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和线索是解决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前提。根据近代化主题和上述四条基本发展线索，中国近代的历史分期也就自有其新的划分方法。

就中国近代的专门史来说，它们可分别纳入四条基本发展线索来加以考察，每一条发展线索都可依据自身的发展特点做出相应的划分。经济史可依据工业化的标准来划分，政治史可依据民主化的进程来划分，民族主义运动史可以以国家独立化的进程为依据。总之，各类专门史不可人为地强求划一，如有必要，甚至可以不受1840年和1949年这两个年代的限制，前后做些适当的收缩或延伸。

中国近代史分期的关键是，作为一部通史或者说以近代化为主题的中国近代史的分期该如何确定。从逻辑上来说，不言而喻，中国近代历史时期的划分应建立在四条基本发展线索划分的基础上，也就是要找到大体上能够揭示出四条基本线索的发展状况和阶段的那个共同界标。我们认为，能充当这个共同界标的是近代化过程中阶级地位和作用的变动。因为阶级地位和作用的变动不仅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且也是民主化、国家独立化和思想文化的近代化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综合结果；反过来，阶级地位和作用的变动又规定了该时期中国近代四条基本发展线索的历史进程，强烈地凸显出近代化历史发展的阶段性。

例如，1895年之后，中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出现了民族资本，同时也与当时民族危机严重，以及鸦片战争以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为他们的出台做了思想准备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个新兴阶级在登上历史舞台之后，便给中国的近代化带来新的气象：民族资本得到初步发展，政治民主化开始起步，西学得到广泛传播，国家独立化运动一再高涨。同样，1919年五四运动中无产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这也不只是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而且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国内的民族危机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无产阶级的崛起，反过来又为逐渐陷入困境的中国近代化注入新的生机，从而将中国的近代化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因此，根据近代化进程中阶级地位和作用的变动，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840—1895年，由中国的旧式阶级——地主和农民这两个对立的阶级——充当历史的主角。这一时期，能担任起领导中国近代化运动的新的阶级还没有产生，农民阶级自发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和封建地主阶级中一些有识之士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以及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不自觉地反映了中国近代化的一些要求。然而，这些运动的目的不是将中国推上近代化这一正途，它们还称不上是完全意义上的近代化运动，至多只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包含了某些有助于近代化的内容。这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化尚处于没有方向的自发阶段。虽然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要求近代化的人物，如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洪仁玕，洋务运动中的郑观应、马建忠、薛福成等人，但像洪仁玕这样的人物在农民队伍中绝无仅有(严格地说，洪仁玕不是一位完全意义上的农民),他在《资政新编》中阐述的近代化方案对当时的太平天国运动没有产生任何实际影响，只是留下一份供后人研究的思想资料。而郑观应、马建忠等这样一些洋务知识分子，包括早期改良主义知识分子，他们那些有限的近代化主张主要表现在撰述上，并没有付诸行动，他们仍然依附于封建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当权派，没有也不敢挑起领导中国近代化的责任。

不过，这些“异己”分子的出现，的确预示着中国近代化的新阶段的到来。

第二时期：1895—1919年，民族资产阶级担负起领导中国近代化的历史使命，开始了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化运动。在这一时期，首先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在近代化中扮演主角，领导了戊戌维新运动，接着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以不同方式共同领导和推进中国的近代化。但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因此他们并没有能力来完成中国近代化这一使命。在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之后，代表上层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派基本上宣告退出中国近代化的领导地位，而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继续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近代化这一目标而奋斗，但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却愈来愈显得软弱无力，历史在召唤着一个更先进的阶级崛起，为中国近代化重新开辟道路。

第三时期：1919—1949年，无产阶级逐渐代替民族资产阶级，成为中国近代化运动的领导者。这一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1919—1927年这八年里仍然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领导者，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接受共产党的建议，并在国共两党的共同领导下，建立广州国民政府，发动北伐战争，使一度陷入困顿中的中国近代化出现新的曙光。可以说，这一阶段是中国近代化由第二时期向第三时期转变的过渡阶段。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建立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南京国民政府之后，无产阶级就独立地担负起领导中国近代化的责任，他们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为中国的近代化指明了方向，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

原载《学术研究》199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