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沣驱袁事件缘起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相继去世。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去世，慈禧太后于当日即发布懿旨，宣布以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在其成人之前由载沣监国、行使军国政事。次日，慈禧太后本人也撒手人寰。两宫的去世，使得戊戌政变以来一直遭压制的帝党和后党之争的历史旧案重新浮出水面。当年拥光绪帝推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立即在海外发起倒袁运动。他们发表《光绪帝上宾请讨贼哀启》和《讨袁檄文》,并上书摄政王载沣，历数袁世凯罪状，控告光绪帝系被袁世凯谋害，呼吁载沣“为先帝复大仇、为国民除大蠹”①。康有为甚至为此两次致电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控告袁世凯谋害光绪皇帝，请求美国政府出面进行干涉。②同时，他们还策划与善耆、载泽等满族亲贵和岑春煊、瞿鸿機、张之洞等汉族官僚联络，劝说载沣迅速去除袁世凯。③

在朝廷内部，一些满族亲贵和汉族官僚也发起了倒袁运动。还在光绪帝去世前不久，御史江春霖就有感于袁世凯50寿辰上前来祝贺的各路官员堵塞门庭，袁世凯的权势如日中天，于10月3日上书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建议为国家和为袁世凯家族计，须对袁世凯的权势加以裁抑。④12月19日摄政王载沣在宣统皇帝登基后为表示新朝“恩泽”,命庆亲王奕助以亲王世袭罔替，赏加袁世凯太子太保衔，江春霖又于12月29日上书摄政王，不满褒奖，控告奕助、袁世凯结党营私，败坏官场风气，提醒载沣慎重考虑。⑤御史赵炳麟也上书摄政王，直言袁世凯为人险恶，“包藏祸心”“树植私党，挟制朝廷”“他日必生意外之变”,建议摄政王在“方今主少国疑”之际速将袁世凯罢黜，“以奠国本而杜后患”。①善耆、载泽等满族亲贵则以袁世凯权力对朝廷构成严重威胁，劝说载沣尽快严办袁世凯，指出：“此时若不速作处置，则内外军政方面，皆是袁之党羽；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无人可以钳制他了，异日势力养成，消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②度支部尚书载泽还鼓动载沣乘机除掉袁世凯，为光绪皇帝复仇，密谓：“大行皇帝之事，天下称冤。皇上年幼，尔摄政，其毋自贻伊戚。”③

在如何处置袁世凯的问题上，年轻的摄政王载沣优柔寡断，缺乏清初康熙帝擒杀权臣鳌拜的政治胆略，将此等需要果断速决之事商诸庆亲王奕助和军机大臣张之洞等人。狡猾、贪财的奕助早已被袁世凯的金钱收买，坚决反对将袁世凯革职治罪，一再为袁缓颊。据报载，“初六日，摄政王特召庆邸进内，密商惩处袁尚书之旨，庆曾竭力斡旋，事遂中止。至初八日，复特诏庆邸入对，重询惩处袁氏之事，并掷阅江御史参袁原折，罗列劣迹多款。摄政王意拟派员彻查，再予处分。庆邸又代为面求。摄政王但允不予深究，仍须降旨开缺。庆邸面请不如令其自行告病。摄政王亦不允，并云我亦深知其才可用，无如其居心实不可问，并历数其劣迹。词意之间，坚形于色。庆邸知无可挽回，至初十日遂因足疾续假，而袁尚书开缺之旨，即于十一日发表”④。据溥仪回忆，奕助还曾以北洋军起来造反相威胁，阻止载沣将袁治罪，说道：“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⑤而张之洞虽非袁世凯的同党，但以“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⑥,亦不赞成杀袁世凯。

慑于各种压力，1909年1月2日摄政王载沣于朝堂散值后，复召张之洞、世续入内廷，拟定上谕①,仅以足疾为由，将袁世凯罢黜回籍，称：“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②同时，又发布上谕，命那桐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另赏载澍为乾清门头等侍卫。

就在载沣颁布驱袁上谕的当日，袁世凯获知朝廷将有不利于己的事情发生，为免遭不测，即携部分家眷匆匆乘火车前往天津英国租界躲避，并由他的同党、直隶总督杨士骧派人暗中加以保护。③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则留在北京，致函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公使馆，请求需要时给予庇护。④在杨士骧派人通知他的生命没有危险后，袁世凯与他的家人才于4日返回北京，5日下午5时乘坐京汉铁路专车离京，回籍“养疴”。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