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改革作为一场后发型的近代化运动，其产生和发展除了国内的因素之外，与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背景和列强的干预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较早注意到晚清改革与列强关系的英文著作是，1931年由北平著者书店出版的《日本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1895—1911》①,该书是一位名叫王风岗(音译)的中国留学生，他为申请博士学位，向斯坦福大学教育系和研究生院提交的一篇学位论文。但遗憾的是，在这篇学位论文中，王风岗几乎将四分之三的篇幅都用在对晚清教育改革过程的描述上，仅仅在第四章中对日本与晚清教育改革的关系做了集中讨论。首先，王风岗从四个方面扼要勾勒了日本对晚清教育改革的影响：一是在中国从事教育工作的日本教员；二是中国翻译的日文著作；三是日俄战争的影响；四是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同时，王风岗指出，随着1907年日本对中国侵略威胁的加强，两国的友好关系遭到破坏，自1908年开始日本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影响有所削弱，中国开始摆脱日本的影响，不再将日本作为汲取知识的唯一源泉。辛亥革命之后，日本对中国教育的影响进一步下降，因为随着清政府的倒台，以及革命党人寻求建立西方式的共和制度，人们自然以法国和美国作为建立新制度的模式或原则，而不以帝国的日本为榜样。最后，王风岗对日本对晚清教育改革影响所产生的结果以及中日两国教育改革的异同也做了一些简略的分析。

与研究清末新政与列强关系相关的另一本更有影响的著作是，美国在华传教士李佳白之子李约翰(John Gibbert Reid)的《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外交插曲》①。在这部著作里，李约翰以编年体的方式，详细叙述了宣统年间(1908年11月15日至1912年2月12日)英、法、德、美、俄、日六国的对华政策和外交活动对晚清政局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将清朝皇帝的逊位看作“战前外交中的一段插曲”,指出这一时期六国的对华政策和争夺对宣统朝的灭亡负有很大的责任，“1912年2月12日满清皇朝逊位，主要是由于它没有得到中国各省的信任，或外国的支持而发生的。六大强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外交中，没有在宣统朝时期，真正遵行一种协调的政策；它们没有在中国支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稳定的政府，也没有帮助那个古老而统治松弛的帝制政府。互相竞争而冲突的种种外国利益，以或多或少的强烈程度向北京政府坚持它们的要求，使北京在外交关系中的地位和国内的威信都大大降低了。清朝为了屈服于外国压力和被迫施行这个或那个列强所要求的方案而受到责难。列强所采取的协调政策没有能阻止中国国内局势的日趋恶化，反而间接地引起国内的不安和叛乱”②,最后导致清帝的逊位。

在具体考察列强与清帝逊位两者之间关系的同时，李约翰对这一时期英、法、德、美、俄、日六国对中国国内改革的态度也做了一些论述和分析。他认为这一时期英、日、俄、法四国在对华政策上结成同盟，为保持它们在势力范围内所享有的特权和利益，更倾向维持现状，因此对中国国内的政治改革、财政改革以及其他一些改革持抵制态度，反对和破坏清政府为捍卫中国国家利益所做的一切努力。而美国和德国倾向对华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因此赞成和支持中国国内的改革，希望通过清政府的改革，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中国的国力。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李约翰在该书中对有关列强对中国改革所持态度的论述和分析既不全面，也不系统，只停留在外交政策层面的分析上，并没有具体、实际地探讨列强与各项改革的关系。因此，他所做的一些论断显得过于简单化，并不十分准确。从新政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该书的价值和贡献主要在于具体描述了在晚清纵横捭阖的外交中，英、法、日、俄、德、美六国如何将中国看作可供它们宰割或与别人交换利益的俎上肉，同时又将中国看成是它们可以拉到自己一边以增强力量的对象，以及处在列强夹缝中的清政府如何一再被彼此竞争的两个集团所挤压、背弃和出卖，最后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从而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当时中国所处的恶劣的国际环境既是导致清朝灭亡，同时也是导致清末新政改革失败的重要外部原因。

在清末新政与列强的关系中，与中国一水之隔的日本一直是中外学者关注的重点。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Reynobls)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①一书，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日本与晚清改革的关系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任达认为，1898—1912年中国国内在思想和体制方面所发生的变革，是一场具有以“相对新的典范全部或部分取代旧的典范”的性质的革命，在这场具有架构性变革的革命中，日本起了关键的作用。他反复指出：“新政革命主要有思想和体制两方面，如果不以日本明治为参照，对两者都难于理解。事实上，日本是作任何分析的关键。如果没有日本在各种各样的幌子下、在不同的层次表示合作，中国不可能打破传统控制而向现代化道路迈进……中国在1898至1910这12年间，思想和体制的转化都取得令人注目的成就。但在整个过程中，如果没有日本在每一步都作为中国的样本和积极参与者，这些成就就无从取得。和惯常的想法相反，日本在中国现代化中，扮演了持久的、建设性而非侵略的角色。不管怎样，从1898至1907年，中日关系是如此富有成效和相对地和谐，堪称‘黄金十年’。”②该书即是围绕这一观点展开的。书中第一章提出“黄金十年”和“新政革命”两个基本概念。第二、第三两章扼要追述1897—1898年，日本军事和非军事人员向中方所表达的友好和共同抵制西方侵略的合作愿望，以及对改革运动的劝说。第四、第五、第六三章分别探讨了中国留日学生以及来华的日本教习、顾问，还有日译书籍对这一时期思想变革所产生的影响。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章依次探讨了日本对晚清教育体制、军事、警察和监狱系统，以及司法和宪政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影响。

通过以上的考察，任达最后将日本对清末新政所起的作用和所产生的影响概括为五点。第一，日本为清末新政改革提供了示范，特别是日本成功地将西方之“用”与传统儒学之“体”结合起来，为中国接受新思想和新体制清除了障碍。第二，出于各种的原因，日本对清末新政的改革实行开放政策，不但替中国训练军官、教员和政府行政人员，而且对来日本的中国人，日本政府和非政府方面都给予真诚的接待。

第三，日本为新政改革提供了受过高级训练和富有经验的人才。任达认为，晚清那些受雇于中国的日本教习和顾问，既是受中国高薪的**，也是出于对明治维新成就的自豪感；就国家层面来说，既是出于国家自身利益的考虑，也是出于民族使命感。第四，日本为清末改革提供了现代词汇。任达认为，这一时期如果没有大量现代日本词汇的移入，中国任何改革的努力，都可能会在词汇战的争吵中失败。在此之前，把西方概念和词汇译为中国惯用语的一切努力，从林则徐和魏源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粗陋的翻译，到西方传教士译著中各种各样、并不协调的新造词语，乃至严复的翻译，全都失败了。第五，与第四点相关的是，清末大量日译西方著作和日本教科书以及学术、思想、文学等书籍竞相被译成中文，引发了1911年后的新文化运动，使中国在思想方面迅速进入现代。

任达的这一研究，主要从正面揭示了日本在晚清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对我们重新审视近代中日两国的关系，的确不无启发。但该书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关于“黄金十年”,任达没有具体交代它是在怎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产生或者出现的。换言之，任达并没有说清楚为什么清政府在改革中能够消除不久前中日甲午战争战败的奇耻大辱的心理而倚重日本，以及日本为什么在当时如此“热心”中国的改革运动。并且，对于为什么将“黄金十年”界定在1898—1907年的十年间，而不包括1907年之后的一段时期，任达在书中也没有专门做出解释。①再者，任达只提日本在晚清改革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完全忽视中日两国在改革过程中的分歧和矛盾、控制和反控制，这显然是十分片面的。此外，任达虽然较为充分地吸收了相关的研究成果，但很少利用第一手的中、日文资料，这也极大地妨碍了该书的研究深度。鉴于该书所存在的这些局限，任达断然将1898—1907年的十年说成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段“黄金时期”,难以令人信服。根据他的研究，这一时期至多只能说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黄金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