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

东周被史家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因为这一时期的政治中心逐渐从周室转移到了诸侯各国。“春秋”之名称，来源于鲁国的史书《春秋》。这部书，以鲁国事务为中心，兼记各国政要。是那个时代最直接和最可靠的历史记载。这部编年体史书的记载，始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终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于是，史学家就把这段时间称为“春秋”时期。《春秋》记事开始时，东周政权已有了近五十年的历史，但为了记述方便，还是把这几十年归入了春秋时代。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之后，王室的权力大大削弱，但在新的权力中心形成之前，它还是天下集权的象征，所以，郑伯才要和周天子争夺周室的权力。但是，时移事易，在周天子势力下降的同时，诸侯的势力却在上升。权力的下降意味着独尊地位的丧失，以至于发展到诸侯与周室兵戎相见。郑伯打败了周王，成为春秋早期霸主。不过，郑国把天子推到一旁。也使诸侯的力量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以至于郑国最终被削弱，代之以各国力量的不均衡发展。

在中原各国大打出手的同时，起先被中原各国称为蛮夷的南方楚国迅速崛起，形成对中原各国的强大威胁。而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少数民族，也不断侵削中原各国的利益。于是，齐桓公的霸业应运而生。齐桓公打的是“尊王攘夷”的旗号，并且在团结诸侯、共同对付周边民族的威胁方面，起了关键作用。在齐桓公称霸的四十余年里，中原地区相对平静。惟一不足的是，北方的晋国受困于内乱，始终对齐桓公的霸业冷眼旁观。公元前643年，齐桓公死后，宋襄公自不量力，曾有过称霸的野心，但在楚国的沉重打击下，旋即破产。就在楚国准备乘虚而入之时，晋文公却在城濮之战中击败楚国，并联合秦国，再兴霸业。可惜的是，晋文公晚年得位，未及充分享受霸业的荣耀，也使春秋中期的和平没能持续下去。

春秋中期的和平过后，是大混乱的年代。晋、秦和晋、楚之间的战争，断断续续打了近百年中原地区的中小国家被裹挟其中，吃尽了苦头在大家都感到精疲力尽之时，公元前546年的“向戌弭兵”，又为中原地区带来了半个世纪的和平 在中原各大国势均力敌之际，东南地区的吴国和越国发展成了强有力的军事大国 先是吴国向楚国挑战，并在公元前506年一度占领了楚国的都城。十年之后，吴国又击败了越国，并表现出了称霸中原的图谋。其他各大国当然不能坐视吴国的扩张，也在秣马厉兵，准备在随后到来的战国时代一决高下。

春秋时代政治取向的基本特点有二：一是所谓的霸主政治，二是由集权向分权的逐步转化。所谓霸主，通常有春秋“五霸”的说法。其实，从正统意义上讲，由周王封赐的“盟主”，只有齐桓公和晋文公：而从实际成就上讲，只有在齐桓公的鼎盛时代，诸侯对会盟才有相当的主动性。其他如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晋悼公、吴王阖闾等，不排除他们均有称霸天下的野心，但是实际号召力方面，均逊色于齐桓、晋文，称他们为“霸”，充其量也只是因为他们霸气十足而已。

所谓分权，指的是诸侯取代天子的权力，卿大夫又逐渐取代君主的权力，甚至还有卿大夫的家臣夺取了他们主人的权力。军事对抗是权力转移的主要手段，而战争的需要最能促进新旧制度的更替。其中最明显的是土地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更易，而这两方面的不断改进则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最终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分权也促进了文化的进步。尽管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但周礼的精神却从官方的藩篱中挣脱出来，给了思想家以更广阔的思想驰骋空间。生产力的提高和战争带来的痛苦动摇了神灵的地位，实用主义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并预示着百家争鸣时代的到来。如果没有分权和斗争，就很难想象春秋（以及战国前期和中期）时代各方面的空前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