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胡广/蔡邕两人提出的皇帝文书四类说，是值得追究的问题。一种颇为流行的看法认为此说是当时文书实际形态的反映或代表。

汪桂海在《汉代官文书制度》第一章“引言”中指出：

汉代官文书制度的研究应当始自东汉蔡邕的《独断》,此书中有一部分叙述了当时的官府文书(主要是诏令文书和章奏文书)制度，这在今天是我们讨论汉代官文书制度不可不用的重要材料。不过，这部分材料并不完全是蔡邕对官志簿的抄录，而是包含了他对所见到的诏令章奏文书的总结。正因为当中有他自己的归纳总结，难免存在不全面、不尽符合事实的论述。

作者意识到此书存在不全面、不尽符合事实的论述，但在具体论述的分类上，实际还是依靠蔡邕提供的四类说。①李均明在根据简牍梳理秦汉时代的各类文书时，将皇(王)室文书部分区分为命书、策书、制书、戒敕与诏书五类，除“命书”见于战国外，后面四类均是根据《汉制度》和《独断》,在具体讨论中，亦少不了参考两书。②

刘后滨对汪桂海的看法有所修正，他指出：

《独断》所记载的公文书反映的主要是蔡邕所处时代的制度，并曲折地反映了此前体制的变迁。

《独断》所说只能是新莽和东汉时期的制度。

蔡邕并未将整个汉朝的公文形态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加以考察，所记主要应为其所处时代的制度。①

跃进在研究秦汉文体时，对于皇帝所下的文书，则是依据《独断》来分类。②马怡说：

如果说《汉制度》与《独断》未必能总括两汉制度的全貌，则其至少也应是东汉制度的反映。③

与刘后滨的看法接近。魏昕认为：

汉诏四种典型形式在《汉制度》中即有所规定：“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诫敕。”此后，《独断》、《文心雕龙》等各类文评、文论，皆将此作为汉代诏令的核心内容加以介绍。故而本论题即围绕这四种汉诏的典型形式，主要从其体式、使用情况展开深入、细致的功能性论述。

从秦代改“命”曰“制”,改“令”曰“诏”,至汉制规定“命有四品”,诏令名称在制度层面上得到官方的明确规定，诏令类文体亦因此得以正式确立，并形成一定的规模。①

作者虽没有使用“反映”一词，但称之为“汉诏四种典型形式”,认为“诏令名称在制度层面上得到官方的明确规定”,亦认可其普遍意义。尽管作者注意到还存在其他形式的皇帝命令，如谕、玺书和铁券文①,却没有考虑这些文书与四种汉诏之间的关系。后文的分章亦是将四种汉诏各立一章来论述，将谕等视为次要与非典型的形式来看待，忽略了它们与作者所说的四种汉诏之间的联系。纪安诺在讨论《独断》的价值时指出：

仅这一事实(指蔡邕为《东观汉纪》编者之一)就是一个有力理由以支持《独断》与正史的比较以及预计它们极为相符。很大程度上确实如此，不论《独断》是意在描述(descriptive)还是规范(prescriptive)这一问题，因为若是前者蔡邕应该只是概括他过目的经手文书的主旨，而若是后者他或许应是据文书中他所熟悉的知识来制定规则，即，除非有人假定文书主体实际上与时存的规则不符。考虑到执迷于普遍规则与整齐特点，这些要从秦汉时代几乎每件现存的资料中才能弄清，这几乎不可能。②

尽管表述相当迂曲，纪安诺实际也认为《独断》关于上行与下行文书的记述是描述性的。这种看法只是反映论的另一种表达。

需要注意的是，在宋代学者眼中，梳理汉代皇帝所发文书，倒并不仅仅依据胡/蔡四类说，学者们还会搜集文献中出现的各种名目，无论是洪咨夔还是王应麟，均是如此。或许有人会认为他们在整理上没有什么头绪与辨别，凡是皇帝所发文书，称呼不同的，就会摘出并罗列其中，而没有进一步探讨其间的关系，未免失于芜杂，但这种做法至少保存了当时文书称呼上的多样性。

不妨看看王应麟的整理。《玉海》卷六四《诏令》的“汉诏令总叙”参考了洪咨夔的论述，随后的条目题目有：

汉初作诰真草诏书；汉策书诏策册书策诏赐策；汉玺书；汉故事诏书；汉恩泽诏书；汉诏书行事诏条；汉宽大诏；汉建武诏中元诏书；汉赐方国手迹；汉四书策书制书诏书诫敕露布；汉特诏；汉手诏；汉尚书诏文；汉建初诏书；汉五曹诏书；汉尺一简①

具体内容很多，文繁不列。条目排列或按类别，或据时间，错杂混排，不难发现当时史书中出现的皇帝文书称呼之多。这既与文献记述时称呼比较随意有关，同时也与当时文书本身的称呼比较灵活有关。李均明曾经以甲渠候官(A8)遗址出土的东汉“建武五年以令秋祠社稷府书”为例，指出当时书檄类文书可以划分为若干类，体式与用语有些差别，但界限不甚严格，对同一文书的称呼亦因取名之范围、角度而有所不同。②此文书的排列顺序有问题，笔者最近做过重排，据重排后的内容转录于下：

1.八月廿四日丁卯斋。

2.八月廿六日己巳直成，可祠社稷。

3.建武五年八月甲辰朔戊申，张掖居延城司马武以近秩次行都尉文书事，以居延仓

长印封，丞邯，告劝农掾

褒、史尚，谓官、县：以令秋祠社稷。今择吉日如牒，书到，令、丞循行，

谨修治社稷，令鲜明。令、丞以下当EPF22.153A掾阳、兼守属习、书佐博

4.侍祠者斋戒，务以谨敬鲜絜约省为故。褒、尚考察不以为意者，辄言，如律令。

5.八月庚戌甲渠候长以私印行候文书事，告尉，谓第四候长宪等：写移

6.檄到，宪等循行修治社稷，令鲜明。当侍祠者斋戒，以谨敬鲜絜约省为

7.故，如府书律令。

按笔者的分析，这份建武五年(29年)八月下发安排该月祭祀社稷日期的文书，由7枚简(4枚两行+3枚札)构成，据笔迹与内容来看，实际是由两份文书组合而成。前面4枚是居延都尉府下发的文书正本，后面3枚是甲渠候官在接到府书后补充的行下之辞，形成新的下行文书，两者相连在候官处作为档案存留下来。册书中出现了三处对文书的称呼：书、檄与府书。前一个是居延都尉府下发文书时的自称，后两个是甲渠候官的小吏在行下之辞中对上级文书的称呼。因其出自张掖郡的居延都尉府，故称为“府书”。为何称为“檄”?李均明先生认为是“檄”属于行事急切，具有较强的劝说、训诫与警示作用的比较夸张的文书形式。②无论如何，一份文书，自称与下级的他称可因角度不同而不同。边塞系统的文书如此，其他机构，包括皇帝所发的文书，应该也存在类似情形。亦可推知，当时文书还有不少尚无固定的称呼。

除了文书本身的自称与他称未必统一，时人或后人转述时也不一定严格按照原文书的称呼来表述，也会增加一些不同的称呼。到了后代，更有好古者，为了体现对传统的追慕，也会刻意使用一些古旧的表达方式。③

上述情形，在皇帝文书中也不同程度存在。虽然秦始皇统一天下，在公元前221年曾规定“命为‘制’,令为‘诏’”(史6/236),随着统治的展开，文书形式、名称也逐渐复杂化。譬如所谓“策书”,秦代应该没有，是到了汉代，重建分封制时才又从周代故纸堆中请出来的古老文体。《史记·三王世家》所见封齐王、燕王与广陵王三策，因在高庙行事，“他皆如前故事”(史60/2110),“策立诸侯王”当非始于武帝，而是高祖时。这种做法当仿自周代分封时的册命，策书或亦始自高祖。《文心雕龙·诏策》所说“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不无道理。当然，文书的实际称呼更多样。秦始皇临终遗诏，按照司马迁的转述，原本就是一封玺书，《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在中车府令赵高行符玺事所，未授使者。

于是“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史6/264)。三人间如何密谋，又见《史记·李斯列传》,其中再次提到“赵高因留所赐扶苏玺书”,对话中则说：“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长子书。长子至，即立为皇帝，而子无尺寸之地，为之奈何?”(史78/2548)出现的是“无诏封王诸子”与“赐长子书”,分别使用了“诏”与“书”,前者指不存在的封王文书，后者指被他们拆开的文书。始皇身后事便与“玺书”纠缠在一起。应该说，此事乃三人的私密谋划，三人后来均横死，死前恐怕也不太可能会将这段改变三人命运的对话泄露给更多的人，司马迁如何掌握的具体信息，不无疑问。①尽管存在疑问，作为一种皇帝所发文书的称呼，玺书的确此后登上了历史舞台，汉代的传世文献与出土简牍中均可见到。见于文献的，大家都不难检索，出土简牍不易搜寻，转引如下：

皇帝玺书一封，赐使伏虏居延骑千人光。

制曰：骑置驰行。传诣张掖居延使伏虏骑千人光所在，毋留。留，二千石坐之。

·从安定道元康元年四月丙午日入时界亭驿小史安以来望行。

元康元年是公元前65年。简上下完整，三行字的下端均尚有空白，应属于文书传递记录。比较特殊的是：一封玺书专门递送，不是与其他文书打包，且不是由邮亭卒传递，而是由驿来传送；但并不是专门派使者递送，还是使用通常的邮驿来一站一站地接力传送，应该是骑马递送。且宣帝要另外附加命令“制曰云云”规定采取何种方式来送，似乎这种方式尚未变成通行的做法。②卫宏《汉旧仪》卷上的规定“奉玺书使者乘驰传，其驿骑也，三骑行，昼夜行千里为程”③,似尚未出现。此外，敦煌马圈湾出土编号210的汉简云：“迎书适已会玺书到，写曰亦为今相见叩头”④尽管语意不明，但亦出现了“玺书”两字。敦煌悬泉简中有如下一枚，同样是宣帝时的邮书传递记录：

皇帝橐书一封，赐敦煌太守。元平元年十一月癸丑夜几少半时县泉驿骑传受万年驿骑广宗，到夜少半时付平望驿骑……

元平元年是公元前74年。此处的“橐”字，亦有学者释为“玺”,现在简牍图版尚未正式发表，二者孰是，尚无法判断。

除了简牍，“玺书”在东汉石刻、壁画中亦偶有所见。灵帝中平五年(188年)三月上旬“巴郡太守都亭侯张府君功德叙”(又称“巴郡太守张纳碑”)云：

囊者征克大勋，丙子玺书封都亭侯。娅公曲阜，尚父营丘，周啓厥。①

文中使用了“玺书”。“丙子”当是玺书上注明的日期的干支，按照《独断》与此前的文书，被称为“玺书”的即是一般说的“策书”。此前，另有两碑没有直接使用“玺书”,而用了“玺”来表示皇帝的重视。汉安二年(143年)立的“景君碑”用的是“玺追嘉锡”,用的是《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玺书追而与之”的典故；延熹八年(165年)“鲜于璜碑”使用了“圣上珍操，玺符追假”,碑阴则说：“皇上颂德，群黎慕涎。策书追下，银龟史符。”正背两面所指相同，可知“玺书”指的就是“策书”。其他东汉碑文则偏爱使用“策书”。②

1971年发掘的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号汉墓壁画中也出现了“玺书”榜题。该墓为东汉晚期，墓主最后担任使持节护乌桓校尉，壁画中描绘了墓主的仕宦经历。墓前室至中室甬道南壁的壁画榜题作“繁阳令被玺时”,“玺”下面一字残，从残损笔画看，当是“书”字，摹本上看得更清楚，发掘者亦持此说。①这一场面宏大，参与者众多，通常情况下，玺书极少赐给县令，这应算是墓主在繁阳令任上的高光时刻，因而死后要画在坟墓中。

“玺书”亦可以从其他角度去称呼，这里不妨看看东汉曹魏禅代时保留下来的记载。《三国志·文帝纪》裴注中的收录颇为详尽，不必详引全文，只截取涉及文书的若干句即可。《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乙卯(十三日),册诏魏王禅代天下曰：“惟延康元年(220年)十月乙卯，皇帝曰，咨尔魏王：……使使持节行御史大夫事太常(张)音奉皇帝玺绶，王其永君万国……”

于是(魏国)尚书令桓阶等奏曰：“……臣请会列侯诸将、群臣陪隶，发玺书，顺天命，具礼仪列奏。”令曰：“当议孤终不当承之意而已。犹猎，还方有令。”(第67页)

… ……

(魏王)令曰：“……但于帐前发玺书，威仪如常……”既发玺书，王令曰：“当奉还玺绶为让章。……义有蹈东海而逝，不奉汉朝之诏也。亟为上章还玺绶，宣之天下，使咸闻焉。”(第68页)

……

庚申(十八日),魏王上书曰：“皇帝陛下，奉被今月乙卯(十三日)玺书，伏听册命，五内惊震，精爽散越，不知所处。……”(第70页)

辛酉(十九日),(魏国)给事中博士苏林、董巴上表曰：“……今既发诏书，玺绶未御，固执谦让，上逆天命，下违民望。……唯陛下迁思易虑，以时即位，显告天帝而告天下，然后改正朔，易服色，正大号，天下幸甚。”令曰：……(第70—71页)

①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和林格尔汉墓壁画》,第2版，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4、84页，摹本见第130页。

胡广/蔡邕“帝之下书有四”说的“显”与“隐”/395

壬戌(二十日),册诏曰：“皇帝问魏王言：遣(魏行相国永寿少府臣毛)宗奉庚申(十八日)书到，所称引，闻之。……”(第71页)

于是(魏国)尚书令桓阶等奏曰：“今汉使(张)音奉玺书到，臣等以为天命不可稽，神器不可渎。……”

甲子(二十二日),魏王上书曰：“奉今月壬戌(二十日)玺书，重被圣命，伏听册告，肝胆战悸，不知所措。……”(第71页)

…

丁卯(二十五日),册诏魏王曰：“……”(第72页)

己巳(二十七日),魏王上书曰：“……而(张)音重复衔命，申制诏臣，臣实战惕，不发玺书，而(张)音迫于严诏，不敢复命。愿陛下驰传骋驿，召(张)音还台。不胜至诚，谨使(毛)宗奉书。”

(第73页)

……

庚午(二十八日),册诏魏王曰：……(第74—75页)于是(魏国)尚书令桓阶等奏曰：“……”令曰：“可。”辛未(二十九日),魏王登坛受禅……。(第75页)①

括号里补充了干支对应的序数日期、官员具体所属与官员的姓氏。长达十多页的裴注是对《文帝纪》扼要叙述的禅让过程细节的补充。这一过程从乙卯(十三日)持续到辛未(二十九日),前后17天，《文帝纪》中只引了乙卯册诏的正文，裴注则详细记录了汉献帝4次下册诏(十三、二十、二十五、二十八日)表示要禅让皇位给魏王，以及魏王3次上书谦让(十八、二十二、二十七日),还有魏国君臣之间的往返讨论(奏与令)。参与其间的魏王、魏国的大臣与汉献帝之间的往来文书，既将乙卯文书称为“玺书”,随后的文书又称之为“册命”“册告”/“诏书”/“制”,《献帝传》转述时称之为“册诏”,《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则称“册曰”。从往来文书看，曹丕与魏国大臣偏爱使用的称呼则是“玺书”。“发玺书”指“拆开玺书”,在这里表示接受此文书，据《献帝传》,在张音持节带着皇帝玺绶与乙卯文书到魏国后，当时曹丕不在国都邺城，也没有立即拆开文书，尚书令等建议择吉日，设坛场来进行，被曹丕否决，最终是在帐前拆开文书。

不同的称呼侧重不同。“玺书”重在强调文书封缄使用的是皇帝的玺印，“册命”强调了“册封”的意涵，“诏书”则泛指皇帝下发的文书。足见直到东汉末年，对皇帝所发的同一封文书，依然会根据需要从不同角度来称呼。①

东汉时期见于实践与记载的只有“拜皇太子仪”与“拜诸侯三公之仪”②,禅代是王莽代汉之后近二百年未曾发生过的事件，完全逸出了平时皇帝文书使用的常轨，采用的文书与仪式，很多是临时草拟的，当然不可能完全凭空创制，更多的是改用既有的仪礼。文书上亦如是，采用了最高规格的形式，包括使者的身份。③尽管这是一个非常的场合，但其中呈现出的称呼上的灵活性，仍提供了一个反思胡/蔡四类说的宝贵契机。

汉魏禅让发生在220年，胡广死后已近半个世纪，距蔡邕死于狱中也近30年，胡/蔡四类说成型已历数十年。当时魏王及其众臣下反复使用，且为汉廷君臣所熟悉的“玺书”一称，并未出现在胡/蔡四类说中。实际上蔡邕本人对此并不陌生。光和二年(179年),在“戍边上章”中，他写道：

愿下东观，推求诸奏，参以玺书，以补缀遗阙，昭明国体。章闻之后，虽肝脑流离，白骨剖破，无所复恨。惟陛下省察。谨因临戎长霍圉封上。臣顿首死罪稽首再拜以闻。①

蔡邕清楚存在“玺书”,且保存在东观中，这是当时存档用的。此前他曾在此工作，并参与《东观汉纪》的撰写，上章中他希望自己能重回故地，参阅大臣的上奏与玺书，以便完成夙愿。上述情况不能不让我们重新思考两人所提出的四类说的性质。

除了被有意“舍弃”的“玺书”这种称呼，还需要注意的是胡/蔡四类说中强调“书”带来的对"口谕"的排抑。《独断》起首一段如下：

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言日制、诏，史官记事曰上……印日玺，所至日幸，所进曰御，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

按照《独断》的体例，后面则是逐一对此段的解释，关于“其言曰制、诏”的解释，今本不存，当是传抄、刻写中脱漏。清人卢文引指出：

制诏：制者，王者之言，必为法制也。诏，犹告也。告，教也。三代无其文，秦汉有也。各本皆缺此条。案卷首一条为纲，下文皆依之申叙。卷首有制诏，在‘陛下’与‘上’之间，此条正与相应。今据李善注《文选·潘元茂册魏公九锡文》引及《太平御览》五百九十三补。②

此说有理有据，可从。关于天子之言曰“制诏”,后文中蔡邕承袭乃师的看法，具体列举了四种“书”,且将其明确表述为通过文字书写下来的“文书”,且各有书写上的特点。实际上，《说文·言部》释“言”为“直言曰言，论难曰语”,东汉王充《论衡·定贤》说“口出以为言，笔书以为文”,郑玄在注《礼记·丧服四制》“对而不言”时说“言，谓先发口也”,西晋人杜预承其说，注《左传·昭公九年》“志以定言”时说“发口为言”。今人归纳为本指说话，尤其指主动对人说话①,即通过口头方式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指“文辞”乃是后起之义。我们不能忽略，实际统治运作中，在借助文字传达命令之外，口头方式一直顽强地存在，且本是更古老的方式。湖北云梦县出土的睡虎地秦简中一篇秦律名为“内史杂”,有一条规定：

有事请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②

这是要求有事情一定要用文字形式向上级请示，不能口头请示，也不能托人找关系。此规定意在排除口头等不采取文字方式的请示，这与广土众民的王朝，方言众多的形势有关，同时也与文字可以保证信息不走样有关。此条规定的是下对上的请示，上对下的命令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成文法与文字方式下达的命令(诏书)才可最低限度维持指令的一致性。但在实际统治中，口头传达命令的方式却依然存在，不止见于面对面的商议(各种形式的“集议”③),更见于皇帝委派身边的近臣直接传达口头命令或旨意，以及君臣之间的面对面私密讨论。后两种形式在当时未必少见，但今天只能通过传世文献，通过文字才能捕捉与重建，未免有些更是一个罕见的例子。

侍中“得入禁中”(汉19上/739),本身就在皇帝身边工作，常常承担疏通君臣联系的职责。蔡质《汉仪》指出：“侍中、常伯，选旧儒高德，博学渊懿。仰占俯视，切问近对，喻旨公卿。”①所谓“喻旨公卿”即指此。他们侍皇帝帷幄，经常回答皇帝的问题，即所谓“切问近对”,桓帝时的一件轶事可见他们与皇帝面对面口头交流的频繁。《汉官仪》载：

桓帝时，侍中遒存年老口臭，上出鸡舌香与含之。……(存)自嫌有过，得赐毒药，归舍辞决，欲就便宜。家人哀泣，不知其故。②

桓帝应该是在与 存交谈中难以忍受其口臭，而赐予他鸡舌香。同书又记载：“尚书郎奏事于明光殿……尚书郎含鸡舌香，伏其下奏事。黄门侍郎对揖跪受。”③这恐怕应是桓帝以后才出现的做法，如果此前已成为惯例，在皇帝侧近的遒存不会不清楚，更不会误以为是毒药，而闹出笑话了。尚书郎要含鸡舌香，当亦是因为他们要经常面见皇帝，口述奏事。

此外，屡见于文献与简牍的“承制诏××”,多半也是口头传达或问询，或根据口头传达来发布文字化的命令。《汉书·萧望之传》载五凤二年(前56年),宣帝认为御史大夫萧望之轻视丞相，对他产生不满，丞相司直鲧延寿借机上奏，罗织了好几件琐碎小事上的问题，第一件就是“侍中谒者良使(承)制诏望之，望之再拜已。良与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而谓御史曰‘良礼不备’”。在宣帝免萧望之的策书中，此事被概括为“有司奏君责使者礼”(汉78/3280—3281,19/808、809),良作为使者，代表皇帝，说他“礼不备”等于是在指责皇帝。良承制诏望之，且与望之说话，应就是以口头方式传达宣帝的命令，命令也很可能属于常见的给某人外出签发“传信”之类。现在甘肃敦煌的悬泉置遗址出土了不少汉简，其中有若干由御史大夫“承制”或单独下发的传信，甚至包括萧望之本人签发的。如下例：

五凤四年六月丙寅，使主客散骑光禄大夫扶群承制诏御史曰：使云中大守安国、故教未央仓龙屯卫司马苏于武强，使送车师王、乌孙诸国客，与军候周充国载屯俱，为驾二封轺传，二人共载。御史大夫延年下扶风厩，承书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

此处的御史大夫延年是杜延年。这类琐事颇多，且属于例行反复发生的，所谓“承制诏御史”,往往就是皇帝直接派遣身边的近臣向御史(或侍御史)口头传达，如上述，御史在御史府笔录命令，形成“传信”文书交给需要外出的官吏作为凭证。目前简牍与文献所见的承制诏××的官员，均是皇帝身边的近臣，没有出现负责起草诏书的尚书②,颇值得注意。

文献中的例子也有一些。如《汉书·京房传》,元帝看到京房所上封事中的建议后，派自己的妻兄王凤向京房转达诏令，拒绝了京房的提议：

房未发，上(元帝)令阳平侯(王)凤承制诏房，止无乘传奏事。(75/3164)

又如《冯奉世子参传》:

哀帝即位，帝祖母傅太后用事，追怨参姊中山太后，陷以祝诅大逆之罪，语在外戚传。参以同产当相坐，谒者承制召参诣廷尉，参自杀。(79/3307)

还有《汉书·孙宝传》:

(平帝)时大臣皆失色，侍中奉车都尉甄邯即时承制罢议者。(77/3263)

《后汉书·杨厚传》:

厚少学统业，精力思述。初，安帝永初(二)年(108年),太白入(北)斗，洛阳大水。时统为侍中，厚随在京师。朝廷以问统，统对年老耳目不明，子厚晓读图书，粗识其意。邓太后使中常侍承制问之，厚对以为“诸王子多在京师，容有非常，宜亟发遣各还本国”。(30上/1048)

需要注意的是，承制沟通几乎都是皇帝身边的近臣来完成，常见的是侍中、谒者，东汉以后宦者渐多。后人批评东汉时宦官“手握王爵，口含天宪”①,亦包含了他们代表皇帝，口头传达命令的一面。《后汉书·郭躬传》载明帝时：

有兄弟共杀人者，而罪未有所归。帝以兄不训弟，故报兄重而减弟死。中常侍孙章宣诏，误言两报重，尚书奏章矫制，罪当腰斩。

是通过口头，而非文书了。

东汉时代口头/文书交织，且文书称呼不定的现实中，胡/蔡四类说的出现，特别是考虑到没被他们放入王言中的文书称呼与“口谕”,他们两位为何做出这些的选择，就值得去探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