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斯洛那里，自我实现的人是人的本质的最终实现。自我实现的人是“整合的人，充分发展的人，充分成熟的人”。自我实现的人不再是人性的片断，而是人应该和可能成为的最美好状态的一切。在这里，每一个人既是诗人，又是工程师，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既是孩子，又是成人，既是男性的，又是女性的，既处在心理过程中，又处在自然世界中，用弗罗姆的话来讲，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真正全面自由发展的人，真正意义上的“大写的人”。所以，马斯洛甚至认为自我实现的人的发现，“解决了哲学家为之无效奋斗了若干世纪的许多价值问题”。

很显然，马斯洛用自我实现的人向我们描述了一个新的“超人”。当然，这个超人不再是尼采《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中那种超出现实社会的理想人，而是一种既具有现实可能性又具有实证“人性度”的人的生存状态。我们可以看出，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人的确展示了一个十分美好的人的形象，但是，人们不禁要问，这样一种人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呢?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的人应该(马斯洛大落旧人学之俗套!)生活在真正人类社会的“存在王国”中，他们“说存在语言，有存在认知，过高原生活”①。可是，马斯洛承认现实社会并不如意。因为根本就没有现实的整体的存在王国。由于其他限制(如社会分工),在现在的社会生活中(包括“丰裕社会”),人实现自我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小的。比如，爱因斯坦在一个专门化的状态下获得了自我实现，这是因为“其他人为他做了事”!如果没有他的妻子和其他朋友们，爱因斯坦不要说“自我实现”,“他可能死了”。原来，在现实社会中，少数自我实现的人是由于特定的条件构成其超越性的生存状态的，因而，我们提出，不断“增进个体的健康也是为了造成更好社会环境的办法”。所以，更重要的“大问题”就是要再通过自我实现的人这种“好人”去现实地造就一个真正合理的“良好社会”,这是一种“根本上全人种的社会，一个全人类的世界”。②这是特地为促进所有的人的自我完成和心理健康而设计的，这种社会构成一种新的背景，只是在这种特定的格局中，才能促进人从总体上走向自我实现，才能促进人的潜能的实现。不过在这一点上，马斯洛陷入了循环：一方面，人的潜能只有在良好条件下才有可能(在较大规模上)实现；另一方面，良好社会又要由好人来创造。马斯洛自己也承认，他所讲的这种良好社会(“存在王国”)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所以这必然是一种新的“理想国”。一个新的乌托邦!在这里，我们似乎又看到了布洛赫和弗罗姆的影子。布洛赫把那种能够在现实中实现和引导人们向前奋进的希望称为“具体乌托邦”,弗罗姆将乌托邦看成是“手段实现前所梦想的目的”,而马斯洛干脆把乌托邦变成一种能够与行为科学相融的东西。对于这一点，马斯洛是毫不掩饰的，他把“在理论上建立一个心理学乌托邦”看成是一种“乐趣”,甚至想象“假如一千户健康人家移居一处荒原”,让他们自己随意设计自己舒适的情景。

马斯洛憧憬着，这将是一个高度无政府主义的群体，一种自由放任但是充满爱的感情的文化。在这个文化中，人们(包括青年人)的自由选择的机会将会大大超出我们现已习惯的范围，人们的愿望将比在我们社会中更加受到尊重。人们将不像我们现在这样过多地互相干扰——易于将各种观念、宗教信仰、人生观或者在衣、食、艺术或者异性方面的趣味强加给自己的邻人。总之，这样精神优美的居民将会在任何可能的时候表现出宽容、尊重和满足他人的愿望，他们允许人们在任何可能的时候进行自由的选择。在这样的条件下，人性的最深层能够自己毫不费力地显露出来。①

我们发现，马斯洛关于理想的人(自我实现的人)、理想国家和理想(乌托邦)本身的追求，并没有彻底摆脱传统人本主义那种深深的浪漫主义色彩，但需要指出的是，又因为马斯洛的新人本主义的科学实证特征，从内在的逻辑上必然导引他不断试图使自己的人学理论向实践转化，我称之为马斯洛科学人本主义的强烈的现实泛化倾向。这是马斯洛科学人本主义理论十分独特的地方。

科学人本主义如要向现实转化，就需要一个中介性环节，我们在马斯洛人学理论建构的尾部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它，这就是所谓“优赛琴”(Eupsychian,意译为优美的心灵)理论。在早期，马斯洛曾经在鲁斯·本尼迪克特①的影响下，把这种理想社会的特性称为“协同的”社会，并专门探讨过人与社会不同层次的协同作用。②马斯洛将“优赛琴”视为自己科学人本主义在社会价值取向中的集中体现，这就是标志了一种“沿着人性更丰满的方向发展”的新社会行为模式(类似韦伯的“理想类型”),也是人类社会历史总体发展的趋向。他甚至提出，“优赛琴”是一种“新的”宗教。③这是一种取代传统西方社会以追求实利为天职的新教伦理的人学宗教。在马斯洛看来，世界该按着他的科学人本主义世界观重新翻一个个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