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尤其是人类认识事物的早期概念是前科学思维时期的日常生活概念，这种最初形成的概念，通常是作为对周围事物的感性经验的直接概括，并不具有很高的抽象性。而且，人们对于同一事物的认识往往会形成不同内容的科学概念。不同的学科对于同一事物会形成不同内容的科学概念，而在同一学科的不同理论中，对于同一事物也会形成不同内容的科学概念。马克思所指称的“封建”,当然不等同于西周的封建制。而在近代中国逐步形成的“半封建”理念，既不是简单地本源于西周的那个封建制，也不是直接类同于西欧的封建主义，而是在中国社会历史遗存的现实与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论说理解基础上的再认识。但由此引发的问题，却不仅仅是一个词语理解的问题。如果不能把握“话语”的时代特性，进入特定的历史“情境”,无论是“尽信古书”还是“尽信经典”,走“以古义而框约今世”的偏途，恐怕并不能有助于中国学术或学科建设的真正进步。

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急剧动**，政治格局不断变化，军阀与地方分裂主义构成近代民族一国家重建的主要障碍。因此，“当‘封建主义’一词被用来解释军阀和联邦主义运动的奸诈关系时，原则与偶然因素便融合到一起。……军阀赞助之下的联邦主义，与‘封建旧势力’的所有其他残留一道，恰恰是国民革命所要征服的又一个敌人”,因为“他们在分裂国家、与帝国主义‘合作’方面的明显作用，清楚地对应着国民革命的双重目标，即国家统一和独立”。①这一特征恰恰对应着“封建”的“古义”之一，“中央集权主义者憎恶的目标，是地方社会中的‘封建’方言，后者抵制中央集权化的民族国家”。②

清王朝的最后十年，“省”成为绅士的重要活动舞台。省级绅士是两个互相区别但又相关的过程的受益者，一个是政治下移，另一个是政治进化。“清末新政将权力从中央转移到各省，同时帮助(各省)将权力从地方向省里集中。辛亥革命爆发，省级枢纽得到强化，当时新成立的省级机构越来越热心于从中央获得自治，却拒绝向地方权力让步。地方公共团体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晚清以来，在地方自治的制度变革进程中，事实上“乡村绅士尽管在推进民主‘自治’方面发挥了先锋作用，但也被视为封建的，因为在国民党政权那里，封建主义与地方自治的要求是相等的”③。所以，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确定：“封建势力以土豪劣绅为唯一之基础，土豪劣绅为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之工具，为直接掠夺工农利益者，为阻碍农工团体之发展者……提出‘打倒土豪’口号，盖非此不能铲除封建势力之大本营，而使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失其依据也。”④不仅国民党如此，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联邦主义和中央集权主义的相对优点，完全是被放在死而不僵的‘封建势力’这一框架之内来评估的”⑤。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反帝反封建”已经凝练为时代主题。作为时代主题，在20世纪20年代使用“封建主义”有助于解释他们的困境：“此阶段的独特特征是经济、文化和政治统一。只有统一才是进步的，分裂意味着反动。”革命对民族语言形成的最终贡献，在于它对“封建”一词本身的再发现和再利用。“将封建主义与分裂，并进而将分裂与反动等同起来，显示了针对披着各种外衣的封建主义——议员、文化、社会组织和政治管理——的革命力量。……它们具有足够的包容性，能超越中国内部的种种差异，但又具有足够的排他性，能在现存的民族国家本位的世界秩序内赋予其使用者一种公认的认同。”①

正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主题下，“封建主义”在近代被认同为与统一的民族—国家对立的存在；中国“半封建”社会的特性也获得了时代的价值和意义，并在其学理层面和现实社会层面被赋予了新的特征及内容。当然，无论多么精确的概念和定义，它所能揭示的问题也是有限的。因此，恩格斯十分明确地强调：“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观点。”②

“半封建社会”的出现，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流变问题，而是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正是在其特有的理论认识体系中，借以创造了整整一个时代的历史。近代中国形成的“封建主义”在内涵和外延方面均超越了西周的“封建制”,也不完全等同于西欧的封建社会。我们没有理由将它的近代含义与古代含义完全等同，也不必以“西义”(且不说“西义”也不一致)强释“中义”—-学术研究的任务是辨其流变，明其趋向，而不是变其不同为同一，强其分流为合流。

20世纪之初，在近代中国获得认同的“半封建”概念，有其特有的时代内涵。它在理论认知上承接了马克思的理论成果，在史实认知上观照了中国社会“残存的封建性”因素，并在学术理论上形成了相对系统、完整的解说体系。正是在“半封建”的认识体系中，中国人民共同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创造了一个世界史观框架下的中国社会近代特定历史。对于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历史学家可以有不同的解说，却不能任意否定历史本身。

原载《河北学刊》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