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1978级 刘建亭

1978年9月28日，我正赤膊在生产队的大田里精麦子，公社的邮递员骑着那绿色的自行车飞驰而来，还高喊着我的名字，是大学入学通知书来了。乡亲们兴奋地说：“是北京师范大学!”这样，我成了我们村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个大学生。

本来，如果不是“**”,1968年我就上大学了。但那年我只能毕业回乡，之后结婚生子，过起了农家生活。恢复高考，第一年不准1968届高中毕业生参考，本来已经死了心，但到1978年快收麦子时，有消息说可以报考。可是没有准备，正犹豫，妻子鼓励我去试一试，结果就试上了。

简单的准备后，我拜别了年迈的父母，辞别了勤劳的妻子，丢下了3个年幼的儿女，带上了七凑八凑的120多元钱，10月5日到益都(今青州),登上了青岛开往北京的列车。刚上火车，就听到有人喊我。诧异间，寻声望去，是在我们村下过乡的青岛知青齐森。他问我干什么去，我还不好意思，说：“上学去。”事情就这么巧，我们同去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我去中文系，他去教育系。

我们就这么有缘分，1968年我回乡，他下乡到我们村。我们一起植树造林，春种秋收；一起开山放炮，修水库，开水渠；一起作曲填词，搞文艺宣传。他拉得一手好提琴，我们村的宣传队在县里很有名气，因为我们的节目都是自编自演的。4年的农村生活使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白卷英雄”的一封信，害得他这位青岛二中的高才生又到益都师范学校(今山东省民族中等专业学校)读了两年中专。

入学后，我住西南楼，他住西北楼。我们每天穿梭于教室、图书馆、餐厅、运动场和宿舍，我们都很珍惜学校的良好求学环境，都崇拜德高望重的先生们，特别珍重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同学4年，鲜有深入交流的机会，最多的交流机会是在寒暑假往返的火车上，那时，只有139次、140次是往返于北京和青岛的火车，别无选择。

前年，青岛知青小组的朋友们到我们村访旧，他从美国赶回，老友相聚，旧地重游，感慨良多。天下就有这么巧的事，1968年我们同在一个村，1978年我们同读一所大学，两次交际都是4年，一个村有两人同入北京师范大学，这样的情况不会太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