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代精神结构的另一个支点上，是当代人类社会生活本身的现实发展。对此，我们可以从一个表层问题入手，即马斯洛的科学人本主义为什么发生在当今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而不是印度、埃塞俄

比亚或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我以为，这也并不是偶然的，因为马斯洛的人学是当代社会实践新格局的必然产物。他展示了人类在社会生活丰裕物质条件中凸现出来的新的发展可能性。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说马斯洛属于时代。

在今天的社会发展中，当代资本主义的确是大大地向前走了。大家都知道，20世纪初，西方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处境都是十分困难的。虽然，从19世纪末，通过在原来自由资本主义框架内部的资本集中和垄断等高强措施，也曾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冲突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可是，紧接着却又是来自再生产总体和社会深层结构的更大规模的经济危机。20世纪20年代末，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周期振**几乎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构架产生了深深的裂缝，在外部，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工人运动的**又从政治上威慑着资本主义的制度。在人们眼中，资本世界似乎就要垮台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垂死性的政治断言似乎立刻就会兑现。可是，此时人们却忽略了马克思曾经标注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种内在的功能上的“灵活性”,在关键时刻，它能够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①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并不会使自己的社会生产关系凝固化。在生产力发展的压迫下，它必定会在一定的限度内不断地去进行适应性调整，以维系自身的生存。很显然，当代资产阶级急需一种能缓解生产方式冲突、医治危机和失业，以解救资本主义的灵丹妙药。于是，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了。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②在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此书中，他试图直接从总体上、从宏观需求本身的不平衡来说明就业等根本问题出现不平衡的原因，因而提出必须由政府来调节经济，促使总需求与总供给相适应的观点。他认为，扩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唯一切实的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③。连凯恩斯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这一帖药方竟然成了当代“经济学中的哥白尼式革命”的先导。其实，凯恩斯主义只是一种理论表征，这种冲动的真实基础是我们先前已提到的那种来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激烈冲突。在凯恩斯《通论》发表以前，美国人已经有了向国家垄断和调节发展的罗斯福的“新政”,而西方经济学界也普遍出现了要求政府调控经济的呼声。凯恩斯无非是将这一趋向在经济理论上系统化了。

在这里，我们需要弄清楚“凯恩斯革命”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我们知道，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根本矛盾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格局的冲突，生产力要求社会整体对生产本身的控制和自觉调节，这种结果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破裂和社会主义的出现。可是，有没有可能在保存私有制的前提下，达到与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相适应的可能性呢?马克思没有论及。我们发现，凯恩斯主义的实质正是这样一种逻辑跃迁，即通过资产阶级以一个整体(国家)来占有生产资料的形式，对应于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整体要求；同时，生产过程从外在的盲目客体运转(“类似自然界的形式”)向宏观的主体控制(总体资本家)过渡，使价值规律的“看不见的手”变成人的看得见的手。这种来自生产方式内部的结构调整和功能转换，其结果必然是大大缓解了生产方式内部的冲突，从而使经济发展过渡到一个新的层面上来：生产力的新的长足进步。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凯恩斯革命”的催化剂。一方面，战争的爆发使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现象消失，使停滞的经济转向战时的高涨。另一方面，战争使资本主义迅速成为国家军事资本主义。首先在联邦德国和日本，然后是整个西方。更重要的是，在战争结束以后，国家的全面垄断和调节经济的措施已由战时特殊局势下的非常手段转变为经常性的制度，成了现代资本主义再生产全部运行机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在这一新阶段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取的干预经济的主要措施有：(一)国家的计划与预测，这是用来克服市场自发势力盲目破坏性的手段；(二)加强经济的国家一体化，使资本集团统一起来，成为一个主体；(三)加强对科研和新技术应用的国家控制，人的科学成

为资本的第一生产力；(四)有效地采用新的意识形态控制，把工人阶级“一体化”(整合)到资本主义制度中去。这样就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发展发生了一些极为重要的变化：首先，自由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的那种非主体性物化特征在一种新的层次上被总体资本的主体性取代，人们开始自学控制自己的生产了；其次，生产中的主导因素更直接地转移到人的主体方面来了，人的科学在实践格局中的地位日益突出。

显然，人的主体性虽然还是以总体资本的形象出现，但人毕竟从消极的被动状态中走出来了。这种生产格局的重要改变必然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协同作用下，使人类社会生活在发达生产力水平上呈现出一幅新的图景，即社会历史生活的人性(人的自我确证)图景。

现代社会生活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整合性。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垄断特征在20世纪初的突现，是对自由竞争市场效应消极面的一个补充，在凯恩斯主义中，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控制能力集聚为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计划性。①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大量的国有经济部门。这是现代社会结构中的巨大现实矛盾，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措施并没有根本改变资本私人占有的制度，冲突是必然的。20世纪70年代以后，凯恩斯主义迅速变得黯然失色，在资本主义大框架中的国有经济越来越衰败，于是又有了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和其他非凯恩斯经济学，以重新强调市场作用来抑制日益扩大的国家干预。②当然，非凯恩斯经济学的出现，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运行的机制，只是在同一层面上充当了国家控制经济互补的另一面。所以，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出现了一种综合性的功能整合，资本主义把市场与计划、自由竞争与垄断、宏观调节与微观上的自发运转统统融合起来，只要能够维系现代经济生产的运转，不改变根本制度(私有制),一切都是可以兼容的。这使得经济生活，同时也使整个社会生活获得了一种多元混合性和非单一性的特征。

我认为，现代生活的这种主体性和总体性是马斯洛人学的来自实现社会历史过程的依据。同时，更重要的一点是，正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中叶以来的高速经济发展，才创造出马斯洛之所以能够透视人性最高境界的生活基础。显而易见，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社会生活中，人们的基本生存条件都不能得到充分的满足，人的高级需求在整体上的追求尚不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而一旦生产力的发展向科学化的高层次运动，必然使劳动者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大大改善，同时，对劳动者的尊重和主体多层面需要的关注也成为可能。与现代社会生产运转直接相关的管理科学中人的主题之突现是十分典型的例证，它说明，也只是在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具备一定质点的条件时，现实生产中对人的主体状态的关心和肯定才有可能。人的主题是从生产进程中被现实提出和实现的。所以，这种来自社会发展深处的人道主义呼声只可能出现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而不可能出现在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中。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关于这一点，马斯洛多少是意识到了的。所以他的科学人本主义的现实对应点总是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又是精英分子们)的生存状态上，而不是落在那些仍然追求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不发达国家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匮乏状态上。这是十分明显的。

所以，我们又可以说，人的主体性之高扬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这种来自社会生活进步的促动，把多少年来仅仅停留在抽象人道主义理想中的人的自我实现，再一次安放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人，终于可能在现实的土地上向前迈进了。它不仅要获得肉体的完满生存，而且要重新组构自己一度被物化的心灵，人要同时获得灵与肉的完满境界。这不是马斯洛的好恶，而是人在历史的行进中的新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