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充满热情的人类来说,现实往往是残酷而冰冷的。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科学与文明的进步为什么会给人性带来了历史的扭曲?这个迷总像一个摆脱不掉的阴影缠绕着每一个人学家的心灵。从古典人学家卢梭开始,科学的发展就被视为人性沦丧和异化的病源;在现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框架中,科学干脆被看成是统治阶级从内在精神人格中控制人的最大意识形态之潜网。在此,所有人学家共同的理论基点都是否定性地把批判的火焰喷射在科学和技术之上,也因为如此,他们也就始终陷在一个巨大的理论悖论之中:人类历史的行进无法缺少科学,而科学却又是现代人本身异化的根源,这在现代社会历史发展中科学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情境下,人学家是愈加困惑不解的。这也许需要一种新的视界来解脱。
新的思路始于新人本主义哲学家狄尔泰。狄尔泰思想的立足点不再是抽象地否定科学本身,而是从科学的实证方法的证伪开始其新的解析的。狄尔泰认为,在启蒙运动以后,科学取得的长足进步对历史发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人们以往对科学的态度,这就是19世纪以来在欧美大陆形成的夸大自然科学绝对性的那种以物为模式的实证主义思潮。在实证主义中,科学方法就等于经验方法,人被拒斥在科学运演之外,特别是关于人文科学的主体性规定都作为形而上学而被抛弃。在这种科学观中,人是没有任何地位的。针对这种观点,狄尔泰提出要建立一个把人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这种科学立法不再是经验的因果关系,而是来自人心灵内部的精神理解。我们看到,狄尔泰并不排斥科学,而正是要建立起关于人的科学方法论,即一门内含着人类精神的科学。①
如果说狄尔泰的观点还是想在人的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进行某种界定的话,那波兰尼的科学批判一开始就在向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本身索要人性。波兰尼自己就是一位物理化学家,他在科学的研究中深深地感到科学本身的危机。在1946年完成的《科学、信仰和社会》(Science,Faith and Society,1946)②一书中,波兰尼就指出,科学危机的最大根源是作为科学方法论基础的还原主义和客观主义。还原主义起源于传统的原子主义分析法,这是拉普拉斯机械决定论的主要方法论构件。“科学的意向至今还是拉普拉斯的意向:用运动中原子式的认知代替一切科学的认知。”①当前科学的中心范式就是这种机械的还原主义。在这种科学的还原中,还原主义把所有现象复杂的结构简化为可以实证的要素,用失去整体机制的构件来说明系统的性质,从根本上歪曲了科学研究的真实性。而人被化简为一架没有知觉、没有情性的机器,或干脆被变成了一团支离破碎的欲望和仇恨。由于属于人的个人因素的情感和追求被排除在科学认知过程之外,科学中也就不再有人作为主体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主体的人从科学中消失了,人变成了物。至多,人是被物的规律机械决定的物体。科学变成了反人的理论。
客观主义是伪科学观的第二块基石。客观主义把可证实的经验事实性视为科学的标准,科学成了感性实验的记录,再者,这种事实的普适性成了真理的标准,这就根本排除了人在科学活动中的参与,排除了科学中人的价值和评价性认知的可能性,造成了事实与价值、知识与人的真正存在之间的分裂,从而导致对个人的否定,最终造成人的本质之异化。在这里,波兰尼的分析是十分深刻的。众所周知,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上看,启蒙运动正是以宣扬理性特别是要求人的个性为出发点的,个人主义也是西方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思想前提,可是科学自身的发展,却又从根本上把人的个体从科学中驱赶了出来。在当代西方的社会生活中,科学变成了合理化生存的模式,科学支配着人,把人变成了一种标准的、齐一化的、丧失了自己个性的新式机械装置,科学可悲地异化为意识形态的教化机器,科学成了毁灭人性的最大软性隐框架。②
那么,如何才能使科学与人性重新结合起来呢?波兰尼认为,科学如同艺术一样,是科学家(人)主体性的创造活动,而任何科学家主体都是个人,因而,个人的认知活动是科学活动的真正基础。因而科学首先是不可还原为物的,科学是人创造的整体系统,它是人类主体的能动活动。同时,在整个科学认知形成的过程中,个体的参与是无时不在的。在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材料的形成中,在任何当下直接经验的感性操作获得中,都无法摆脱实验参测者个人的理论参考系和行为动作的介入,在此,科学的绝对客观性标准在起点上就是虚假的。同样,科学理论总体逻辑运演本身就是一定科学主体个体的价值、信仰、特别是个人对理论框架的特殊选择和主观偏好,所以任何科学理论框架都是以个人意向为先导范式的特定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认知是个人认知,这种个人的认知活动是真正的科学知识。①波兰尼正是通过个人知识在科学活动中的作用来说明科学本身就具有人的意向,科学方法是人的认知方法,科学是人的科学。波兰尼的人学科学观的影响,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明显突现出来。在当代一些著名科学哲学家的思想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波兰尼的影子。参见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瓦尔托夫斯基的《科学发现:案例研究》等。
马斯洛在第一本表明自己哲学框架的《存在心理学探索》的序言中宣称,在对待当代科学的基本看法上,他与波兰尼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他写道:“我的《科学心理学》(Psychologyof Science)和波兰尼的《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清楚地证明科学的生活也可以是热情的、美好的,对人类怀有希望和发现新价值的生活。”②这是一种“人本主义和整体论的科学观”。可是,事实也许并不像马斯洛所自我感觉的那样,他与波兰尼在共同的理论方向上,落点却是大相径庭的。这种差别主要表现为:其一,波兰尼立足于科学方法,以个人认知在科学运演中的实际作用,说明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基础石之虚假;其二,波兰尼在自己的理论建构中力图创造一种新的科学认知理论,即从个人知识的意会结构(tacit structure)中泛化出一个认识论构架。而马斯洛则不同了,他不仅要改变科学方法,而且要改变科学;他不仅要说明科学中包含着人性——“科学是科学家人性的产物”①,而且要在更高的层次上去论证人性的科学基础,以创造出一个新的人学逻辑框架来。这正是马斯洛在狄尔泰-波兰尼思路上实现的一种全新的理论变革。它的出现从一开始就造成了现代科学观的深层爆裂。
马斯洛是一位心理学家,所以他只能从心理学的个体科学中走出来。我们知道,心理学最初是作为一门实验科学从哲学的母体中挣脱出来的,当它跨出哲学殿堂的大门时只带去了一句格言,即“人是机器”。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物体被研究,这正是当时整个自然科学研究状态的真实写照。在早期的实验心理学中,人的心理机制恰恰是被“非人地”对待的,即把心理现象视为与自然对象相同的客体对象进行科学研究。在通常的心理学的实验量表和框架中,绝没有整体的人类主体,而仅仅残余着作为客体的、自然人的或归为低等动物的心理学碎片。②这一点,无论是冯特的心理元素分析,还是詹姆士、杜威等人的机能实用主义研究,甚至一直到后来的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说,其核心都是丧失了“人味的”,与其他生物没有本质差异的“物化人”的分解。马斯洛指出,现代的心理学是消极的非人心理学。这是一种过分实用主义和机能主义的产物,由于它过分关注技术和技术的种种长处,也就忽视了作为心理学本质的人学基本原则、目的和价值。在传统的心理实验中,首先是将研究对象——人——完全当作一个物体或者一台没有知觉的机器来处理,然后,如果第一步失败了,再把他归于低等动物之列,如果再失败了,这才勉强地、很不情愿地将他看成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比其他生物种类更复杂一些的东西。可是,我们始终没有把这个“他”作为一个不同于任何物,也不同于任何生物,甚至不同于任何其他人的个体来研究。“正是这些不可能在物体、机器、老鼠、狗或者猴子身上发现的复杂性和独有的特性,正是这个既不是物理学家也不是生物学家,而只有心理学家才有资格来处理的主题,却一直被固执地忽略了。”①于是,人的心理现象干脆变成了某种物件的属性,人从心理学中彻底地被消灭了。
在我看来,这种对心理学“物化”倾向的反叛始于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是第一个心理学中的新人本主义者,虽然他依旧以生物性内趋力为出发点,但它已经确确实实地在标注个人的主体自我的完整系统质。尤其重要的是,弗洛伊德研究人的全部基础已彻底背离了传统心理学的那种实验主义的框架,而着眼于非经验非理性的个人的无意识。在此,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已经向哲学的人回跨了一步。可以说,这也正是马斯洛思想逻辑萌发的最初基点。
马斯洛的人本学的思路正是从这种对现代心理学的批判性哲学反思开始的。他指出,今天的心理科学成了一种纯描述性的东西,这使得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心理学把人放在自己的理论视线之外,这是一个极大的不幸。不仅如此,非人的心理学的基础正是当代的科学。马斯洛认为,19世纪的科学中那种“来自历史偶然的科学模式和它的全部工作”,使科学把非人的物作为研究的起点,物理学、天文学、化学似乎直到它们变得脱离价值,使得客观的描述成为可能时,才是所谓科学。他认为,这种“从事物的、动物的、局部过程的等非人格的科学沿袭而来的一般的科学模式是有局限性的,当我们企图认识和理解整体的、独特的人和文化时是不适宜的”②,会是一个更大的大错误。比如,建立在这种科学模式之上的心理学(以客观主义、联想主义、脱离价值的实证主义为依据),当它由无数细小的事实构筑成像珊瑚礁或像一座山一般堆积起来的时候,它当然不是虚假,却是琐细的,对人本身的研究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它“丢弃的一个课题”——正是“人”本身。它没有回答,“什么是人独特的和规定性的特征”,“对于人是如此重要的、没有它人就不再成其为人的东西是什么”。心理学究竟回答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在这里,马斯洛引用了麦克莱施的一段话。他说,现代科学观的错误“不在科学的伟大发现——有知识总比无知识好些,不论是什么知识或什么无知,错误在于知识背后的信念,即认为知识将改变世界。那是不可能的。知识没有人的理解,就像一个答案没有它的问题一样是无意义的”①。马斯洛赞同这种说法,当代科学的问题在于那种在经验背后的非人的理论框架。正是这种东西造成了科学本身的病症。
马斯洛几乎愤怒地写道:现在的科学“已经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因为按照他的理解,科学真理应该是整合的,它是人性和认知的统一,是真善美的同一,而当今的科学研究却完全失去了“热爱、创造性、价值、美、想象、道德和快乐”,这样,科学本身就是在“撕裂事物而不是在整合它们,从而,科学是在绞死而不是创造事物”。科学成了一种离开了人而自行运转的客体,主体与客体被粗暴地割裂了。这是当代科学发展的自我异化。马斯洛提出,这种离开了人的“20世纪西方世界整个思想路线,包括传统实证主义科学和哲学”都亟待重新审视和批判。像波兰尼一样,马斯洛视实证主义为传统实证科学的理论依据,因为这种科学哲学把自己装扮成“道德上中立、价值上中立”的客观主义,在理论深层支撑着那种非人的科学观。马斯洛认为这是一种“伪科学思维”,对此,他喊出了“逻辑实证主义已经死亡”的口号。
首先,马斯洛赞同波兰尼的观点,机械的原子还原论是当代科学病症在方法论上的源头之一。因为,这种原子论把研究对象割裂为碎片,用原子-静态论的形式,使科学活动本身变成了一种可悲的标签化(rabricizing)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研究一种经验或行为本身,把它们看成是独一无二的、自具特征的,也就是说,把它们看成是与整个世界上任何其他经验、行为迥然不同的东西,它们仅仅是这一或那一经验类别、范畴或标题中的一个例证或代表。这样,科学就不再是真正的认知,而是一种给原子或事实例证贴标签的机械过程。也由于这种“标签化是一种部分的、象征性的,有名无实的反应,而不是一种完整的反应”,科学本身就被破坏了。②马斯洛指出:原子论的思维方式是某种形式的轻微的心理变态,或者至少也是认识不成熟症候群(syndrome)的一种症状。马斯洛曾经以自己在画廊中的某种无意识的隐性心态来说明“标签化”的错误。他发现如果观众如先要看作者的姓名牌子而不是先看画,那就不能真正去领会欣赏而是分类。例如,有一次马斯洛在画廊中看画,先是看到一幅著名画家勒努瓦的画:“是的!一幅勒努瓦的画,非常典型,没有什么了不起,容易认出来,没有什么引人注意的,没有必要研究它(因为我已经‘熟知’它),没有什么新鲜的。下一幅是什么?”另一次,当马斯洛未看姓名先看画,情形则不同了:这是“一幅极漂亮的画”,此时,马斯洛“真正是在看并真正在欣赏”,然而当马斯洛再去看作者的署名时,却吃惊地发现它竟出自一个极不时髦的作者甘斯波罗的手笔!马斯洛说,假如他先看了作者的名字,他或许竟不会看画本身,因为在他的头脑里装的是先验的分类和排列系统,他早已判决,甘斯波罗不会带给他任何乐趣,是不值一顾的。对此,我们可以设想在同时观赏齐白石、徐悲鸿的并非上乘的作品和无名之辈的佳作时的心态。
其次,马斯洛抓住了一个科学主义病症中的重要问题,即方法中心论。方法中心论把“科学与科学方法混为一谈了”①。在这种科学观中,科学的本质在于它的仪器、技术、程序、设备以及方法,而并非它的疑难问题、功能或者目的。人们往往将技师、设备操纵者,而不是“提问者”和解决问题的“人”推到科学的统治地位上。在科学活动中,过分注重数量关系,并将其视为目的;让自己的问题适应自己的技术,而不是相反;将科学分为等级,刻板地把科学划分为各个部门,在它们之间筑起高墙,使之成为彼此分离的疆域。我们应该注意到,波兰尼虽然试图用方法上的个体性来说明科学的人性,但他始终也没有跳出这种方法中心论的泥坑。在这一点上,马斯洛有他非常深刻的一面。马斯洛曾十分生动地拿这种片面的科学方法作了一个比喻。他列举了一部精巧而复杂的自动洗汽车机,能把汽车刷洗得很漂亮,但它只能做这一件事,任何别的东西进入它的掌握后都只能像一部汽车那样接受洗刷。马斯洛说:“假如你所有的唯一工具是锤子,那就会诱使你把每一件东西都作为钉子来对待。”①
最后,马斯洛也反对科学中的客观主义倾向。他认为科学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并且也永远不可能是绝对客观的。科学无法完全独立于人类价值,科学永远只能是人类主体的科学。这是因为,
科学是人类的创造,而不是自发的、非人类的、或者具有自身固有规律的“物”(perse“thing”)自体。科学产生于人类的动机,它的目标是人类的目标。科学是由人类创造、更新以及发展的。它的规律、结构以及表达,不仅取决于它所发现的现实的性质。②
所以,科学本身就是建立在人类价值观基础上的,并且它本身也是一种价值系统。人类的感情的、认识的、表达的以及审美的要求,给了科学以起因和目标。所以,简洁明了、用语精炼、优美雅致、朴素率真、精确无误、匀称美观,这类审美需要的满足不但对工匠、艺术家或哲学家是价值,对于数学家、物理学家同样也是价值。
总之,“在人之外的全部价值的源泉全部崩溃了”。那种离开了人而存在的物的科学观也崩溃了。③科学只能是人的科学,必须使“科学重新人性化”(rehumanizing),这也是新时代的口号。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