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研究梁启超思想最早的一本著作，无疑当推李文森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李文森系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著名汉学家，是美国战后数十年研究中国历史最有影响的史家之一。他的《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一书于195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59年再版。①

该书除导言外，共分三编六章，将梁启超一生的活动和思想分为三个历史时期，一、三、五三章叙述梁启超在各个时期的经历及活动；二、四、六三章则专门分析梁在每一时期的思想。

在一、三、五三章里，李文森运用编年史方法，以客观叙述的方式历数梁启超在历史上的贡献。笔者以为，李文森在这一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出色和成功的。虽然在叙述过程中存在某些史实错误，如将《清议报》1901年年底遭火停刊说成是1900年冬①,将1909年上海立宪派创办的《小说时报》改名为《新小说报》,误认为是梁启超创办的，并将梁启超1902年在《新小说》杂志上发表的《新中国未来记》说成是在该刊物上发表的一部小说。②此外，在史料的证引上，也有不够精审之处。③然而，在当时尚无一本现成的梁启超传记问世，尤其是丁文江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尚未印行的情况下，李文森利用他当时所能看到的中、英、日文资料，用不多的篇幅，比较系统地勾勒出梁启超在各个时期的重要活动及贡献，简明扼要，可以说是海外学者为梁启超所作的最早一本英文传记。

不过，该书的重点并不在此，而是在二、四、六三章。在这三章里，李文森着重探讨了在中西文化碰撞过程中梁启超的中西文化观及其所经历的心路历程。认为自19世纪90年代梁启超登上历史舞台，他始终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一个中国人面对他的文化解体的事实，如何才能心安理得?或者说中国在积极西化过程中，如何才能保有与西方对等之感”④?为解决这一问题，梁启超陷入了历史与价值、感情与理智的巨大冲突之中：他一方面看到西方文化的价值，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认同西方；但另一方面，由于受历史的制约，感情上仍依恋传统文化。对梁启超在中西文化碰撞过程中所经历的这一心路历程，李文森分三个时期进行具体考察。

第一时期为19世纪90年代，即戊戌维新时期。在此时期，梁启超为避免西方文化的袭击，他对中西文化持综合主义的态度，既信仰西学，也信仰儒学，认为中国文化不应就此枯萎，简单地被西方文化所取代，主张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选择一切有价值的成分构成一种新文化。在文化融合过程中，梁启超缓和“历史”与“价值”冲突的办法突出表现在公羊“三世”理论中，一方面利用“文化发展形式的类比”(analogy of patterns of culture growth),将引进的西方价值观说成是儒家所期望的中国未来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西的政治、社会理想实际上是相同的，指出中国历史虽循着儒家经典所示的本民族所独有的道路发展，但它所要达到的目标则与西方是一致的。另一方面，梁启超又利用“文化价值的类比”(analogy of culture value)为中国文化辩护，将引进的西方事物说成中国古而有之，将西方价值偷运进中国历史。

第二时期为1899年至1912年，即梁启超自戊戌政变至辛亥革命爆发流亡海外那段岁月。①在这一时期，由于西学知识的增加，梁启超以一种新的国家主义而非文化主义的观点看待中西差异，将国家而非文化作为忠诚的对象，为了国家的强盛，他放弃了前一时期的文化综合主义，不再给他的西化主张“裹以儒家的糖衣”,终于彻底抛弃传统，认识到“中国的灾难并非来自对中国文化精华的背叛，也非来自对儒家经典权威的抵制，而正是由于坚持这种权威”。②然而，在此过程中，梁启超为调和历史与价值的冲突，继续努力维护中国与西方的对等，他宣称新儒学与中国新思想之间的联系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古希腊文化的复兴与现代欧洲思想之间的联系在形式上是一致的，以此证明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走的是相同的道路。他将西方的耶稣与中国的孔子做比较，以使后者处于有利地位。他通过以政体为标准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比较代替中西文化的比较，消除自己对文化忠诚的责任。①并且，梁启超还强调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将西方文明说成是伟人努力的结果，以此削弱西方及其文化的声望。此外，梁启超还在抽象的潜能方面坚持中西平等，声称任何一件西方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有时会做得更早、更好。②

基于以上分析，李文森认为这一时期梁启超虽然从文化主义转变为国家主义，但他并没有真正消解他对文化忠诚的需求；他拒绝将中国文化作为忠诚的对象，反而表明中国文化是他最担心和关怀的。梁启超的国家主义思想存在着内在的逻辑矛盾，他既为历史感到自豪又要抛弃历史，既要赞美西方又要嫉恨西方。李文森指出，正是梁启超思想中存在这一内在逻辑矛盾，注定他一旦认为西方文明不可靠的时候，便会转到一个新的立场上，即将文化的对等和国家的对等看作是中国对西方的基本要求，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给了他这样的机会；

梁启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极力反对以西方文明取代中国文化，最后流露出维护中西文化平等始终是他的一种内心需求。③

第三时期自1912年至1929年梁启超逝世。这一时期实际上又分为1919年之前和之后两个阶段。在1919年之前的7年里，梁启超关心的是国家问题，在文化问题上大体沿袭前期的思想，仍汲汲于引进国家主义取代往日的文化主义，他心中旧有的萦绕不去的困惑仍在于“历史”与“价值”应该珍惜哪一个：身为国家主义者，他急于使自己的国家变得强大，勇于指出自己国家的错误，赞成采用国外曾被证明的正确方法来补救；但同样身为国家主义者，他又必须信仰并保存中国的民族精神。当他强调保存国家的民族精神时，“历史”的观念超过了“价值”的观念，当他重视国家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时，“价值”的观念又超过“历史”的观念。为缓和他在西化主张中“历史”与“价值”的冲突，梁启超将中西文化的差别说成是“新”与“旧”的差别，指出西方所拥有的东西，并不是西方文化中所固有的，而是进化和适应的结果，西方只有近代化，并无所谓西方化，以此说明中国取法西方也不过是为了实现自己的近代化，不必对西方存受惠之心，从而把中国从文化的自卑心理中解救出来。①

在1919年梁启超欧洲游学归来至1929年他逝世的最后十年里，由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反思，梁启超重新评价西方，不再信仰进化论，不再恋慕西方，认为西方文明破产，在价值上回归中国传统，将中西文化纳入“精神”与“物质”的二分法中，以此达到“历史”与“价值”的调和。同时李文森又指出，在梁启超的“精神”与“物质”的二分法中，他并不完全排斥物质、排斥西方的科学，完全漠视西方，这是一种与早期不同的新的文化综合主义。在早期，梁启超对西方文明充满景仰之情，认为西方的贡献层次极高，中国必须接受。而在梁启超的晚年，他认为，西方带给中国的，与中国继承的传统相比较，只是较低层次的；中国需要欧洲，不只为使自己的文化更完整，更主要的是使自己在与其他文化的比较中更显伟大；中国接受西方，是屈尊纡贵，是对自己文化充满信心的一个显示。②

如果撇开历史的真实性，李文森的上述分析的确新颖鲜明，合乎逻辑，富有吸引力。但遗憾的是，李文森书中表现出来的明显的“西方中心论”倾向，严重地妨碍了他对梁启超思想的研究。

在探讨梁启超的中西文化观过程中，李文森运用“历史”与“价值”、“感情”与“理智”两组对应的概念，实际上预设了这样一个在本书中未曾言明的前提，即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李文森主要是指儒家文化)代表“历史”,它与近代文明(西方文明)是格格不入的，完全缺乏自我更新的活力，因此，凡是拒绝接受西方价值观，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都是不合“理智”的“感情”行为。而近代西方文明则代表“价值”一端，是非西方国家的楷模，只有西方文明的冲击，才能把古老的中国从沉睡中惊醒，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因此，凡是拥护接受西方文明和价值观的，都属“理智”行为。李文森的这一观点将中国传统与西方文明完全看作是对立的两极，不但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内在的活力，同时也忽视了西方文化的变异性和差异性，这是一种典型的“传统一近代”二分法的思维模式。①由于受这一思维模式的束缚，李文森虽然颇有见地地指出梁启超的文化思想具有综合主义的特点，但始终只将它看作是梁启超逃避“历史”与“价值”冲突的一种努力，根本无意深究梁启超文化综合主义的内涵，具体考察梁启超所要塑造的新文化多大程度来自西方，多大程度来自传统，多大程度出自梁启超的创造，以及它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地位和意义，反而置梁启超一贯坚持的文化综合主义的事实于不顾，虚构梁启超经历了一个由离异传统到回归传统的过程。

再者，为了把梁启超的思想纳入自己预设的框架里，李文森的论证常常牵强附会。例如，就戊戌维新时期的梁启超来说，他在中西文化对比中运用“文化发展形式的类比”和“文化价值的类比”,并非如李文森所说，全然是为了弥缝历史与价值、感情与理智的冲突，更主要的是为了便于引进西学，以此消除人们对西学知识的顾虑和排拒。关于此点，梁启超在当时就说得很清楚。1897年他在回复严复的一封信中说道：“启超生平，最恶人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长，皆我所有，此实吾国虚骄之结习。初不欲蹈之，然在报中为中等人说法，又往往自不免。”①至于李文森将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对中国与欧洲国家政体演变的探讨和比较，梁启超对欧洲中世纪黑暗历史的揭露，以及他对霍布士、边沁、孟德斯鸠、卢梭等西方历史人物及其学说在促进西方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的论述，他对中国古代一些历史人物和思想的宣传，说成是梁启超在中国近代西化过程中为维护中西对等所做的一种努力，这更是捕风捉影。检读李文森在这个问题上所证引的资料，诸如《新民说》《中国之武士道》《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各国宪法异同论》《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子墨子学说》等，人们很难感受到梁启超的文章中有李文森所说的那层意思。同样，梁启超晚年主张以中国文化补西方文化之短，不但不表明他回归中国传统，并且也非李文森所说，是梁启超对“历史”与“价值”冲突的一种调和，它完全是战后世界文化思潮在梁启超思想中的一个反映。梁启超对战后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情，同样也非如李文森所说，以此恢复中国文化的声望，证明西方文明处于崩溃之中②,而仅仅是对欧洲社会的一种客观的观察，为中国社会未来政治寻找方向，而无意于以此贬低西方文化。在此，李文森所犯的一个失误是将梁启超的政治观与文化观混为一谈。

与此相关的是，由于李文森将梁启超看作一位完全被动维护遭受伤害的文化自信心的思想家，他便草率地将梁启超文章中存在的矛盾，如有时认为民主思想在古代不存在，有时又认为民主思想古而有之；有时说战争是文明之母，有时又说战争为文明之贼；有时强调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倾向英雄造时势，有时又倾向时势造英雄；有时信仰唯意志论，有时又信仰宿命论；等等，都说成是梁启超在协调“历史”与“价值”冲突中所表现出来的矛盾，从而将梁启超看成是一个不合逻辑、矛盾百出的思想家。其实，李文森所云梁启超文章中的一些矛盾，并不一定反映了梁启超真实的思想，更与调和“历史”与“价值”的冲突无关。作为宣传家的梁启超来说，他在不同时期，或在同一时期，为达到宣传的目的，同时也由于他学问欲极炽，生**博无恒，所发言论存在自相矛盾，乃是极自然之事，诚若他本人所说，他的文章，立志“自求为陈胜吴广，无自求为汉高”,立意在“为椎论，为土阶，为天下驱除难，以俟继起者之发挥光大之”。因此，“启超于学，本未尝有所颛心肆力，但凭耳食，稍有积累，性喜议论，信口辄谈，每或操觚，已多窒阂。……非不自知其不可，而潦草塞责，亦几不免，又常自恕，以为此不过报章信口之谈，并非著述，虽复有失，靡关本原”①,“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②。总之，作为宣传家的梁启超，他的大量文章并不是一位思想家的深思熟虑之作，这是我们在研究梁启超思想时必须加以注意的。

然而，尽管李文森书中存在这样的弱点，但李文森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化和文化问题的优秀史家以及一位富有创见的思想家，对梁启超思想所做的分析和描述仍不乏独到之处。例如李文森指出梁启超在文化综合过程中曾运用了“文化发展形式的类比”和“文化价值的类比”,便是对梁启超思想和行为的一个精确概括。而他对文化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想与梁启超中西文化观之间关系所做的分析，更是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不但有助于我们认识梁启超文化思想的变化，而且对我们研究与近代中西文化相关的问题，诸如中国近代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也不无启迪。并且，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一书作为海外一部最早研究梁启超思想的专著,他所提出的问题不但是研究梁启超思想不能回避的，而且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面对古今中外的思想和文化，梁启超是如何选择的，他遇到了什么样的困惑，他又是怎样解决这些困惑的，梁启超是否如李文森所说毕生欲将中西拉平以图调和历史与价值的冲突，这些问题不但是梁启超所经历的，而且也是他同时代的人所共同面对的。也正是由于此，不管人们对李文森书中的观点是赞成还是反对，《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迄今依然是人们研究梁启超思想和中国近代思想的一本必读书，人们依然不能完全绕过40多年前李文森所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