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1978级 温大勇

“**”开始的时候，我正在清华附中读高二。我出生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但傻傻的，总觉得将来肯定要接着上学，可从没想过要报考哪所大学、选择什么专业。报纸上、广播里突然传出大学停止招生的消息，一个阴天的下午，我和几个同学来到海淀，把全部书本卖给了废品收购站。这一刻我才“发现”,我们都那样向往着上大学……

1968年12月，我去晋中农村插队。1971年春，清华大学到县里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我喜出望外，在顺利通过了群众推荐和公社批准后，来到县里参加招生学习班，又经过了面试、体检、座谈等程序，最终让我回到村里等通知。那些天我左等右盼，梦想着回到熟悉的清华园，直到听说被录取的同学已入校报到……在那个看重家庭出身的时代，我自然不会被录取。

1972年夏天，我参加了招工，先当工人，后又做了中学老师，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期间，我又遇到过两次大学推荐招生，也两次错过了机会，甚至根本就没能进入程序，原因皆是“家庭问题”。这种失望和屈辱，我从来没有对家人说起过。

1977年8月，因落实知青政策，我调回北京，仍当中学老师。我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考后不久，校领导兴奋地告诉我，我的考试成绩非常好，区里、市里排名都靠前，让我“静候佳音”,这令我欣喜若狂。

考生体检前两天，我在表妹的婚宴上喝得酩酊大醉。体检时，我第一轮就被淘汰，医生说我有严重的房性期前收缩，让我病休。我拿着学校为我开的身体健康证明，四处奔走。或许是因为我的高考成绩真的不错，市招生办破例决定，由指定医院在两星期后专为我再检查一次身体。体检结果出来了，我彻底失去了入学资格。母亲红着眼没说话，父亲痛斥我得意忘形。我悄悄抹去眼泪，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工作中，并积极参加业务进修。两个多月后，我心脏的种种不适症状全部消失，又成了健康人。

高等院校1978级招生工作很快开始了，我完全没有想到，国家又给了我们“老三届”一次上学的机会。我那时当着班主任，没请过一天假，仍然顺利地拿到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母亲笑了，父亲喝了一点儿酒。有一次在学生食堂排队打饭，我曾听到两位极年轻的学友指点着我们这些中文系的老大哥、老大姐们，戏称我们为“老头儿老太太”。

随后我才悟到，我之所以越来越渴望上大学，一心要圆我的大学梦，其实多半是因为想为自己争取一种权利——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不被歧视的权利。至于其他，仿佛都不太重要。

不过凭良心说，和同时代的很多人比起来，我还是幸运的。我应该特别感谢母校，因为是她引导着我走向了别样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