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所遭受的“后遗症”，不可避免地成了公司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它们时时刻刻制约着公司的发展，给公司的发展带来很多障碍，甚至会导致公司走向毁灭。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相信没有一个老板会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毕竟我们建立公司、发展工厂，为的是可以稳定发展，而不是等待失望。

可那些“不稳定”因素，如同一颗颗毒瘤，长在原本应该健康生长的身体里，势必会让我们的公司越来越不景气。所以，公司想要更好发展，首先就应该消除这些“不稳定”因素，把手里的这碗“饭”端稳。

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让事情稳定下来，也许这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的，甚至可以做到完美无缺。然而，个体的稳定并不能带来最佳效果，因为这就如同沧海中的一滴水，实在渺小得很，多了它沧海也不会变大，少了它沧海也不会变小——归根结底，起不了多大作用。

但如果这个人能够成为某个领域或者市场的“领头羊”，身后有无数追随者，那么，只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将目前濒临破产的公司及其不景气的合作伙伴统一规划改革，新的公司就会重新焕发生机。

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也把这种构想应用到了实际中，结果可想而知，随着重新组织的公司的应运而生，新的金融体系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完善。这样不断发展下去，像前面提到的那种恶性循环就有希望被扼杀在摇篮里，至少也会帮助公司在遭遇恶性循环时减少损失。

我们都知道，这种恶性循环是非常严重的，每次到来就如同龙卷风肆虐而过，很难人为地进行控制。除非把一些生产全部重新洗牌，否则这颗“毒瘤”就始终无法根除。但真的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吗？当然不是。如果公司里的所有人都能够在自己身上做一些改变，那么，不仅能拯救公司，还能够造福于其他公司。

我们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之所以能够始终稳定发展，不管外部条件如何变化，都保持良好的状态——当然，除了1917年到1919年工厂转而生产军用物资那段时期——就是因为我们公司是如此要求的，我们的工人也是如此做的。

1912年到1914年，被公认为“停滞时期”，顾名思义，这一时期的经济极其萧条，社会总体发展约等于零。但我们公司的发展仍然很让人欣慰，1912年到1913年，我们的销售量翻了一倍，1913年到1914年，我们的销售量仍然增加了1/3。而在1920年到1921年，据说这是历史上经济最萧条的一年，我们卖掉了125万辆车，是1913年到1914年的五倍。

你若要问我其中的诀窍，我只能告诉你，那是我们贯彻应用一种原则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这就像我们公司里的一切其他原则和标准一样，其实也完全可以适用于其他任何公司。

想要让工人认真做好自己的事情，进而使工厂的整体效益提高，你就要开出能吸引他们这么做的条件。毕竟每个人都是“势利”的，当面前摆着巨大的**时，没有人会不动心。一旦动心，人们必然会主动地努力获取，并主动从自身进行改变，这样一来，整个公司也必然会逐渐重新焕发生机。

在我们的工厂里，我们给工人开出的最低工资就是每天六美元。注意，这不是平均值，而是最低值。我们预先估算好了公司的利润，将其加到工人的工资上，并设立提成制度，做得越好、越多、越努力，拿到的工资也就越高。

当然，工人们是不会甘愿只拿最低工资的，他们知道只要付出努力，就会得到相应的回报，所以工作中不用监督，他们也能够进行合格生产。如今，我们的工人有大约60%每天拿到的工资都远远高于六美元。

这一时期，不仅工业开始重组，随着科技的发展，农业也开始了重组的进程。工业与农业，如同两辆马车并驾齐驱，同时相互补充、相互合作。不要以为人们若要种植庄稼、饲养牲畜，就没法到工厂工作，若要到工厂工作，就拿不出时间去耕作。事实上，这两者是一致且可以协调的，绝不是对立的。

就拿我们的阀门厂来说，因为制造这种小零件的工厂，厂址选在哪里都无所谓，再考虑到工厂对水力的需求，我们最终决定把它建在农村，而我们的工人就是当地的农民。

因为如今的耕作多是使用机器，农民们进行农业生产时根本花费不了多少时间，这只是他们生活中的一小部分，甚至只是“业余活动”而已。这样，他们就拥有了大把大把的时间可以到工厂里做工，既不会耽误耕作，又赚到了钱，岂不是两全其美？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一笔非常划算的生意。

当然，并不是所有工厂都适合建立在农村。因为虽然农民们有很多时间可以到工厂做工，但他们仍然要顾及家里的农田，到了农忙时节，可能会不时有人请假回家耕作，甚至出现工厂因为请假的人太多不得不停工放假的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农村安排一些季节性工厂。当然，也可以根据季节和装备进行连续的生产，或者通过巧妙的管理，消除生产的季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