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系1977级 钟大丰

1977级的同学们学习热情都很高，仅靠系里统一安排的课程难以满足大家强烈的学习欲望。

在大一的第二学期，系里考虑到同学们的需要，组织了一个中国古代史前期的兴趣课，负责指导我们的是在先秦史方面十分著名的老教授赵光贤先生。这课不在教学计划内，自愿参加，来去自由，也不考试，可参加的同学很踊跃。记得赵先生的课安排在周四下午，地点是中国史教研组资料室的外间。1977、1978两级20来个同学围坐在一张长方形的会议桌边。中间给赵先生留出一个座位，可是他几乎没坐下过。

记得第一次上课，赵先生的开场白是给我们介绍他早年跟随老校长陈垣先生读研时的经历。他说自己虽然酷爱历史，可是本科学习的不是历史专业。一入学，陈先生并没有长篇大论地给他们上课，而是要他们每人找一本顾炎武的《日知录》,用一学期的时间通读全书，把书中所有的典故查到出处并阅读原书，遇到典故再向前追溯。一学期再无其他课程，只是遇到问题时可再找老师请教。不知道《日知录》的人可能会觉得一学期只看一本书、不用上课是个美差，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顾炎武以博学多识见称，学术领域涉猎极广。《日知录》更是旁征博引，几乎句句有典、字字有据。赵先生说，那段时间里，他们从《日知录》开始，一步步走进浩瀚的古籍世界，日夜苦读也未能真正完成老师交给的任务，但在史学训练上有了巨大收获。

我们的课也是阅读辅导。赵先生布置的是读《史记·平准书》,他要求我们通过阅读提高古汉语水平，并了解中国史书的记述表达风格与话语方式；要求我们自己发现和提出问题，由他解答，他并不做系统的讲述。开始我们多少有些失望，因为过去习惯了听课，怕这样会效率不高、收获不大。但是第二次上课我又被深深地震撼了。刚上课时有点冷场，至少我自己还懵懵懂懂，根本不知从何问起。首先提问的是冯胜利，他入学前就曾师从陆宗达先生学习《说文解字》,在古文字方面已有基础。他问的是一个字，几十年过去了，冯胜利问的何字及赵先生的具体回答我早已忘记，但当时的场景直到今天还历历在目。听了问题，赵先生未置一词，转身走进里屋的资料室，很快便抱出一摞书来。只见他随手打开一本书，既不看目录也不查页码，翻到一页就摊开放在桌上。须臾之间，几十本线装或铅印的书就摊满了挺大的会议桌。赵先生便不急不缓地逐个讲述这个字在各书中的释义、用法、意义和音韵的流变等。这次课只讲解了一个字。赵先生不是个很擅言语之人，语音平淡，甚少起伏，也没有什么激昂华丽的词语，但旁征博引，对比辨析之间给似乎艰深枯燥的学问带来一种别具风情的动人魅力。看似随意地在书架上抽出几本书，随手翻到需要的一页，那娓娓道来的辨析考证背后有着多少苦读和思索啊!同学们围立在桌旁，随着赵先生的指点徜徉在知识的世界里。几小时转瞬即逝，可大家都听得意犹未尽。

以后的课大同小异，我们提问后赵先生便抱出一摞书，随手翻开，细细讲解辨析，一个学期很快就过去了。从大二开始，我的兴趣转向别处，也不知这课是否继续了。但赵先生那学富五车的硕儒治学风范长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以后的学术生涯。他言传给我们的知识本身还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赵先生通过身教在治学理念和教育精神方面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本科毕业后，我读研改学了电影史。记得在毕业散伙饭上，李建章和我开玩笑说，我的新专业除了一个“史”字，跟这四年学的没啥关系。比起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当时只有几十年历史的电影真算不上啥。可几十年过去了，我越来越体会到在历史系的四年学习留给我的太多了，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治学之道。我曾多次给自己的学生讲述记忆中赵先生的课，也尝试将这体验融入自己的教学，这也算一种传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