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系1978级 于海

四年大学生活，最让人兴奋和受益的是遇到了真正的“牛人”,如过江之鲫。这里不能一一尽数，只说三人，以表达我对母校的感恩之心：北京师范大学开启了我的治学之路。

大学四年我听了不少启发心智的演讲，最精彩的一次是雷祯孝先生讲的，阶梯教室里座无虚席，连过道与窗台上都是听众，教室里几乎只有演讲声及引发的笑声、掌声；偶尔有人实在内急，不得已起身而弄响了座椅，都会招来周围不满甚至愤怒的眼神，恐得那位可怜的人像犯了天大的错似的落荒而逃。人间居然有这等口才!从此雷祯孝先生的演讲成为我对演讲的标准。

毕业论文我选择了孔子思想，中国思想史大家邱汉生先生做了我的论文导师。今天再看论文，只让人脸红，但回想起这样的破论文竟然请一位大学者来指导，实在应了一句话——无知者无畏，夸张得离谱了。仍然怀念邱老先生敦厚、谦和的仁者之风。那时他的视力已极弱，看书几乎贴在书页上，却亲自到家门口迎候一个无知后生。并非我有德、有能或有惠于先生，而是先生一以贯之的“立人”“达人”之道。如此尽心、诚意，我后来也在一位美国学者身上发现，始知为师之道是可以东西相通的，他们也成为我为师的榜样。

与邱先生有关的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与杜维明的交往经历。20世纪80年代初，杜先生来到北京师范大学，随邱先生研读宋明理学。历史系有他的一间办公室，我的同学王克西勤工助学，为他的办公室做卫生，杜先生请王同学找些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的同学，于是我和另几个同学有了与杜先生每周一次的面谈，这在今天看来十分“奢侈”的交往持续了几个月。那时的杜维明先生四十出头，英气勃勃又从容淡定，观点新锐又与人为善，与我们交谈时从不居高临下，对我们明显幼稚的观点也从不不屑地予以反驳，始终是平等的讨论，用知识与道理的力量影响我们。他身上融合了东西方人格的优点，与他交往可称是如沐春风的经历。今天我虽然觉得杜先生对中国儒家文化的态度有溢美之处，但他不是矫情，而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真情，他的为人之道就是真诚实践儒家内圣人格的体现。他是我见过的不多的知行合一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