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是一个历史事实，它经由书写而形成文本，文本与语境的结合则构成了历史的重构。以文本形式出现的义和团，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事件和一个纯粹的客观存在，它更多地表现为一个“被叙述的”人为建构物，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义和团成为“义和团”是一个话语建构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文化建构的过程。

在清末论述义和团的文本中，义和团运动被形容为一场“国变”,“国”字毫无疑问指代的是清政府。关于义和团的文本记述有许多值得强调的地方，尤其是它们曾长时期内流传在后来文本的表述中：第一，义和团是邪教、匪徒；第二，庚子之乱是由义和团运动引起的。在清王朝统治模式的逻辑前提下，在“天朝”的思维定势中，追随者们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拳匪祸国。即便是以康梁为首的新派力量，也将“慈禧”归入义和团事件的责任人中，主张“联外人以救上”①,于反对义和团主张中显见其最终指向仍是维系清朝统治；义和团仍属“国变”的性质。革命派则大多基于其强烈“排满”立场，不认可清朝统治的合法性，断然不将义和团归入“国变”的范畴。革命派的文本中，有将其称为“野蛮之革命”而予以批驳的，也有将义和团视为“民族民主革命之先声”而赞扬的。虽然两者对于义和团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即将义和团从“天朝”话语转向了“革命”话语。

中华民国建立后，出于对现实政治的无望，新知识分子谋求文化救国之路。此时，作为历史记忆的义和团，更多地则是以一个“文化上”的符号出现。由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启的义和团“革命”话语一度似乎销声匿迹。直至五四运动，原本只关心思想启蒙的知识分子开始走上街头关心政治建构，在国民革命氛围下，断裂的“革命”话语，重新接续上了历史。这一时期义和团被反复提出，谈论义和团的文本大量涌现。这些文本使得十几年前模糊不清的“革命”话语被不断明确。关于义和团的历史表述，出现了一些新的解释。虽然各种文本对义和团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多种分析阐释却都体现和认同一个基本前提，即义和团的反帝性。在这种模式阐释下，“义和团的反帝性”成了最小的分析单位，此乃时人共同的认知基础。

这种历史的延续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一国家的出现，使得作为共同想象体的义和团有了新的存活土壤。这一时期的文本，开始旗帜鲜明地塑造义和团的“英雄”形象。前述义和团反帝特性，被现实化为“反美帝国主义”的吁求。义和团曾经的“国变”话语与“革命”话语凝结为“爱国主义”的象征。毫无疑问，此处的“国”字指代明确，意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有了具体而实在的依附。义和团在话语持有者的主动规划下，被牵引出具体的时空脉络，转化为近代中国传统爱国主义的文化符号，继而成为社会文化运作过程中的一部分。人民取代臣民，国家利益取代王朝利益，人们的忠诚由封建君主转向民族国家，至此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在晚清并不存在，人们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对此，陈独秀曾提到，直到八国联军之后他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想到这里，不觉一身冷汗，十分惭愧。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①这一段文本颇能说明清季的实际情况，几千年“朝廷”观念的支配，在时人心中有着根深蒂固的记忆。这一时期丰富的义和团文本正是这种观念支配下的产物，而同时数目繁多的义和团文本，又使得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朝廷”的观念，在文本的连接中被加固了。

以文本形式展现的义和团记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现实语境中被社会不断重新建构的。从“拳匪”到“野蛮人”再到“革命人”,直至定位在“爱国主义者”中，这场关于义和团民众记忆旋律的跌宕起伏，正是立足于时代需求而对过去重构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义和团的某些特殊主体被认同、夸大和刻意拔高，使得它们成为现实的能量之源。故而义和团记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正如哈布瓦赫所认为的，对于记忆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记忆者本身对过去所体验事件和意象的回忆，而是社会的需求促成了记忆者对事件和意象的重建。也就是说，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②

社会在记忆的同时也在忘却，而要记忆什么,忘却什么,是由现实社会的需要而决定的。人们的记忆因社会需要而重新构建，历史记忆只有靠不断“再生产”才能传递下去；在记忆的构建过程中，事件有所丢失，有所补充，也有所改变，所以记忆和事件之间绝不是等同的。围绕义和团符号象征再创造的过程中，一部分义和团的记忆被保存下来，另一部分则被删除了；在遗忘义和团的排外、愚昧、野蛮等问题之后，义和团被定格在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文化传统的框架之中，作为特定的社会文化符号被广泛认同。它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历史记忆，冲击着人们对爱国主义理念的建构。同样，相反的情况在特定条件下也会不断出现。

历史记忆虽然是被建构的，但有它的客观性。关于义和团的各式文本，并不是一个虚无的可以任意阐释的文本，而是对一个曾经真真切切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的记录、叙述和阐释。历史文本具有历史的客观性。正是因为义和团自身的纷繁复杂，才有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记忆文本的出现，使得义和团历史记忆的形象呈现“罗生门”式的面相。义和团被反复提出，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文本形式出现，它被权力所记忆的同时，也为权力所遗忘。不变的是，话语权力持有者总是在过去时态和现在时态象征的空间里，寻找着凝结义和团的历史精神。这不禁让人想起马克·布洛赫所说过的：“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必定是徒劳无功的。”①

原载《人文杂志》2011年第4期，与李尹蒂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