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说,今天时代精神结构的一个支点是当代科学发展进程中主体性的理论突现。从思想史上看,19世纪末一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狄尔泰、迦达默尔、舍勒、波兰尼到马斯洛,西方人学思想逻辑演进中透映出实证科学的印记,这是人学与科学的融合趋向。而从更深层看,在人类思想中的背后首先是现代科学理性行进的新动意,即现代自然科学总体思想革命中,人的主体性在新的自然科学理论框架中主导地位的确立。
众所周知,哲学理性之最重要的现实基础之一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科学认知功能度,而科学理论的核心又是所谓科学理论框架,即一定科学实践水平所产生出来的科学理论模式(范式)系统。①科学的活动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这种深层结构的支配下绘制出特定的科学世界图景,这也就是哲学家们认知对象世界的重要参考系。所以我们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科学理论框架就会有什么样的科学,并由此产生同构认知功能度的哲学。因此,科学理论框架的转换必然导致科学世界图景的变换,乃至哲学认知层次的改变。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现代自然科学总体思想革命进程中清楚地看到。
自然科学的理论框架是科学历史发展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古代社会的自然科学理论结构是与当时的人类认识结构直接合一的,并且更多地通过哲学的思维方式表现出来。近代自然科学的理论结构,其实是人类几千年科学思想历史发展积淀内化的第一个总体理论框架,这也是人类自然科学深层理论结构的经典形态。从科学发展的总体来看,牛顿的科学理论体系正是这一形态的具体表现,这也是自然科学发展结束其史前状态后的第一个科学理论框架。我们发现,这个经典科学理论框架的基本功能特征为:事物与现象的独立的实体性,事物关联的线性因果性,事物和现象属性及其认知结果的普适性、永恒性、绝对性,以及科学本身排除人(主体)-社会因素的理想式的纯粹客观性。在这种科学观念中,科学似乎是一种关于物的直观理论,人不过是站在这一过程之外,接受着一种完全来自客观外界的真实物相和客观规律。科学意味着非人的、客观的。正是这样一种科学的总体范式,成了整个近代自然科学自身存在和运动的内在法则。这也成为人类总体认知结构的一个来自科学的重要特质。
可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物理学试验中,原来被科学家们认为是“晴空万里中的几朵乌云”爆炸了。在放射线和微小粒子的发现中,人们目瞪口呆地发现先前被视为客观世界基石的“原子”破裂了,经典自然科学那种完美的世界图景被粉碎了。人们猛然意识到,科学的世界其实是人的视界中的外部世界,而不是纯粹的外部世界。从此,一场新的科学思想革命开始了。这是一次格式塔转换式的总体理论框架变革。
首先是由爱因斯坦科学理论所创建的新的科学原则。从爱因斯坦第一次推断了“同时性”概念的相对性到他完成广义相对论的论证,他无形中已在遵循着一个与牛顿截然不同的科学原则(总体理论范式):原来牛顿告诉我们,科学是客观规律的结构,科学真理是对外部世界及其本质的真实描述;而爱因斯坦则说,牛顿(整个旧自然观)是理想,科学即历史,科学真理不过是人的科学认知过程。在旧科学范式认为人们的科学认知结果具有普适性、永恒性和绝对性(客观性)的地方,新的科学原则却印上了相对性、历史性和主体性的字样。这就导致了科学发展本身对经典科学理论框架的对应性否定和新框架的确立。①
其次,是量子力学对经典科学理论框架经验基础的否证。量子物理学不仅是自然科学进展的成果,更是新的理论视界。外部世界的微观结构、基本粒子运动的统计规律以及这一微观图景的测不准性,使科学世界图景参照系的主要参数从根本上被替换了:首先是实体规定,然后是线性因果观,最后是机械决定论。量子力学证明了,原来人们用以观察外部世界的一切,不过是人为的特定认知水平上的窄狭图景,量子力学在告诉人们,人又看到了一个新的微观世界。科学图景是人描绘的,人有多大的笔,就能画出多大的科学图景。这一切的基础正是人的科学实验之认知功能度。
再次,系统科学奠定的人的新认知方式。科学新范式的建构使科学本身的历史运转亟需获得一种新的理论运动形式,于是,系统科学便应运而生了。人们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不断涌现出来的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自组织理论等新学科中,不仅深一层地认知了客体和科学本身的本质结构,更重要地是发现科学主体观察世界和自我的新的认知方式。
最后,科学新范式的全面泛化和总体革命的发生。20世纪中叶以后,整个自然科学理论和技术都进入了革命的状态。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宇宙学以及所有技术工程学,全部现代科学的整体变革像核裂变似的从内部向外部迸发出来,从潜在的理论创化实现为一种整体更新。这是一种真正的现代自然科学的总体革命。
我认为,这场科学革命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新的科学理论框架的形成,由此,自然科学本身第一次获得了一种真实的生存方式。在这里,任何形态的科学都不再被描述为某种最终的真理或离开人而存在的“规律”,科学真理永远是人的科学思想运动的一部分或一阶段。这也就是20世纪自然科学主体性本质的凸现。人永远只能站在身躯实践水平上认知对象和自我,科学是人的认知发展的科学。
我们看到,科学的主体性几乎成为现代科学理论和科学哲学研究的基点。人们好像突然发现了科学认知中新的大陆:人们不仅看到了微观世界(量子力学),还注意到新的宇宙世界和世界本身的人择性(宇宙学);人们发现自己直接依存的自然环境更多地是人工自然(西蒙);人们不仅发现主体观察外部世界要受到仪器和观测视角的影响,还发现科学认知本身的形成与确定其值的实验操作程序有关(布里奇曼);人们甚至提出了“理论先于观察”,把主体作用直接推上了科学的前台(波普尔、皮亚杰等);人的潜意识(弗洛伊德)、人的功利效用性(实用主义)、人的社会文化传统以及社会政治的意识形态构架(阿尔都塞)……这一切都使编织科学图景的经纬线变得复杂起来。人,在原来清澈、透明的科学之光中却成了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巨大阴影。这就是马斯洛向科学索要人性的真实背景。
马斯洛科学人本主义的思想主题是科学思想进程的要求。现代自然科学总体革命中人的主体性的凸现本身就是一种科学与人性的内在融合和重组再生,它直接提供了科学人本主义在实验科学中萌生的理论可能性。早在20世纪30年代,作为科学史学家的G.萨顿和C.P.斯诺就对这种科学观的动意表示了关注。在萨顿的《科学史和新人道主义》一书中,他直接用“科学人道主义”一词来表达科学主体性的巨大理论张力。之后,又有过不少科学家多多少少地涉及这一主题,但是这种思想的火花大都湮灭于科学的直观中。马斯洛(包括波兰尼)的意义,正在于他们从科学中走了出来,并迅速将这种科学的主体性升华为一种哲学意向,这是顺应科学发展之大势的。正是当代科学告诉我们:科学是人的,人也应该是科学的!
由此我们能够看出,科学与人性(价值)的双向建构实际上是从科学理性自身的逻辑发展中凸现出来的整体特质,它并不是马斯洛的主观逻辑构造。哲学作为科学的一种“形而之上”的道理,只能依存于科学本身的真实发展,在人类总体精神结构中科学理性的演进里,不断改变自身的功能运演系统特质和内在结构。不过,哲学的映射历来都会比科学本身更加集中、优化和夸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