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统治经验在世界上可以说是遥遥领先的，这是因为中国王国久远，且中国人又以“治人”为乐，别的野史杂传且不说，单单就官方所谓正史的“二十四史”来说，就足够一个读书人读一辈子，举出其中的任何一方面，其治人精深独到之处都会令别的民族瞠目结合。不过，其中最精髓的部分还是那些关于人心所向的结论：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

西周建立之后，经武王、尤其是周公的努力，为其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传至成王和康王，国势益强，天下安宁，史称“成康之治”。可是到了西周的第六代君王懿王之时，王室已经显露出了衰象。到了第九代君主厉王，形势就一发不可收拾，其原因直接与周厉王有关。

周厉王“好利”，把个人的利益置于阶级和国家的利益之上，由此而任用“好专利而不知大难”的荣夷公，引起了朝野强烈的不满。所谓“专利”，就是利用国家的权力控制生产资料、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而从中获利。当时的大夫芮良夫，已经看出了这种丑恶的行为将会给国家带来严重的危害，进谏厉王说：“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所怒其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是不布利而惧难乎，故能载周，以至于今。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

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

话已说到了“周必败”的地步，可对已经利令智昏的厉王，完全没有作用。他进而“以荣夷公为卿土，用事。”对这种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做法，不容国人没有责难，“国人谤王”，是所必然。

面对这种朝野上下沸沸扬扬的局面，周厉王采取了错误的对策——禁止一切批评的言论。他从卫国找来了一个巫人，“使监谤者”。非议者如被发现，即“杀之”。这样一来，“国人莫敢言”，但仍“道路以目”。周厉王只看到表面现象，沾沾自喜地对召公说：“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却很清醒，他看出在这表面平静的背后隐伏着严重危机。他告诉厉王说，这只是高压的结果，但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道理很浅显，接受起来竟如此困难。结果仍是“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这种状态好歹维持了三年，一场壅之于口而发之于心的大风暴终于发生了，国人“相与畔(叛)，袭厉王”，把他抓住，流放到彘地(今山西霍县东北)。最后他就死在那里。这次事件，史称“国人暴动”或“流王于彘”。此后，西周王朝虽有“宣王中兴”，但王室因受到沉重打击，衰败的颓势已不可挽救了。

点评：

能对时局作出敏捷的反应，不可谓不“勤”。但他只是把国家的权力作为满足个人欲望的工具，奴役民众，大失民心，最终的下场当然就可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