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克义于1853年4月1日出生在美国费城的一个律师家庭，但第二年父亲的去世改变了他的命运。9岁那年，他随母亲移居法国巴黎，开始就读于当地一所中学。中学毕业后，柔克义以名列第九的成绩考入法兰西第二帝国中央工艺学院。1871年，通过美国驻法国大使的帮助，进入法国圣西耳军校学习。在1871—1873年就读圣西耳军校期间，柔克义除学习军校课程外，还师从在法兰西学院任教的哲学和历史学家、闪美特语言学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学习东方语言，并在勒南的引导下，阅读了法国神父古伯察(M.Huc)的《鞑靼西藏旅行记》,萌发了游历西藏的念头。此外，他还在课余前往法国国家图书馆，在法国东方学家里昂·费里(Lenon Feer)的指导下研究西藏问题。1873年军校毕业后，柔克义又在阿尔及利亚法国外籍兵团服役三年，于1876年退役并返回美国，与卡洛琳·泰森喜结连理。1881年又举家前往瑞士投奔其母亲，重新潜心学问。1883年，柔克义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藏学著作，把一部藏文佛经《自说品》(Vdonvargx)译成英文出版。次年，他又把另一部藏文佛经《解脱经》(Pratimoksbasutra)译为法文出版，并根据藏文资料，编译出版了《佛陀的一生》。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版，使得柔克义在年仅30岁时便在西方汉学界崭露头角。
怀着对中国特别是西藏的兴趣，柔克义自1883年开始谋求以武官的身份来北京学习汉语和藏语。1884年4月，柔克义终于实现自己的梦想，来华任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1885年7月晋升为使馆秘书；1886年12月至1887年4月前往朝鲜汉城署理朝鲜事务。在北京使馆工作的四年里，柔克义一直跟随一位来自西藏拉萨的北京雍和宫僧人学习藏语。1888年柔克义因与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不和，辞去公使馆秘书职务，12月17日启程前往中国内地游历，5月抵达西藏，历时6个月，行程4900英里。1891年12月1日柔克义又自北京出发，开始第二次中亚之旅，历时10余月，行程8000余英里，于第二年10月回到上海。根据这两次旅行经历，柔克义不但在美国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主办的《世纪》(The Century)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考察报告，而且于1891年和1894年由史密森学会先后出版了《喇嘛的地域》(The Lands of the Lamas)和《1891—1892年蒙藏旅行日记》(Diaryof a Journey through Mongolia and Tibet in 1891 and 1892)两部游记，获得国际汉学界的广泛赞誉，他也因此于1893年获得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金质奖章。
柔克义在藏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不但在国际汉学界赢得了声誉，同时也为他进入政界创造了条件。1893年，他的学识得到当政的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总统的赏识，开始进入国务院工作，一年之后即被提升为三等助理国务卿；1896年1月又被提升为助理国务卿，协助克利夫兰总统解决古巴危机，并处理对英事务。1897年共和党人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当选总统后，柔克义一度有意谋求驻华公使一职，但他的这一愿望未能实现，麦金莱任命与其关系密切的律师出身的参议员康格为驻华公使。是年7月，柔克义结束助理国务卿职务，出于经济考虑，勉强出任美国驻希腊、罗马尼亚公使。1899年4月，通过其在华盛顿的朋友亚当斯(Henry Adams)、海约翰(JohnHay)、艾迪(Alvey A.Adee)、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等人的帮助，柔克义又调回华盛顿，名义上任美洲事务局局长，实际上主要精力都用在另一兼职——国务院远东问题顾问这一职务上。
在任国务院远东问题顾问的六年里，柔克义作为当时美国政府中难得的一位谙熟中国文化的官员，同时也由于他本人与国务卿海约翰、总统罗斯福的关系，成为这一时期美国远东政策的实际制订者，对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起到了重大的作用。针对19世纪末列强在远东掀起瓜分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为维护美国在远东的利益，1899年夏天柔克义与中国海关税务司、英国人贺壁理(Alfred E.Hipp-isley)草拟门户开放政策照会。在起草照会过程中，除了强调贸易机会均等之外，柔克义还力图加入有关维护中国行政和领土完整的内容，表示希望看到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所做的声明将能“被中国理解为我们对维护帝国完整所做的一个承诺”①,指出由英国、俄国和其他列强所做的有关维护和确保中国完整的保证“应该以更为强烈的语言和更为明白的形式表达出来”②。他认为对华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维护中国的完整，不但有利于美国对华贸易，而且也可促使北京政府向所有条约国家承担它的国际义务①,同时也将极大地提高美国在北京的声誉和影响②。柔克义也因此被称为“门户开放外交家”。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柔克义又于8月底作为国务院特使来华了解情况，1901年2月初接替康格代表美国负责辛丑条约的谈判。9月返回华盛顿后，继续担任国务院远东问题顾问，协助国务卿海约翰和接替麦金莱的罗斯福总统处理主要与中国有关的亚洲事务，被罗斯福总统称为“我们亚洲政策的制订者和倡导人”。国务卿海约翰也对柔克义任职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在他离任时写信称赞他为国务院做了“十分出色的工作”③。事实上，柔克义本人也对他在制定美国对华政策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十分自豪，以致对谋任美国驻华公使一职不再感兴趣，在1902年8月写给贺壁理的信中说道：“自从去年回国后，我在国务院有关中国事务方面的意见获得极大的信任。如果我必须干预有关中国事情的话，我更愿意从华盛顿着手，在这里我可以比在北京公使馆更容易和有效地推行我的观点。”④
1905年4月，柔克义离开华盛顿，启程前往中国接替康格出任驻华公使。尽管清政府对柔克义的任命表示热烈的欢迎，但中国发生的收回粤汉路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使柔克义这位远东问题专家的外交使命受到严重的挑战，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在制定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影响力。在收回粤汉路权问题上，柔克义一方面意识到这将严重损害美国在华的利益和影响力，希望清政府不要收回粤汉铁路，但同时承认这件事的责任主要在于美国华美合兴公司违约。对于抵制美货运动，柔克义一方面代表美国政府一再要求清政府加以取缔；另一方面，他对20世纪初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又抱有一定的理解，认为它们不同于义和团的盲目排外。柔克义在处理中国问题上与美国政府表现出来的一些个人看法和主张，引起了罗斯福总统和国务卿罗脱(Elihu Root)对他的不满，他们批评柔克义在远东待的时间过长，以至于用一个中国人的眼光看待问题，而不是从一个美国人的立场看待问题。①
1909年4月前陆军部部长、共和党人塔夫脱(William H.Taft)继任总统，为推行他的金元外交政策，特别是为了加强美国在中国东三省的势力和影响，柔克义再次被委以重任，出任美国驻俄大使。但由于美国推行的金元外交政策与俄国存在根本利益冲突，柔克义在驻俄大使任上并无什么建树。尽管他极力贯彻美国政府的金元外交政策，就诺克斯东北铁路“中立化”计划和币制实业借款等问题代表美国政府与俄国政府反复接触、商谈，但毫无外交成果，均被俄国政府拒绝。结果，他在1911年6月调任为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 Knox)在柔克义离开圣彼得堡之前的一封指示信中即表达了对他没有很好执行金元外交政策的不满，指出塔夫脱总统希望“大使的精力将始终如一地转到实在的和商业事情上来，不要放在美国在近东的学术兴趣上”②。而柔克义本人也对华盛顿方面在有关中国问题上越来越不尊重和听取他个人的意见而深感失望，他在7月间写给贺璧理的信中说道：本人十分高兴能够离开俄国，到土耳其履新，“我憎恶始终处于要两面讨好的境地。至于我个人在圣彼得堡位置上对政府的价值，华盛顿方面的人对在远东执行我们政策的方式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不需要也不介意我对中国问题的意见，他们比我更了解中国”③。
1911年8月柔克义抵达君士坦丁堡履任后，土耳其即发生革命，因此他在土耳其大使任上也无外交成果可言。1913年3月民主党人威尔逊(Woodrow Wilson)担任总统，柔克义很快便成为美国政党分肥制的牺牲品，他被当作共和党人的支持者而被威尔逊政府解职，离开他服务多年的国务院。1914年2月，柔克义再次来到北京，出于经济的考虑，以及他本人与袁世凯的关系，他接受了袁世凯的邀请，出任总统顾问，条件是月薪1000美金，他本人将仍居住在美国。随后，他在美国度过了一段宁静的书斋生活，1914年11月28日，柔克义作为袁世凯的顾问，又从旧金山启程前来北京，途中因感冒而染上肺炎，转至檀香山治疗，12月8日不幸因心脏病去世。
需要指出的是，自1893年踏入政界、致力于外交工作以来，柔克义一直没有中断他对研究学问的兴趣，并将学问研究与他所从事的工作结合起来。1897年他在《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Review)杂志上发表了《走向中国朝廷的外交使节：叩头问题》一文，利用他所熟悉的中古资料，对8世纪至1894年外交使团觐见中国朝廷的历史做了追溯，并对使节在亚洲国家和西方国家地位中的差异做了详细的比较和考察，从而揭示为什么叩头问题成为清政府与西方国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一个重大障碍。在任驻希腊公使期间，柔克义又将13世纪中叶一位法国传道士游历东方的游记《鲁勃吕克远东游记》(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 to the Easten Parts of theWorld)从拉丁文翻译成现代语言，并利用他所掌握的中文资料重新加以编辑，将法国传道士的观察与同时代的中国人的观察进行比较，从中探讨该游记的价值，另在编译的引言中，探讨了当时欧洲国家对蒙古入侵的反应。在任国务院远东问题顾问期间，柔克义又结合实际工作需要和东亚国际格局的变化，对中朝关系史的研究产生兴趣，1904年编辑出版了《1894—1904年中朝条约和会议集》,次年又出版了一本题为《从15世纪至1895年中朝关系史》的著作。1905年任驻华公使后，柔克义继续关注朝鲜问题，1908年续编出版了《1904—1908年中朝条约、会议、协定和条例集》。另外，他还着手编译南宋学者赵汝适的《诸蕃志》,该书是研究12世纪末13世纪初中外商业关系的宝贵资料，编译本最后于1912年由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Academie des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出版。正是由于柔克义在汉学研究方面的造诣，在他去世前不久，被录选为法国铭文与美文科学院通讯员。可以说，柔克义既是美国一名谙熟中国问题的外交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汉学家。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