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汉旧仪》所录西汉末年大司徒向计吏宣读的“敕”又被称为“五条诏书”,其中多涉及郡国治理的大政方针，却包含了要求控制厨、传等机构改善条件、增加接待膳食标准的内容，表明此问题已引起朝廷与皇帝的高度重视。以此为线索，根据出土简牍与文献，推算出西汉末年全国传舍与置的总数为2057所，并以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的记载为标准，根据各县、置在交通线中的位置，对不同县、置的接待量进行了细分与统计，具体估算出一年使客住宿的日子数量与消费的粮食、鸡的数量，还有其中饲养的马匹所耗粮食的总量。合计为鸡152686.92枚，折合原粮2402088.15石，相当于全国一年田租额的2.9%,一年漕运粮食量的60.1%。

这样的数额并不算高，为何皇帝还要求控制接待开销?据悬泉汉简，当时导致额外开销的主要有四点：扩大享受官府免费接待者的范围，如官员的家属与奴婢；不精心照料和喂养马匹，导致死亡量超过规定；上级属吏在置传中大肆吃喝，而将消费寄名于当地长吏；还有对过往高官的高标准接待。前三项应是主要原因。

上述现象难以遏制，原因在于它们是置传机构，广言之，是官吏制度的寄生品，且与官员的生活与前途，简言之，自身利益相关。在实际主要由上级监督的体制下，接待开支很难保证得到及时、有效与全面的监督，加上上级官员甚至有可能成为受益者而暗中加以放纵，造成屡禁不止。因此，皇帝面对的是官吏队伍的日常抵抗，除去三令五申，亦别无良策，凸显了其无奈。日久天长，传置制度亦不堪其负，最终和帝国一道走向末日。广土众民格局下继之而起的帝国还要重建类似的机构，遭遇类似的经历，如此反反复复，直到清末。其中体现了官吏群体与皇帝、帝国体制之间的长期博弈。格局与体制不变，此类机构必不可少，而其基本运作方式复因循不改，重复的剧目不断上演，皇帝的诏书则逐步沦为无用的呻吟，一定时空内官吏群体或是胜者，但最终的下场则是全无赢家。这种“反复”构成中国历史中延续与不变的一个侧面。

观察皇帝如何统御四方，需要放在帝国君一臣—民的格局下，多角度地加以把握，专注个别朝代之外，亦需要能跨越朝代的限制，长时段地对照，仅有自上而下单向度的分析是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