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民报》和《新民丛报》论战的内容，应该说两派各有正确的一面，同时又各有谬误之处。就革命派方面而言，他们揭露满汉之间存在不平等关系，揭露满族统治者实行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政策，认为种族问题与晚清政治改革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不解决种族问题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立宪政治，这些都基本符合历史事实，即使梁启超也不能对其一概否认，在论战中不得不承认“满洲人于公权私权上间有与汉人异者”,承认“其论亦含一面的真理，而驳解之颇不易易者也”,或曰“吾也承认之”“亦吾所承认也”。但革命派为达到宣传革命排满的目的，夸大满汉珍域，将满人排除在中国人之外，将满洲排除在中国之外，集中暴露了狭隘的种族主义和大汉族主义偏见，这是极端错误的。它既忽视了中国自古以来为多民族国家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也背离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就梁启超一边来说，他为达到抵制排满革命的目的，淡化或否认满汉之间存在的不平等关系，否认当时中国存在种族问题，这都是有悖事实的，致使他在论战中处于被动地位，不得不主动退出与革命派的论战。但梁启超从他的“大民族主义”思想出发，坚持满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坚持清朝政府为中国政府，不但克服了大汉族主义偏向，而且也摈弃了近代西方一族一国的狭隘民族主义理论，体现了一种理性的国家主义思想。他的这一论点虽然当时因有悖革命潮流而遭革命派的抨击，但最终还是被革命党人所接受；革命派在推翻清朝统治后提出的“五族共和”的主张，显然接受了梁启超的观点。不但如此，梁启超的许多观点事实上也被我们所继承和发展。因此，对于近代中国发生的有关种族、民族和国家问题的争论，必须理性看待，方为妥当。

原载《史林》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