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识时务当然好，但如果缺少行动，再识时务也是白搭。所以识时务者要与行动并举，如此才能创造辉煌。

商鞅，本姓公孙，生于公元前390年前后，因后来在秦为政有功被封于商，世称商鞅。他的先祖可以上溯到周武王的弟弟康叔，康叔被周武王分封到朝歌之地，建立了卫国。卫国在春秋时期还有一定的实力，后因大国争霸，越来越衰弱，到战国时已沦为魏国的附庸了。公孙鞅就出生这样一个日渐衰败的王族中，他不是嫡长子，只能以公子的身份生活在魏人与卫人的夹墙里。国运的衰微与家道的沦落使他在少年时代便胸怀大志而发愤读书。魏国初年曾经有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李悝，推崇法家的刑名之学，在魏国实行了一系列的变法措施，使魏国的力量一度“最强于诸侯”，在与秦争夺西河之地中也屡屡得手。李悝死后，留下一部记录自己的思想与政见著作即《法经》。不幸的是，他的政策在魏国并未得到很好的延续，在变法中损失不少利益的权贵们旋即又恢复了旧日的神气，魏国的国势一天天衰落。后来，吴起也曾试图将李悝的政策发扬光大，继续变法并一度略见成效，然他最终也为那些权贵们所不容，凄凄惶惶地奔走楚国去了。李悝、吴起的变法，虽然已成为一段往事，但在公孙鞅的心底却扎下了根。他日夜研读《法经)，反复揣摩法家理论的要旨，并投到魏相公叔痤的门下，任中庶子，为公叔痤掌管家事，以期得到施展报负显露才能的机会。

公叔痤对手下的这位卫公子并非没有留心，他见公孙鞅把自己的家政理得井井有条，心中自然多了几分器重，商鞅对一些问题的见解及露出来的抱负，也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向惠王推荐这位年轻的公子，让他有一展才能的机会。不幸的是，这样的机会还没有到来，公叔痤便身染重病卧床不起了。

一天，魏惠王亲自到丞相家看望公叔痤，看到丞相已被疾病折磨得气息奄奄，惠王不免为日后丞相人选问题忧虑。一段安慰的话语之后，他问道：“丞相的身体万一有了不测，将有谁可以辅佐我的江山社稷呢?”公叔痤听了这话，回答说：“臣的手下有一年轻人叫公孙鞅，虽年少却有奇才，军国大事可以委任于他，愿大王能重用他。”惠王听了，笑了笑，没有说什么。就在惠王即将返宫时，公叔痤屏退手下的人对惠王说：“既然大王不愿举用他，那么请杀了他，此人不可到他国去。”这次惠王倒是答应了他。众人走后，公叔痤派人把公孙鞅召来，把刚才和惠王交谈的情形说了一遍，并劝他赶快躲开免遭杀身之祸。公孙鞅看到平日敬重的人病入膏盲还念念不忘国家，不觉感慨万端，他说：“既然大王不愿听您之言重用我，他又怎么会听您之言来杀我呢?”公孙痤听了，没有再说什么。

公孙鞅的判断是对的，他一直在丞相家住了下来。不久，公孙痤死去了。惠王把他的荐言当作病重时的胡言乱语，没有采纳，而公孙鞅也觉得自己依托敬重的人离去了，空怀一腔热血而无所用，便感到心头是那样沉重，一股怀才不遇的怅惘时时侵上他的眉梢，他开始冷静地分析时局，考虑自己的去处了。既然在魏国得不到重用，为什么不到他国投靠一个贤明的君主一展才能呢?刚巧，这时他听说西边的秦国即位不久的秦孝公有图谋大业的雄心，正在四处求贤，招揽智能之士。那里也许是一显身手成就功名的地方!

公孙鞅来到秦国后，通过孝公宠臣景监的关系求见孝公。孝公接见了他，想听听他的治国之策。公孙鞅首先向孝公讲起了五帝治国的办法，说了良久，孝公没有兴趣，反而打起了瞌睡。之后，孝公见了景监怒气冲冲地说：“你所荐举的那个人只不过是一个狂妄之徒而已，哪能担当重任呢?”景监对公孙鞅责怪不已，公孙鞅请求五日后孝公能再次接见。第二次见孝公，公孙鞅向他讲起了三王的治国之道，孝公听了，虽没有再打瞌睡，也并未被公孙鞅的言辞打动。公孙鞅见目的未达，只好又一次求见，这次他向孝公讲起了五霸的治国之术，孝公这次表露出前所未有的兴趣。公孙鞅见孝公喜霸术而不爱王道，就在随后的一次长谈中大讲富国强兵之道，孝公听得入了神，竟不知不觉地将身子往前凑了又凑，不无感慨地说：“先生所说的帝王之道，我并非不愿实行，只是达到五帝三王治国的那种至善至淳的境地，太遥远了，我如何等得及?真正的贤君，应当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显名天下功成名就啊!”

通过这几次的会见、交谈，孝公决定起用公孙鞅，把振兴秦国富国强兵的重任委托于他。公孙鞅在分析了秦国的形势后，准备推行法家的治国之术来整饬秦国的朝纲，严明法纪，改变当前贫穷积弱的局面。要做到这些，首先必须改变秦国旧有的法令制度、陈规陋习。他把这种想法向孝公陈述，恰与孝公不谋而合。但孝公又深深地忧虑，他知道自己国内旧贵族的势力太大了，如果猝然实行变法，那些权臣贵戚会不会因惧怕而阻挠呢?在疑虑与徘徊中，时光悄悄溜走了许多。针对孝公的心情，公孙鞅劝说道：“迟疑不决的人很难成就功名，犹豫不断的事不会有什么功效。既然要变法，就必须决断。不要担心别人反对。有高行的人，在世上一定会遭人非议。有独见的人，也一定会遭他人诋毁。愚钝不化的人在别人事成之后还迷惑万端，而真正的智能之士在事发以前已洞悉明嘹。常言道，‘民可与乐成而不可与虑始’，讲究德尚的人是不与世俗同流的，欲成功名者决不会左顾右盼求助于他人。对圣者而言，只要能够强国，便毋须遵循旧规；只要有利于百姓，又何必重蹈旧礼!”

这一席话把孝公说得茅塞顿开，但反对的人还是放出了厥词。贵族甘龙对孝公说：“臣不以为如此。圣人不改变人民的风俗习惯便能实行教化，智士不改变原有的法度便可达到大治。按旧有的习俗去教化。不用劳神费思便可成功；按原有的法度去治理，官吏们得心应手，百姓也能安居乐业。”公孙鞅严词反驳道：“甘龙大人所言，未免太流于世俗了，只有寻常之辈才会拘于旧有的习俗，只有亦步亦趋的人才会像书呆子恪守教条，这两种人去做官守法还可以，却不是可以与之讨论成法之外的道理的人。三代的礼法不同，却依次称王；五霸的令规各异，也先后成霸。贤能之士会适时变更礼法，不足成器之徒才墨守陈规拘于旧礼!”

公孙鞅的滔滔雄辩压倒了甘龙的气势，但另一个贵族杜挚却发难了，他在孝公面前一字一顿地说：“没有百倍的好处，不改变旧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不改造旧器具。师法古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礼也没有什么偏差。”公孙鞅听了这些，把锋芒转向他，劝孝公道：“治理天下不能死守一法，欲利国家不能只学古制。因此，商汤周武没有拘于旧礼王道大兴，夏桀殷纣没有更改礼法身败国亡。由此可见，反对古制的人不应该非议，遵循古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赞美!”

公孙鞅的滔滔雄辩，旁征博引，驳得那些旧贵族哑口无言，也深深打动了孝公的心。孝公变法的决心越来越坚定，终于在公元前359年，任命公孙鞅制定变法律令，向全国颁布了第一道新法——《垦草令》，并由此拉开了一场大规模变法的序幕。

点评：

光有远大的理想、卓越的才能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讨诸行动，坚持不懈，在行动中寻找机会，把握机会，从而为自己的才能找到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