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最高权力就意味着拥有了一切，失去最高权力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在中国帝王的眼中，最高权力并不是管理国家、发展经济、造福人民的工具，而是获得天下臣服，可以为所欲为。因此，最高权力不过是最高欲望的满足，获得权力不过是为了满足欲望的奋斗。正是在这种贪婪的欲望指使下，为了维护或者取得权力，可以不顾父子之情、兄弟之义，更别说那些跟随他们出生入死的“难兄难弟”，那些人在专权者的眼中，只不过是一块垫脚石而已。

蜀国灭亡，其中大将邓艾、钟会功不可没。司马昭拜邓艾为太尉、钟会为司徒，嘉奖他们的功绩，但他对手握重兵的钟会、邓艾并不放心。早在魏军将伐蜀时，有人曾对司马昭说：“根据魏制，凡将领率兵在外，其家属皆留京以为人质。钟会是个单身汉，让他率十余万人伐蜀，好像不妥当，不如换其他人。”司马昭笑道：“我怎么会不知道?若钟会叛乱，我自能办之，你不要将此事告诉别人。”

灭蜀后，司马昭首先向邓艾开刀。邓艾上书司马昭，建议“暂缓伐吴，留陇右兵二万人，原蜀兵二万人，煮盐冶铁，筹集军资，并造舟船，形成顺流而下伐吴国的态势。同时厚待刘禅，封他为扶风王，封其子公侯爵位，赐以财物，安顿刘禅左右，以招降孙休。吴国畏威怀德，必定会不战而降。若押送刘禅到京，吴国君臣会以为是放逐他，而坚定他们抵抗之心，这样好像不太妥当。”司马昭接信后，令监军卫瑾警告邓艾，说：“有事应当报告请示，不要自作主张。”邓艾很不高兴，辩解道：“奉命远征，制服蜀国，为安抚人心，封拜刘禅及其百官，只是权宜之计：‘假如等待诏命，路途遥远，吴与蜀相连，亦失时机。况且，古制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说，我不能因避嫌而损害国家利益。”但是钟会、卫瑾却趁机密告邓艾要谋反。景元五年正月，司马昭下令用槛车囚禁邓艾，将之押送洛阳。邓艾仰天长叹：“我是忠臣，落得如此下场，真是秦昭王杀白起的酷刑复见于今日矣!”

钟会在灭蜀后，独统大军十余万，威震西土。他感到自己功名盖世，猛将锐卒皆为自己掌握，遂萌生谋反的念头。他向司马昭密告邓艾谋反，清除后患，并计划与蜀国降将姜维合作，由姜维率蜀兵五万出斜谷，自己率大军随后攻长安。正在此时，他收到司马昭的信：“我担心邓艾反抗，今派遣中护军贾充将步骑万人入斜谷，我自率十万大军驻屯长安，不久我们就要会面了。”他惊恐万状，感到事已泄露，对亲信说：“收取邓艾，我的力量足够了，这是司马昭知道的。今派大军前来，必定是察觉我的行动有异。事到如今，只有立即起兵。事成，则可得天下；不成，退守蜀地，还可作个刘备。”

景元五年正月十五日，钟会至成都，以为刚死的郭太后发丧的名义，召集护军、郡守、牙门骑督以上将吏及原蜀国官员于朝堂。他伪称郭太后有遗诏，要他起兵废黜司马昭，并要在场的官员签名同意反叛。在此同时，他关闭城门，把与会诸将吏分别软禁在各衙门，严加看守，派亲信去城外统领各军。护军胡烈见势不妙，派亲兵趁取食物之机传话给他的儿子，谎称：“钟会已挖好大坑，准备了数千根大棒，要坑杀城外的兵将。”话一传出，魏军官兵人心惶惶。有人劝钟会，快把牙门骑督以上将吏都杀掉。钟会犹豫不决。十八日中午，胡烈的儿子胡渊率城外士兵，擂着鼓冲出军营，架梯登城攻打城门。各营将士皆擂鼓响应。乱兵冲进城内，到处火光冲天。钟会闻变大惊，马上给姜维铠甲兵器，说：“士兵好像叛乱了，怎么办?”姜维说：“击杀他们。”于是，钟会派人去杀关押着的将吏。诸将吏闻讯，用柱子顶住门，不让进。不一会儿，城外士兵杀到，门内诸官冲出与士兵会合。姜维、钟会挥刀乱砍，左冲右突，无奈乱兵太多，终被乱兵所杀。

点评：

对于想做或已经做了帝王的强权者，他们是不会让任何人对自己的权力有“非份之想”的，你以前的功劳越大，那么你我遭遇不幸的可能性也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