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社会史的强势风头也正是得力于跨学科和理论方法多元化趋势的推助，由此成就其“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历史。从社会史经历的三次大的跨越或转向来看，无不得力于跨学科渗透与多元化理论的影响：首先，向社会学的跨越，成就了早期社会史的开拓和学科地位的确立；其次，向历史人类学的跨越，拓展了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视域和研究方法；最后，向生态、环境和医疗学的跨越，扩充和加固了社会史的学科领地和地位。跨学科研究和理论方法的多元化，已经是当代学术发展的基本特征和主导趋势。

同时我们也深切意识到，“由于社会史自身理论建设的不足，人们在实际研究中大量借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模式及西方的学术理论，这种‘借用’无可厚非，但‘消化不良’,生搬硬套现象严重，造成社会史学科概念的含混不清，中西混杂”,最终导致“自我”的迷失。“中国社会史至今没有形成自己的话语系统和概念体系，根本原因正在于此。”①因此，在求助于西方社会史理论的同时，必须孜孜以求自我概念体系和理论的架构。应该说，社会史学界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但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具有社会学背景的周晓虹对此问题的看法与笔者所持的立场相同，周晓虹认为：“应该指出的是，尽管中国社会史研究应该也必须向社会学借鉴各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但前者不应成为后者简单的拷贝或复本。这种说法的含义主要有两层：其一，作为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侧面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对现代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吸收，显然不应以抛弃历史学的传统理论和方法为前提；其二，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社会史学有其不同于社会学的特殊性，因此，在社会史学领域简单照搬现代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就难以达到正确研究历史上的社会或社会现象的目的。”②即使是一些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也必须考虑社会学与历史学不同的学科特征及学科要求，如“口碑资料收集方法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口述史学带来了史学领域的‘史料革命’”。“这种方法的使用除了受到因社会史研究而起的整个史学研究的视角转换的左右外，在具体的实施方法上显然受到现代社会学中十分普及的访谈法的深刻影响。但是无论怎样，社会史常用的口碑资料收集法和社会学的访谈法都是有区别的：前者涉及的是历史见证人在以往的年代里的经历和感受，而后者涉及的则是现实生活的参与者在当下的具体状况和感受。一句话，前者涉及的是经验，后者涉及的是行为。”①正因为“社会史学和社会学是两门不同但又有着密切联系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要想将社会史学研究引入健康向上的轨道，除了在指导思想、研究视角和史料开拓等方面狠下功夫外”,恐怕最重要的就是要“尽快实现社会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与社会学的整合”。而不是简单地将历史资料或史实套入社会学的模式之中——“社会学化”。所以，霍布斯鲍姆的提醒不是没有道理：“社会的历史不能依靠运用其他科学内容贫乏的现成模式来写，它需要架构恰当的新的模式——或者起码需要把现有的框架发展成模式。”②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社会史研究进入多学科交叉和多元化理论、方法渗透的时代。“今日跨学科研究强调：应该打破专业界限，按照课题需要进行各种综合性、整体性的有关知识组成成分之‘拆分’和‘搭配’运作。”③令人眼热的社会史研究面对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大幅涌入(诸如人类学、心理学、生态学、环境学、资源学等),处于前所未有的“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境况。这种状况不能不引发社会史学界更深层的理性思考。俞强在《跨学科冲击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应》④中提醒注意多元学科视野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可能出现“多重标准”和对话问题等危机；冯尔康、赵世瑜等或提出了跨学科的社会史研究理应坚持历史学的本位呼吁，或强调历史学不宜放弃陈述之学的特征，而失去自身的特点和价值①,等等。

“虽然史学通过向社会科学靠拢而别开生面，但将史学彻底改造成经济学、社会学那样的社会科学，未必是一件好事。”使用社会科学理论作为治史工具时，要避免落入“方法论的陷阱”②。许倬云针对性地指出，“今日社会科学诸学门的研究，因为专门化，而日益分离；形同边界也将日趋消失并失去其应有的学科地位”③,所谓“泡沫学科”的预言不免成真。朱浒尖锐地提出，在社会史发展进程中，“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史学社会科学化的限度问题。借鉴各种社会理论的大方向固然不能否定，但是这并不等于要消除历史学的本位立场，特别是如果把其他社会理论中生成的问题直接当作历史学的问题时，那么就很难说这不会影响到我们对史料和历史事实的勘别与认定。至少从目前出现的新社会史研究来看，历史往往成了各种社会理论的实验场所，这就极有可能对历史学从中吸收养分产生某种阻碍作用”④。“割据之势，如果不早日整合，知识将有流于繁琐之虞。”⑤同时，它也将导致社会史的学科面对新的理论与方法的引入和整合问题。学者们相对一致的认识是，还需要对学术史的脉络加以清理，以便从新旧观念错综交糅的纷乱中认清方向；需要对传统史学、对曾与社会史相对立的政治史研究主题进行认真反思，思考其与社会史的关系；还需要思考社会史研究的方式与表达途径等。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本土化”及中国社会史的存在实体与学术研究表达的一致性，也是一个值得深度探讨的问题。

史学同社会、民族、国家发展有着深切的关系，梁启超在“新史学”的阐释中已经有过充分的解说：“凡史迹皆人类过去活动之僵迹也”,却并非过往的一切均可入“新史学”之范围，“然则历史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以入历史之范围也”①。马克思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②这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无可再小的、可理解的基本单位是‘文明’,或者称为‘社会’,而不是一般人所称的‘民族’或‘国家’”③认识一致。历史研究中无可再小的可以理解的领域，是整个社会而不是关于社会的任意分割的片断。这提示着我们，历史学的时代特征、学科价值和学科方向，应该成为当代历史学跨学科研究和多元化理论发展中必须坚持的学术立场。对此，严耕望也不只一次地强调过，不仅“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在史学上的运用也各有局限，不能恃为万应灵丹”,“社会科学理论只是历史研究的辅助工具，不能以运用理论为主导方法”④,而且，“摆在眼前的事实，社会科学门类众多，派系各别，而且也是随时变换……运用目前的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出来的史学成绩，过了几年不是仍要视为落伍了”⑤。卡尔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同样的认识：“历史学家的著作是多么密切地反映他所研究的这个社会。不仅事件在不断变化，历史学家本人也在不断变化。当你拿起一本历史著作的时候，只看扉页上作者的名字是不够的，还要看出版的日期或写作的日期——有时这更能说明问题。……同一位历史学家不能够写出两本完全一样的历史著作。”⑥

社会科学的概念，尤其是这其中的历史概念是在19世纪逐渐发展起来的。在科学化同时也学科化的历史进程中，不仅“自然界所使用的方法被用来研究人类事务”,而且“社会科学家从生物学那里得到启示，开始把社会当作是一个有机组织”,“达尔文革命的真正重要性在于”,“把历史带入科学领域”,“科学上的进化观念确定了、完备了历史中的进步观念”。①“人们认识到，科学家所获得的发现，所得到的新知识，不是靠建立精确且全面的规律得到的，而是靠提出假设得到的，这种假设为新的探索开辟了道路。”但是，正如在科学思想界“掀起了一场革命”的亨利·彭加勒(Henri Poincare)在《科学与假设》中所提示的：“科学家所提出的一般命题……就是一些假设，是科学家设计出来的以便组织进一步的思考，并使这种思考具体化；这些一般命题就是有待于证实、修正和反驳的主题。”②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假设和模型，是许多学科从事研究的基本理论工具；然则历史学不同，它的学科本质并不支持假设和模型，这种方式却与历史学的本质属性相悖。此外，“当今几乎没有什么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会要求彻底的独立。但是，历史对外在于其自身的事物没有什么必然性依赖，这就决定了历史不同于任何其他科学”,“我本人并不相信，使历史学家与地质学家相分离的那个裂口比使地质学家与物理学家相分裂的那个裂口更深，也更加不可弥补”。③

因此，在学科发展的多元化趋向中，社会史的历史学本位特征不能被淹没于“社会科学化”的浪潮之中，否则，社会史将不成其为历史学。因为，社会科学及其他各学科与历史学的区别是不能融化无界的，“它们有不同的资料以及不同的资料处理方法；它们与‘时间’的关系、对背景的重视程度不同；它们对描写与图表方法的爱好不同；它们将诠释学与分析性方法的结合方式不同”,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社会与文化功能不同”。正是“不同的功能指向规定了不同专业在社会与国家中的地位。一般说来，与社会科学相比，历史学与本国的政治文化、自我表现与传奇、文化生活以及教育制度的关系更为紧密”①。更值得关注的是，“跨学科合作没有导致综合性结论，相反，它导致了进一步的分散化”②。在多元化、跨学科进程中，必须保持社会史的历史学科边界和本位特征，即在学科功能上“保障最低程度的一致性，这是在研究问题、方法以及共同评价标准上的一致性。没有这样的学科分工，这些几乎是没法办到的”。而且，“有了各学科之间的界限，我们才能跨越它们”③,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是的，社会史不再是初现史坛时期的“艳阳”之春了——那是一个专情投入勇于开拓领地而并不十分注重收益的时节。在分享秋果的季节之后，理性的耕耘者总应该精心回顾曾经的劳作过程，包括成本的核算、投入收益与各种失误，以谋取下一个学术耕耘之春的到来。“今天历史学既面临着广阔的前景，同时又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对于这些危险，任何善于思考的历史学家都不会一无所知。也许正因为研究对象的缘故，历史学比其他任何一门学科更加肩荷过去的重负，从而蒙受着苦难。历史学是深入水中淹死河底呢，还是胜利地浮出水面，登上彼岸，获得新生，重新充满活力，这是谁也无法预料的。”④不过，在“多元化”和“跨学科”研究潮流中，我们更应该关注和把握历史学的学科本位特征，这是社会史“胜利地浮出水面，登上彼岸”的不二选择。

司马迁将史学之目标定位于“通古今之变”,实揭示了史学之不同于别的学术的真谛。史学家关心的不是某种固定的、静止的状态，而应是变动的过程；并不是历史上所有存在的事物和人物都不加选择地可以进入历史研究的视野。“然则历史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以入历史之范围也。”①梁启超所谓的“史迹”是特指“人类社会之赓续活动”,并特别说明“不曰‘人’之活动而曰‘人类社会’之活动者，一个人或一般人之食息生殖争斗忆念谈话等等，不得非谓活动也，然未必皆为史迹”。如果一个人之活动没有“社会性”,当然不能进入“史迹”之范围。“史迹也者，无论为一个人独立所造，或一般人协力所造，要之必以社会为范围；必其活动力之运用贯注，能影响及于全社会，——最少亦及于社会之一部，然后足以当史之成分。质言之，则史也者，人类全体或其大多数之共业所构成，故其性质非单独的，而社会的也。”②因此，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的“社会性”,就成为梁启超时代“新史学”区别于旧史的根本之所在。正是在“民史”与“眼光向下”的基点上，梁启超“新史学”中的社会史理念得到了一定的彰显，“一社会一时代之共同心理共同习惯，不能确指为何时何人所造，而匹夫匹妇日用饮食之活动皆与有力焉，是其类也”。③否则，“驯至连篇累牍，胪列无关世运之人之言论行事，使读者欲卧欲呕，虽尽数千卷，犹不能于本群之大势有所知焉”。④这是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等不同的学科特征之所在。

社会学的理论范畴，对于当代社会史的兴起和发展所具有的学科意义，已是不争的事实。社会史大规模地从社会学中寻求基本的理论范畴、学术概念(如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控制、社会变迁、社会转型、社会流动等),以便从传统史学僵滞的模式中破壳而出，别成天地，是东西方社会史创建过程中的共同特征。在社会史研究渐成气候的过程中，这些概念与范畴已经内化为具有史学特征的基本范畴，因而，对这些基本理论范畴、概念进行准确科学的理解，是社会史体系构建和学术地位提升的基本前提。

原载徐秀丽主编：《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1979—200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原题为《中国近代社会史理论研究再反思——关于社会学化、范式说以及多元化趋势的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