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8—2017年研究概况
从2008年至2017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仍然是史学发展中令人关注的领域。其整体状况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概括：2008—2017年发表的相关论文有200多篇，著作有近300部(包括旧版重印),举办会议40多场次。从论文分布来看，社会史理论方法方面61篇(包括史料、田野调查与社会史研究方面4篇),社会文化史方面17篇，区域社会史方面5篇，社会生活史方面8篇，乡村史方面72篇，城市史方面28篇，环境史方面10篇，医疗史方面6篇，其他方面32篇，总计239篇。
相关的近代社会史著作出版情况，我们按14个专题内容[社会史理论与方法(包括通史)20种、社会文化史17种、区域社会史20种、社会生活史18种、乡村史59种、城市史14种、社会群体27种、灾荒与慈善救济31种、宗教与秘密社会史20种、性别社会史8种、医疗史12种、环境史17种、法律社会史5种以及其他16种]统计，大致有284种。
上述所列研究成果的主题分布，大体可以展现这十年社会史研究的基本趋势和走向。
十年间，各大学和研究院所举办近代中国社会史学术会议40多场次。相对密集的社会史学术会议活动，一方面体现着社会史学术机构近年主要的研究着力点，另一方面也展示或代表着相关研究团队(或力量)的活跃态势。其中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会议3次，参与合办会议2次，论题主要集中在近代交通社会史、中国日常生活史、近代乡村社会史、华北历史地理与社会变迁以及生态环境史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主办与参与合办会议十余次，论题分别为：近代中国都市与乡村、社会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国历史上的生命、生计与生态、华北城乡与近代区域社会、中国历史上的国计民生等。首都师范大学举办(并参与合办)会议5次，主题分别为：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的社会保障与区域社会、西方新文化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等。此外还有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华中师大以及山西大学相关社会史研究机构举办学术会议。
2008—2017年的史学研究中，近代社会史研究仍然占据主导性地位，不仅论文和著作发表总量持续稳定增长，而且研究主题也不断深化并拓展延伸，其学术的活跃状态和发展趋势令人瞩目。
(二)研究热点与问题聚焦
就上述研究状况的呈现而言，不难发现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向。从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出版的学术著作两大项看，乡村史仍然是学者们相对集中关注的领域，分别占到了论文的30%以上和著作的20%以上，远远高于其他主题内容。2000年以来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就逐步聚集了一批学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和论题上都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这一研究态势仍在持续发展，且有更为深入的拓展和提升。
当然，乡村史研究论题方面也有了新的话语或新视野的拓展，譬如乡村治理成了新的关注点。任吉东的《近代华北乡村社会治理的双重话语——以获鹿县为例》一文认为，传统的获鹿县乡村治理是通过一种经过长期演变产生的内生制度而实现的，进入近代后，乡村社会治理出现了原生态组织与嵌入性机构并存的局面，出现了地方话语权与行政话语权的双重存在与动态平衡，成为近代乡村治理形式中独特的一幕。①彭澎在《近代乡村治理的法权结构变革与法制转型研究》一文中提出，国家治权、乡村权威与乡民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影响近代乡村治理法权结构变革的主要因素，三者关系的协调可以为解决和处理当代农村基层治理问题提供认识论视角与方法论参考。②
也有学者在传统论题基础上融入了“乡村治理”理念。潘洵、李桂芳的《卢作孚与中国近代乡村现代化的“北暗现象”》一文认为，对经济、文化、环境和人的重视，是卢作孚乡村现代化建设最鲜明的特色。他关于建设“生产的、文化的、游览的区域”的理想与规划；以治理社会秩序为先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开展文化建设和社会公共建设的乡村现代化模式；以及以人为本，延揽和培养乡村建设人才的用人方略，是北暗乡村现代化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③张霞、邹进文在《乡镇财政的早期近代化：立足于清末的考察》一文中提出，事权与财权是密不可分的，公共权力的下移必然要求财权的下移，随着乡村治理的近代转型，清末乡镇财政也开始了近代性变迁。由于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清末乃至中国近代乡镇财政的转型不仅没有稳固基层政权，反而动摇了政府的统治根基。①鞠忠美重新评价梁漱溟乡村治理模式，认为他在肯定中国传统文化作用的同时，通过融合中华传统文化与近代西方文化、时代主题，希望在乡村建设一种新的文化，以推动乡村复兴，并进而实现中国复兴。②
此外，现代治理理念也融入乡村史研究，成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如马欣荣的《中国近现代乡村治理结构研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邓云山的《现代化视野下中国共产党的乡村改造思想及实践研究(1921—1937)》(湖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周祥林的《梁漱溟乡村建设伦理思想与实践研究》(中南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等。
乡村史之外，相对集中的研究主题是社会史理论与方法，而且在论文和著作两个方面的分布比较均衡。但是就论文研究内容来看，实际上多集中于当代社会史领域的拓展方面，如李文、魏钦恭的《学术研讨与专题研究共推学科发展：2016年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扫描》(《河北学刊》2017年第5期),李文的《国史中的社会史：内容和框架结构》(《中国地方志》2011年第1期),宋学勤、李晋的《思想“在场”: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基点》(《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4期),江沛的《以社会史的视野推动中国当代史研究》(《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朱汉国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之我见》(《史学集刊》2012年第5期),李金铮的《借鉴与发展：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总体运思》(《河北学刊》
2012年第4期),田居俭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要重视理论指导》(《河北学刊》2012年第2期),李文海的《发展与推进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河北学刊》2012年第2期),姚力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学术视野与问题意识》(《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期)和《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宋学勤的《当代中国史视角下的社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6期)等。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属于社会史研究综述和阶段性研究总结类的文章，如常建华的《传承与创新：中国社会史研究综述的制作及其意义》(《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4期),唐仕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扫描：2014》(《河北学刊》2015年第5期),李长莉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三十年发展趋势与瓶颈》(《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和《三十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范式之转换》(《河北学刊》2018年第2期),王先明的《新时期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评析》(《史学月刊》2008年第12期)等。
也有相当多的论文在质疑、反思中力求就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视野方面提出新的看法。闵杰在《学术批评之中国近代社会史》一文中认为，近代社会史研究成果丰富，但雷同较多，总体上浅薄之作多，深析之著少；研究社会生活时关注新因素新现象多，而讲旧因素旧现象少；此外，史料准备不足，论述概念化问题也很突出。社会史研究应该在这些方面力求突破。①对此，李长莉也持相同的立场，认为社会史的多数知识研究成果停留在学科内部，甚至更小范围的知识交流，具体缺陷为碎片化和记述性；她提出以后的研究应该注重综合法、理论法、跨学科法。②小田提出，社会必须强调整体史的学术使命，即思维方式的更新，包括历史理念、知识结构、观察视角、史料样式等。整体史的构建是不断改变要素以适应整体的机构性更新。③俞金尧对新文化史的激进倾向不满，认为社会史学正进行一种“实践的历史”的新探索，这一走向值得注意。①王先明提出，应该从两个方面拓展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既要强化内涵提升，也要注重外延拓展②;在《“新史学”的开拓与建构——评余新忠》一文中，王先明对当代新史学演变趋势进行了梳理，提出了社会史学科建构中值得关注的问题。③宋学勤、李晋则提出，为避免思想性缺位导致的“故事性”学术成果，应秉持总体史的问题意识，以发掘区域研究意义为目的，审视“人”的主体性，寻求可资对话的“中层理论”。④
值得关注的一个趋向是，日常生活史开始成为近些年近代社会史研究中相对聚焦的论题。常建华多次提出加强日常生活史研究以拓展社会史研究内涵，认为日常生活应当成为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基础，应更明确地把日常生活史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内容⑤;同时，生活史的研究带来视角与方法的变化，可以从日常习惯中发现历史，从日常生活来看国家，挑战传统史料认识，从生活方式的转变可以考察民族关系及与不同文明进行比较，阐述社会变迁⑥。余新忠提出，应该积极从日常生活理论和国际新史学思潮中汲取思想和观念，以“人”为中心，挖掘史料。⑦日常生活史也是近年来社会史学术会议研讨的中心问题，如2011年9月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日常生活史的多样性”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年12月由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南京历史学会共同举办的“抗战时期都市民众日常生活”研讨会，2015年1月由上海大学历史系、《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主办的“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生活”学术研讨会，2016年10月由中国社会史学会、武汉大学、三峡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办的“中国历史上的国计民生”研讨会(第十六届中国社会史学会年会)等。
区域社会史以及区域史视野下的交通社会史、生态环境史等也是学术研讨中较为集中的问题。
与论文有所不同，学术著作更多地体现了既往学术研究成果的积累或总结，它从另一角度展示着社会史学术发展的境况。系统性的社会史著作不断推出，一定程度上诠释了这一学科具有的时代影响和学科价值。张静如主编的《中国当代社会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具体而系统地诠释了他一贯坚持的社会史乃通史说的主张。尽管各分卷章节设计各有不同(如文化部分有称之为科技文化，也有分列为教育与科技、文化、体育和卫生事业者等；分卷中有专列外交一章者，有特设交通和电信一章者；社会结构内容方面各分卷也略有不同，如分为阶级阶层、社会组织、婚姻与家庭或人口婚姻家庭等；社会生活、社会事业、社会保障、社会意识、社会问题等各分卷所设章节均有明显差异),但这套当代中国社会史丛书整体上仍然大致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大部分来编写具体内容。这套书是社会史研究延伸到当代史或者可以说是当代史研究的社会史取向的重要成果之一，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在体例和学科建设上仍有值得商榷的问题。
乡村史研究的系列性著述有王先明主编的“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丛书”(人民出版社2009年后陆续出版)8册，以专题论述形式集中地探讨20世纪前期乡村社会的历史变迁问题(主要有王先明：《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1945)》;罗朝晖：《富农与新富农——20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社会变迁的主角》;李伟中：《20世纪30年代县政建设实验研究》;熊亚平：《铁路与华北乡村社会变迁1880—1937》;渠桂萍：《华北乡村民众视野中的社会分层及其变动(1901—1949)》;郝锦花：《新旧学制更易与乡村社会变迁》;曾耀荣：《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业贷款问题研究》;魏本权：《农村合作运动与小农经济变迁：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1928—1949)》)。在近代乡村史研究的取向中，为了突破乡村史与城市史研究领域的人为区隔，王先明又主编了“二十世纪之中国——乡村与城市社会的历史变迁”丛书10册(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10卷本分别为安宝《离乡不离土：20世纪前期华北不在地主与乡村变迁》,柳敏《融入与疏离：乡下人的城市境遇——以青岛为中心(1927—1937)》,张彦台《蜕变与重生：民国华北牙商的历史演进》,任金帅《聚同道于乡野：华北乡村建设工作者群体研究(1926—1937)》,付燕鸿《窝棚中的生命：近代天津城市贫民阶层研究(1860—1937)》,张启耀《民生维艰：田赋负担与乡村社会变迁——以二十世纪前期的山西为范围》,朱军献《因革之变：中原区域中心城市的近代变迁》,丁芮《管理北京：北洋政府时期京师警察厅研究》,杨东《乡村的民意：陕甘宁边区的基层参议员研究》,杨红运《复而不兴：战前江苏省保甲制度研究(1927—1937)》。这一系列研究项目于2012年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增补项目，2013年入选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同年入选出版总署出版改革发展项目。该套丛书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关注。此外，王先明还相继出版了《走近乡村——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发展论争的历史追索》(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乡路漫漫——20世纪前期之中国乡村(1901—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等，由此形成了一个以南开大学为主导的相对稳定和持续发展的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团队。
在综合性研究方面，李长莉等人所著的《当代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值得我们特别关注。这是“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系列”丛书之一，它分为十二个专题(以章的形式)系统总结了2015年之前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状况并予以学术评析，是我们了解和认识社会史学科理论、学术研究发展演变的重要资料。关于近代社会史专题研究的著述，总体上比较深入，多是此前研究内容的深化和拓展，如张思的《侯家营：一个华北村庄的现代历程》(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王笛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李金铮的《传统与变迁：近代华北乡村的经济与社会》(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唐力行的《延续与断裂：徽州乡村的超稳定结构与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刘家峰的《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研究(1907—1950)》(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但专著的论题相对比较分散，恕不一一评析。
(三)问题与反思
新的问题意识的产生和研究视野的拓展令人欣喜，持续性地展示了社会史学科的活力和发展前景。社会史学科的开放性、包容性以及引领性，在21世纪以来已经形成学科生长点的环境史(或生态环境史)和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再次获得确证。与政治史、文化史鼎足而立的社会史，已经显示了更为强劲的发展活力。当然，在对其学术成就的研判和思考中，我们也不难体察到社会史学科发展中的一些缺憾。
譬如，就新近兴起的环境史而言，它还是主要侧重于“自然(生态)史”的取向。我们认为，没有“社会环境史”的历史，将不是完整的社会历史；同样，没有社会环境史的内容，也建构不起真正完整的“环境史学”。环境是人类生存和活动的场所，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真正的“环境史学”不能不包含这两个方面。在这里，环境史的自然史取向与社会史取向同样不可或缺。
“社会建设”作为我们现代化进程中“科学发展观”的内容之一，当然也是基于对“社会环境”治理和建设的现实需要；没有良好、健康的社会环境，社会建设及其相关的内容也就无从谈起。社会环境问题，是人类社会形成以来一直与人的生存、发展相关的重要主题之一，也是现代化进程中更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因此，日渐成为学术热点的环境史研究乃至历史学研究中的“社会环境史”取向，既是以人为主体的历史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史学面对现代社会需求，实现其“学以致用”学科功能的重要体现。
社会史与政治史的融通问题，或者说日常生活与重大历史事件的内在关联问题，也应该成为社会史研究走向深层发展的论题。当代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成果斐然，已经赢得人所共知的赞誉。同时，它也在奋进中显示出自己的缺憾，其发展进向也足以让人警醒。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社会史研究日渐聚焦于日常生活，而完全回避了对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运动的关注；日渐深入解析群体生活的状态与习惯，而无视精英或社会运动领袖的行为与选择。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是，社会史一旦失去对重大历史事变和社会运动发展的关注和解释能力，它还是社会的历史吗?如果只在琐碎的生活中爬梳出生活的雅趣，而完全规避了对于社会运动领袖或英雄人物的探讨和洞察，史学还能保持并弘扬其通鉴古今的功用吗?
面对历史研究中日常生活与历史事变之间的张力，现代史学两位大师的取向和经验值得我们珍记。
日常生活成为史学研究的主题是当代历史学的主导趋向，这无可置疑。马克思说过，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日常生活，即衣食住行，然后再从事其政治、军事等上层建筑活动。走进日常生活也是年鉴派史学大师布罗代尔史学研究鲜明的特征之一。他说过，“我认为人的生活一大半淹没在日常琐事中。无数的行为都是自古继承下来的，无章无序积累的，无穷无尽重复的，直至我辈”①。
但是，走进日常生活并不能局限于日常琐碎，而应该“再走出来”。因为“存活的往昔注入了当今的时代，就像亚马逊河将其混浊的洪流泻入大西洋一样。”②面对大量琐碎的事实和史料，“必须进行筛选。”一边是日常生活本身的运行，显得刻板、钝滞，一边是活生生的、强有力的运动；一边是完全自给自足的与外界隔绝的乡村生活，一边是伸展着的市场经济。他们相互作用，“一点一点地铸造着并且也已经预示着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总之，在布罗代尔的视域里，日常生活与重大历史事变，虽然是“两个天地，两种陌生的生活，而其各自的实体却又互成因果。”③因此，在这里，社会生活的日常与历史事变的非常的内在相关共同构筑了历史进程。真正的历史学研究视野，既不应该将重大历史事件视为盲区，也不能不体察日常生活中看似平静实际执着地指向未来的力量。“确切一点说，在大问题的‘因’与‘果’之间，更容易看‘果’。当然，惟其如此，历史学家才更执着于发现事物之‘因’,而常常却又抓不到它，并且受它的嘲弄。”①
马克思将日常生活作为历史研究的第一个前提，同时也善于从日常生活平静的演进态势中把握历史事变的趋向，而不是将日常生活与历史事变割裂。关于历史事变研究的视角，马克思曾经以路易·波拿巴政变为例提到两个显著的例子，一是维克多·雨果著的《小拿破仑》,一是蒲鲁东著的《政变》。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俏皮的攻击。事变本身在他笔下却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马克思评论说，“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伟人了”。那么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他对这次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说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家所犯的错误。”那么,马克思是如何研究和描写这次政变的?他说：“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②
这些先贤们的治史心语告诉我们，既不可驻足于日常生活的表象铺陈和史实排列，又不至于被轰轰烈烈的历史事变晃炫自己的眼睛，做到真正洞察历史丰富而复杂的表象背后鲜为人知的社会哲理和启人心智的学理，才是当代历史家的学术使命。正是基于这一深刻的省思，我们要坚持一个贯通日常生活与历史事件研究的史学诉求，期望突破社会史聚焦于日常生活，事件史或革命史注目于社会运动和历史事件的区隔。史学之所以为史学，尤其是新史学，其价值与功能当在创造中继承，当在创新中发展。史学研究应该有终极性关怀，应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明人文之常，求民生之利。
更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新时期的史学发展是以“新史学”话语来诠释自己的时代价值的。其成就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社会史、文化史领域的新开拓和跨学科研究领域的新建构。新史学发展中形成一个主导趋向，就是求新。新社会史、新文化史、新革命史、新清史等试图标领史学潮流的诉求，为我们画出了一条着意“求新”的当代史学演进轨迹。但当代史学风尚在刻意求新的追求中，似乎疏离了史学求真的学科特质。
问题在于，“一味忙于求新，忙于引进，来不及消化、来不及思考”,“除了在史学理论界留下了思想的足迹之外，并没有引导中国史学产生一个实质性的改变”①。很多以新史学为名的史著,只是在既成的西方理论框架中添加中国史料，结构出一个所谓新的成果。这样的成果再多，实质上无助于史学的进步。正如严耕望所批评的那种史学取向：“中国史书极多，史料丰富，拿一个任何主观的标准去搜查材料，几乎都可以找到若干选样的史料来证成其主观意念，何况有时还将史料加以割裂与曲解!”②更为突出的问题是，“现在历史学的学位论文、学术论文和专著,动辄引用西方学者(哪怕是二三流学者)的论点展开自己的论述，而不再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论点，是新时期的一个特点，几乎成了新的教条主义”③。
近代以来，在西学的强势引力作用下，“社会科学方法治史一经引进，就成为史学界的新动向”④。晚近以来的史学发展多染此习尚，竟有束书高阁，游谈无根之流波。新时期的新社会史、新文化史、新革命史、新清史等为我们画出了一条着意“求新”的当代史学演进轨迹。
为何“求新”,何谓“求新”,又新在何处，在新的概念、新的名词、新的术语之外，有多少超越被视为“旧史学”的学理成果，仍然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超越新史学发展中的“系统性的缺失”,从而将“理论追求上的浅尝辄止与见异思迁”的流风导向整体性观照与系统理论建构，无疑是新史学能够最终获得属于自己时代价值的方向性变革的目标。对于一个时代的学术使命而言，学理诠释体系的建构，远比对以往体系的“解构”更为重要。
当代史学风尚在刻意求新的过程中，似乎偏离了史学求真的学科特质。求真乃史学之所以为史学的根本宗旨。史学研究的唯一诉求是求真。史学的本质特征正是建构在不断探求史料之真、史实之真、史识之真和史理之真的基石上，这奠定了“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的地位。
原载张海鹏主编：《中国历史学40年(1978—201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