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在摄政王载沣当政的三年里，一方面，新政的各项改革不但没有倒退和停顿，反而加速推进；另一方面，载沣的改革的确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加强中央集权的趋向，但这是新政改革一开始就固有的本质，只是随着改革的推进而愈益显化，并不意味改革的倒退。并且，加强中央集权也是清末新政改革的必然要求，是清末新政改革的应有之义；新政改革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克服先前清朝存在的地方主义弊端，通过加强中央集权，实现中央对改革的统一领导。事实上，从世界范围来说，在近代化初期，加强中央集权和巩固君权并不一定就妨碍向近代国家转型，反而更有助于一些落后国家的近代化发展，日本的明治维新和德国的俾斯麦改革，就是很好的例子。

清末新政改革的症结在于，在20世纪初满汉矛盾趋于激烈和君权被视为中国积贫积弱的罪恶之源的时候，以及清朝政府因不能克尽守土保民之责而丧失权威性和合法性、被视为“洋人的朝廷”的情形下，清政府加强中央集权和巩固皇权的举措，必然激化满汉矛盾，破坏新政改革的合理性和进步性，由此葬送整个新政改革事业，并为革命党人的排满宣传提供口实。这是当时的清朝统治者未曾认识到的一个重大问题，而清朝政府也为此付出沉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