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系1978级 钱荣琏

作为1968届的高中毕业生，我于1970年6月离开上海市赴安徽省利辛县插队落户，两年后通过县师训班学习，在利辛中学当了一名初中老师。虽然走上了讲台，拿起了教鞭，但深感学养不够、底气不足，始终渴望有进修提高的机会，上大学成了我的梦。

1977年10月，国家决定恢复高考。我闻讯喜出望外，一边工作一边复习，最终却因数学考得不够好而名落孙山。

1978年上半年，我对上一年高考失利认真进行了反思，并做了两方面的调整。一是由理科改考文科，以便在文科考试中扬我所长；二是重点复习数学，以快速提高考试总分。

我利用空余时间，旁听同住在利辛中学大院的邵国培老师的高三数学复习课。邵老师的课讲得很好，我居然把数学的几个要点和难点都攻克得差不多了，高考中数学竟考出了95分的好成绩。

记得那天我到粮站买米，回来正好遇到教育局副局长王芝明从地区教育局取成绩单回来。我急切地问他我的成绩是多少，王局长脸笑得像朵花似的，说：“你考得还不低味!”(说的是淮北方言，语气太热乎、太动情)。看到我总分412分，我高兴得整个人都蹦起来了，肩上的15千克米就像一点分量也没有似的，只觉得人轻飘飘的。俗话说，人生四喜——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最后一喜着实让我喜得忘了形。当年安徽省的重点分数线是370分，但我觉得自己的分似乎还应该再高些。于是就填写了一份查分申请，让教育局到地区再查一次。几天后通知我，地理少加了2分，这样，我的总分变成了414分。由于当年有一条规定——凡在职教师只能报考师范院校，所以我只能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当时叫上海师范大学)两校之间选择。这是我心目中最好的两所师范大学，填华东师范大学就能回上海，填北京师范大学则越走越远。两难之际，我征求了邵老师的意见。他认为北京是文化古都，学术积淀厚，人文环境好，更适合我。于是，我下定决心填了北京师范大学。在专业选择上，我则根据自己从教多年的体悟，特别是对教育管理理论及教育发展战略的研究兴趣，填报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学校教育专业。因为考分较高，所以在没有任何悬念的情况下，我一下子就被北京师范大学揽入怀中。

10月5日下午从利辛县出发，经过20多小时的奔波，我于6日下午1:00左右抵达北京站。站外早有北京师范大学接站车在等候我们，没费多大劲儿就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对我这样久居淮北土旮旯的“土老帽”来说，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似的，看啥都觉得新奇、新鲜。我们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拽着青春的尾巴，搭着青春的末班车，是时代的幸运儿，是众人瞩目的“天之骄子”,没有理由不努力、不苦读啊!因此，大学4年我用功勤读，共学26门课程，考试19次，其中16次为优秀，3次为良好；考查25次，全部合格；所写毕业论文受到指导老师靳希斌先生的好评。

1982年毕业后，我曾任教于省级教育学院(师范学院),主事过市级实验性示范性(重点)高中。大学期间的恩师栽培和学术滋养，养成了我在研究中工作、在工作中研究的治学习惯，并在教育管理理论及教育发展战略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看到这些成果，我觉得当初选择北京师范大学是正确的，选择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更是明智的。

回首求学路，我深感恢复高考家国幸甚，改革开放家国幸甚!正所谓“金榜才提名，宝驹又叩门，红墙听惊雷，七八沐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