至认为，为了国家的自由，民族的自由，应当放弃和牺牲个人的自由。这显然是不对的。历史证明了，如果人们都放弃了个人的自由，结果所争来的国家的自由、民族的自由，都只会成为供新的专制主义者用来压制个人自由的最好理由和根据。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则明白地指出，争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民族的自由，两者是根本上一致的。只有自由的人民才会创造出自由的国家；而自由的国家，其人民一定是自由的。第三，把个性主义、个人自由同民主制度的落实直接联系起来。认定个人自主、自立，以及个人自由是近代民主国家的根本基础，个人不是国家的附属物，国家以保护其每个公民的权利、利益为其根本使命。所以，真实的民主制度是以个人权利的保障为基础的。

所谓世界化，就是以开放的文化心态处理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一方面把中国文化如实地看成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从世界文化中汲取于我们有益的成分，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文化，同时又把我们的文化之优秀的东西贡献给世界，促进世界文化之进步。文化之世界化，绝不是要超脱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另创造一种所谓“世界文化”;更不是以某一个民族的文化取代各国各民族的文化而成为所谓的“世界文化”。文化的世界化，只是要促进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沟通，各取其有益于己者，以发展各自的文化，同时，又各献其所长，以丰富和推动世界文化的进步。这种世界化的文化观念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萌发，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臻于成熟并得以确立。

《导论》将“个性主义”和“世界化”作为近代中国文化的核心观念及中国近代新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向，显然比学界以前所说的“民主”和“科学”更为深刻地把握了近代中国新文化之精髓，也更加具有普遍性。因此，以“个性主义”代替“民主”作为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核心观念和基本发展趋向，不仅概念更精确，而且对推动新文化的发展也更具有指导意义，更易于推动民主落实到位。而“科学”固然为中国新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但“科学”无论是作为工具理性还是价值理性，都不足以代表和涵盖新文化的本质要求，因此它在近代中国就曾遭到一些新文化运动人士的质疑。《导论》所说的“世界化”则是对近代中国文化发展实际情况的一个高度概括，并且事实也证明了这一概括的正确性——今日的中国新文化便是继续走在世界化的大道上。

第三，《导论》对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中政治变革与文化转型的关系做了历史的、辩证的分析。耿云志指出，在近代中国，人们是先有政治觉醒，然后才有文化觉醒。政治觉醒与文化觉醒的方向是一致的，政治觉醒的过程就是通过暴力革命或和平改革，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取代君主专制制度；文化觉醒的过程，就是将近乎封闭的、以孔子与儒学定于一尊的、基于天地君亲师核心价值观的宗法体系，压抑个性的古代文化，转变为开放式的、否定一尊的权威、鼓励个性发展的近代文化。这也就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过程。政治转型与文化转型，这两个过程同流并进，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政治觉醒促使中国文化的转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出现的政治变革运动，便在许多方面促使中国近代文化开始起步。例如，为因应这一时期政治变革的需要，中国社会开始出现新式学堂、近代传媒，以及大量的新知识、新观念。而民初民主共和政治的失败，则进一步推动中国人的文化觉醒，形成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个性主义的文化观念和开放的文化观念。另一方面，文化觉醒也给近代中国政治变革造成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中又以新文化运动造成的文化觉醒给中国政治所带来的影响最为明显。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人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主要集中于参政权与对政府的监督权上；而在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个性主义文化观念的洗礼之后，直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争取民主的斗争，都很明显地将争取个人自由和基本人权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上。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平民主义文化观念，则直接推动了知识分子与工农民众相结合，使以后中国的政治运动和革命运动都带上了突出的群众运动色彩。

对于近代中国政治觉醒优先于文化觉醒的现象，耿云志一方面承认其历史合理性，指出由于近代中国所处的特殊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及所面对的历史抉择，使得政治问题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和超越其他问题的紧迫性。政治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得不到妥善的解决。另一方面，耿云志对政治变革主导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积极意义又持相当谨慎的态度，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政治觉醒所带动的近代中国文化的变动是很有限、很表面、很肤浅的，许多的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都还停留在很初步的水平上，只是略引其绪而已，并且波及的层面也很有限，根本没有渗透到最大多数的人民中间去。五四运动之后占据中国政治舞台的国民革命，固然使文化的平民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真正的贯彻，但同样也带来了急功近利的弊端，向工农民众所灌输的新文化往往都是些半生不熟的东西，致使中国的文化转型长期存在高度泛政治化倾向。

第四，《导论》对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中出现的保守主义文化现象做了历史考察，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耿云志首先指出，保守主义的含义向来不十分确定——保守主义对开放主义而言，主张保守本民族文化，拒绝外来文化；保守主义对任何改革或革命的趋势而言，主张保持现状，维护固有的东西；保守主义对激进主义而言，主张温和、缓进的改革，不赞成急遽地或大幅度地改变现状。就中国近代保守主义者而言，他们曾以各种不同的面目出现过，主张各有不同，其所扮演的角色、所起的历史作用亦各不相同。洋务运动时期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思想特征是，坚持“夷夏之防”,完全排斥西方文化，反对洋务运动，是一种封闭主义的文化心态，阻碍中国朝进步的方向前进。戊戌维新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特征是，不再完全排斥西方文化，已不同于洋务运动时期以倭仁为代表的原教旨主义的文化保守主义，已可以承认洋务运动的正当性，但仍信守“中体西用”文化观念，坚守儒家的纲常名教，反对康、梁变法。辛亥革命时期出现的国粹主义与以往两种文化保守主义不同，它既不排斥西学，也不保守纲常名教，只是为配合其民族主义宣传，主张要用国学、国粹铸造国魂；它只是形式上的文化保守主义，实质却是趋新和革命的；但随着辛亥革命的退潮，其文化的保守性一面逐渐显露，为后来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学衡派所承接。新文化运动时期学衡派的文化保守主义的一个最大特征是，以西学为武器，与新文化运动相抗衡，无根据地指责新文化弃绝传统，指责新文化输入的西方文化都是糟粕，指责新文化提倡平民主义，指责新文化迷信进化主义和进步主义，笼统、抽象地提倡维系与西方相通的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

在对中国近代各个不同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特点和角色进行上述历史考察之后，耿云志进一步对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总体趋势和特点做了概括和总结，指出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过程中，保守主义扮演了重要角色；保守主义虽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作用和特点，但他们在各个时期都充当了传统的守护者，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所要保守和所能保守的传统的范围在不断地缩减。保守主义者起初极端排外，对西方文化一概排斥。鸦片战争后20年左右，渐渐兴起“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其所师者，不过器物、工艺而已。19世纪90年代至民国初年，一般保守主义者(其人数已经大大减少)知道君主专制制度已保不住，于是退而求保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圣圣相传的学说思想等纯属精神文化的东西。清末的国粹主义者、民初的尊孔主义者，以及新文化运动初起时的一些保守主义者均属此类。直至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学衡派最后在退无可退的情况下，于西方新起的一种保守主义的特别流派中，找到托命之地。

第五，《导论》既对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中知识分子所遭遇的精神困惑做了探讨，也对社会条件如何影响和制约近代中国文化的转型做了扼要的分析。耿云志指出，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近代中国人遇到的精神困惑一是中西问题，二是古今问题，三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问题。在中西问题上，近代中国人的困惑在于始终不能摆脱中西文化的差异和优劣比较，不能从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接触和交流中认识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认识到人类文化发展的趋势，从而产生深刻的文化自觉。在古今问题上，近代中国人的困惑在于不能正确对待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在西方的挑战面前，在现代的挑战面前，缺乏创新的精神和勇气，常常以祖上昔日的光荣和中国历史的辉煌安慰自己，从而妨碍找出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上，近代中国人的困惑在于错误地将中国文明等同于精神文明，将西方文明等同于物质文明，并以中国的精神文明高于西方的物质文明这一经不起检验的观念来安慰自己，并回避现实的严峻挑战，以致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人们去正确认识西方和世界的新文化，同时也妨碍人们去正确地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这些困惑的原因，除了因为国家长期封闭，国人对西方文化缺乏了解之外，还因为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相遇是在中国遭受西方侵略的背景之下发生的，而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政治长期滞后发展，也导致人们不能从容、理性地看待文化问题的争论，以致文化问题常常被政治所裹胁，被政客们所利用。

就社会条件对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制约来说，耿云志着重从物质条件和人的素质两方面进行了分析。就物质条件而言，耿云志指出，近代文化是以近代的经济基础为依托的；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近代经济，是不可能发展出近代文化的，最多只可能产生某些个别的、不太明确的、含有近代性的观念而已。中国近代新文化主要局限于沿海、沿江和近代交通可达的狭窄地域范围内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近代经济不发达，全国绝大多数人口仍在小农经济中生存，仍以家族或家庭为主要生产单位。由于近代经济的微弱，近代中国的新兴阶级——资产阶级和产业工人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力量，近代中国的新文化事业主要由一部分知识分子承担，而知识分子是一个缺乏独立性的不稳定的社会阶层，这也影响了他们所从事的新文化事业不可能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总之，从长时段观察，近代文化的发展程度是与近代经济的发展程度相对应的；在经济的近代化转型没有完成之前，一般地说，文化的近代化转型也是难以彻底完成的。

就国民素质而言，耿云志认为影响国民素质最基本的是初等教育，而近代中国国民受教育的人数在总人口中始终只占很少的比例，受教育的程度亦不高，社会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之间的鸿沟始终存在，而近代中国内外矛盾所激成的革命形势，又使得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之间的对立特别尖锐，以致形成人们心目中的反动统治阶级的文化与革命的被压迫的人民大众的文化之间的对立和斗争，长期不能进行扎扎实实的文化建设工作，从而极大地影响近代中国文化的更新和转型。耿云志指出，在一个社会里，存在着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这是很自然、很正常的。问题是要建立起两者之间的良性关系。在和平发展的和谐社会条件下，活跃的下层文化经常会产生一些值得注意的新东西。这些东西被上层文化摄取和吸收，遂丰富和发展了上层文化。反过来，丰富发展了的上层文化，又会影响下层文化的提高。在中国近代史上，固然在革命营垒内部，或在反动营垒内部，也存在着某种形式的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的互动关系。但就全民族、全社会来说，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只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社会中这种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才开始逐渐形成。

第六，《导论》对近代中国新文化源流中传统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做了新的诠释。近代中国文化的形成与中国古代文化形成的一个最大的区别是：中国古代文化虽然也受过一些外来文化的影响，但基本上是在中华文化圈内独自生成的；而近代中国文化则始终是在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的接触和碰撞中生成的。因此，如何看待近代中国新文化源流中传统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就成了近代知识分子和后来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学者们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有的片面强调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优越性，鄙视和排斥西方文化，认为近代中国新文化只要致力于保存和发掘中国固有文化的精髓就可以了；近年在学界中出现的“中国中心观”的研究范式，一定程度就认同了这种观点。有的则片面强调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和作用，完全否定传统文化，视中国固有文化为“博物馆的陈列品”,将近代中国文化等同于“西化”;中国近代史学界中所谓的“冲击—回应”模式，就代表了这种倾向。《导论》对上述两种观点和研究模式都采取批评态度，认为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问题上，片面强调外来文化的冲击作用，或片面强调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现代转换，都是不符合实际的。并且，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在近代中国文化生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能从教条主义出发，强分主次，而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传统文化内部积累起一定的新质因素，但还不足以自行发生质变的时候，外部的刺激、外来的某种具有关键性的新文化因素的震**和催化作用就是必不可少的。这时，来自外部的刺激就是最迫切需要的主要条件了。反过来，当外部的刺激已经发生，而内部的新质因素尚未形成变化的机制时，努力促成这种内在机制的形成，就成为最迫切、最重要的条件了。耿云志指出，所谓文化转型，不可能是一夜之间一种文化突然变成另一种文化，或骤然以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而只能是在文化内部变动逐渐积累的基础上，又受到外来文化的刺激，并吸收其若干有益成分之后产生出新的文化。这种变化不论有多么巨大，多么深刻，它终究是在旧有文化积累的基础上发生的，旧有文化中一切有用的东西是绝不会丧失掉的。耿云志的这一论断，对于我们如何正确对待中国新文化源流中的传统文化成分和外来文化成分，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

综上所述，《导论》对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研究，既有具体的历史描述，又不乏理论分析，富有哲理，并且还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不失为近年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中一部颇有新意的著作。

当然，《导论》作为一项具有开拓性的宏观的文化史研究，难免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诸如，《导论》的撰述与其他各卷的写作，虽然在写作前有过比较充分的讨论和系统的框架安排，但因《导论》并不是在综合各卷研究基础上撰写的，所以它与其余各卷的关联度便显得不够紧密。尽管耿云志在《导论》的前言与结语中最大限度地做了弥补，但仍不能使读者满意。其次，在探讨清末近代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导论》曾颇有见地考察了近代社会公共文化空间的形成及其意义，但在探讨民初文化转型时，《导论》只论及新文化运动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中的地位，而对民初社会公共文化空间的进一步发展和变化则未曾论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再者，鉴于文化概念的模糊性和文化史学科的交叉性，如何确立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立的文化史学科体系，是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共同面临的一个难题。读过本书之后，令人感到这个问题仍然解决得不尽如人意，这恐怕需要学术界继续做长期的共同努力。另外，探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问题必然涉及中国古代文化形态向近代文化形态的转换，这就会遇到何为中国古代文化形态，何为中国近代文化形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导论》将近代中国文化的转型定格在从“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相适应的文化转变到与近现代的、基于人民自治的民主制度相适应的现代文化”,似乎只涉及政治文化的转型，而没有从社会形态的角度对文化转型加以把握，这也是有待商榷的。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导论》及课题组其他同志在研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耿云志有相当的自知之明，他在前言中这样谦逊地说道：“我们的研究对象是非常复杂而庞大的跨学科的课题，其中涉及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例如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传播学等等。本书各卷的作者，一部分是受过哲学训练的，大部分是从事历史研究的。以我们的训练而言，做这项研究，确实是相当困难的。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这本应是由国家支持，有各个相关学科的学者们共同参加的一个大型学术工程。然而在可预见的将来，或许尚难以出现这种局面。我们几个兴趣相投的朋友，不自量力，想在这个领域做一点探索的尝试。仿照傅斯年当年创办《新潮》杂志时说的话，我们的心情大致是：‘同人等深惭不足以胜任此课题之艰巨，特发愿为人作前驱而已’。毫无疑问，我们的工作是在前人研究积累的基础上进行的。我们的见解，凡是与前人相同或相近的，那当然要归功于前人。我们的见解与前人不同的，将来被检验是正确的，仍要感谢前人给予我们的启示；将来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也不是毫无意义。在科学探索的过程中，接近真理的一步，与发生错误的一步，同样值得珍惜：前者为继续发现真理提供了新的起点；后者为后来人提示警戒，避免他们重复错误。……如今，我们把我们研究的所得报告出来，诚恳地请学界同行给予切实的指正。”①

耿云志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文化使命感，以及尊重前人研究、谦虚接受他人批评的态度，是十分令人钦佩的。八十多年之前，当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起的时候，该运动的领袖人物蔡元培曾有感于当时人们在文化建设上所表现出来的浮躁、空谈、言行不一，以及急功近利、华而不实的现象，一再呼吁知识分子在重建新文化过程中务必脚踏实地地推进文化建设工作，指出：“现在文化运动，已经由欧美各国传到中国了。解放呵!创造呵!新思潮呵!新生活呵!在各种周报上，已经数见不鲜了。但文化不是简单，是复杂的；运动不是空谈，是要实行的。”②又说：“文化是要实现的，不是空口提倡的。文化是要各方面平均发展的，不是畸形的。文化是活的，是要时时进行的，不是死的，可以一时停滞的。所以要大家在各方面实地进行，而且时时刻刻的努力，这才可以当得文化运动的一句话。”③可以说，《导论》及课题组其他各卷著作便是在各自的领域中，从事蔡元培所说的切实推进文化建设的工作。因此，《导论》及其课题组所做的辛勤研究，必能得到学界的肯定。

原载《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