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舰“满洲”号于1903年12月12日自旅顺来沪，日俄战争爆发后奉俄海军部之命，滞留上海，以待后命。随后，如何解决俄舰“满洲”号便成为清政府宣布中立之后遇到的第一桩外交纠纷。

考虑到“满洲”号于日俄开战之前即已来沪停泊，经检查并没有添装军火备战，并且考虑到俄方提出的“满洲”号船小兵单，若出外海，有被日本海军擒获的危险，外务部起初没有完全按中立条规的有关规定执行，而是由上海道台袁树勋与俄国总领事商定以下解决办法：鉴于各国军舰向来停泊在浦江中，而“满洲”号因修船桅停泊码头，现应移泊江心，并由税司派人驻守该舰，严禁装载军火。①

然而，这一解决方案立即遭到日本政府的反对。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分别照会两江总督和上海道台，表示允许“满洲”号停留上海与中立条规不相符合，有碍商务，要求根据局外条规规定，限“满洲”号于24小时内出口。为此，日本还以保护商务为名，将军舰“秋津洲”号开至张华浜，监视“满洲”号，并扬言若中方再以和平待俄，将会生出重大事端。②在日方的要求和压力之下，为维护上海的中立局面，上海道台袁树勋于2月18日照会俄国领事，要求“满洲”号于20日下午5点至21日下午5点期间驶离中国辖境，以便我方照会日本领事，立即转致“秋津洲”号兵船，一律遵照，限期出口。③

俄国总领事接到照会后，并没有接受袁树勋的要求，表示此事驻京公使与外务部商定在先，必须请示而后可行，并重申“满洲”号于开战之前就来到了上海，并未参与战事。考虑到要求“满洲”号出口有实际困难，在开出中国管辖境外之后，“满洲”号很有可能被日本兵舰劫持，上海道台袁树勋为解决交涉难局，在研究清政府颁布的局外中立条规的有关规定之后，于当日照会俄领，提出另一解决办法，即将“满洲”号上所备的战具由海关起存，或将汽机要件拆卸一二，以示不能行驶，实系不干预战务，待战争结束后，再予退还，“否则，仍请饬令该轮开往江海之外”④。同时，袁树勋将交涉详情和个人意见报告外务部，由外务部与俄驻华公使雷萨尔直接交涉。⑤

2月28日，外务部与俄国驻华公使雷萨尔达成协议：俄方同意将“满洲”号炮身后膛拆卸，并收取一切军器，战争未定以前不准出口，并不干预战时商船往来。同时，俄方也提出要求，在俄兵船收缴军器之后，“日本兵船非严守局外各例，不得停泊中国各口岸”①,“否则，俄国自由以定办法”②。

根据上述协议，3月5日沪道袁树勋与俄国驻上海总领事就“满洲”号卸械一事达成一致意见，将卸下的器械封存海关。至于如何安置“满洲”号上的人员，袁树勋在与俄国领事商量后，仍不能定夺。考虑到上海人烟稠密，屋贵如金，不便安置，且为避免管束纠纷，袁树勋向外务部建议仍准“满洲”号弁兵留在船上，以便管带约束，上海地方不受干扰，并希望外务部就此能征得日方的同意。③

3月12日，袁树勋派人会同税司完成“满洲”号的卸械工作，将拆下的俄舰军械要件装上南瑞兵船，由海关税司核对、封储。④但日方对这次的拆卸仍不满意，拒绝将兵船“秋津洲”号出口，认为仅将炮身后膛及军火取出，仍对日本商船构成威胁，要求“满洲”号卸去轮机要件。俄国领事则以未奉公使指示，加以拒绝，并表示如卸去轮机要件，若遇风暴，有失控危险。⑤为此，袁树勋一边继续与俄国领事和日本领事协商，一边请求外务部与俄驻华公使交涉，指示俄国领事接受要求，以解僵局。⑥

3月27日晚，袁树勋接到外务部电文，俄国公使同意以下解决办法：或将“满洲”号轮机拆卸，或将“满洲”号禁系码头，水手登陆，移置别处。上述两法之一，一旦实行，日军舰“秋津洲”号须在24小时内离沪。否则，“满洲”号将重行装置，恢复原状。在协商过程中，俄国

领事显然倾向第二种方案，反对在“满洲”号拆除轮机后移居江心。袁树勋则极力说服俄国领事接受第一种方案，指出“日使本欲令其兵丁强半登岸，因觅居不易，商拆行船要机；如虑风潮，不妨多加锚链。”①30日，“满洲”号轮机拆卸完毕；“满洲”号上的水手除留下23人看守外，其余于当晚乘法国公司船只遣返俄国。②日本领事在查看拆卸工作之后，也于次日令日军舰“秋津洲”号出口。③至此，“满洲”号事件得以和平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