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知道了太监刘瑾的狠毒，所以在出京城之后有了提防。而事情果然不出王阳明所料，刘瑾欲除后患而解其恨，遂派出人来准备除掉王阳明。
王阳明此时势单力薄，自然不能给对手以痛击。于是想出金蝉脱壳之计。这就是有了教训的结果。
教训，就是教敌而训敌也！
有的人在失败时全然不设防，结果小败酿成大败，很容易被击倒。
王阳明越失败越机警，越撤退越有办法，正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当前进的路全部堵死，那么有后退的路也不错。地球是圆的，你迟早会走回来，只要你活着便有大希望。
智者大师说：“归命大慈父，早出婆娑关。”“婆娑关”就是生死关，你走过这一步，就有千步万步。
王阳明智斗宁王
让他满足，断其双足。
王阳明被贬不久，刘瑾被揭发处死，王阳明再次仕途大顺，先是任庐陵知县，而后去江西平寇，夺得大功。江西有个宁王朱宸濠想造反，王阳明刚好在他手下做官，免不了去见宁王。宁王留他宴饮，彼此谈论时政得失。
宁王道：“世乱如此，可惜没有汤武。”
王阳明道：“既有汤武，亦须伊吕。”
宁王道：“有汤武便有伊吕。”
王阳明道：“有伊吕者，必有夷齐。”
宁王与王阳明彼此煞是机锋暗对。宴毕宁王知王阳明不肯与自己一起叛乱，几次欲加害王阳明，都被王阳明巧妙躲过。
当初第一奸臣都杀不死王阳明，如今第一反王也不能将王阳明如何。
正德十四年六月宁王造反，声势浩大。
此时，王阳明奉命去福建勘查叛乱，他正在丰城县。丰城知县已得宁王的反信，告知王阳明，并说宁王要出钱买其的人头。
王阳明临机应变，立刻易服改装，潜到临江，临江知府闻阳明远来，倒屣出迎，请他入城调度。并向王阳明问计。
王阳明道：“临江之地地濒大江，且与宁王驻地南昌甚近，易攻难守，不若速趋吉安，才可整顿防务，抵御宁王。”
知府又问：“阳明公知晓军机，料敌如神，今日宁王举兵，应趋何向？”
王阳明道：“为宁王之计，恰有上中下三策：若他真趋京师，出其不意，最是上策。否则直捣南京，大江南北亦必受害，此是中策。如或专据南昌，不越雷池一步，便是下策。他日王师齐集，四面夹攻，便如瓮中捉鳖了。”
事后，王阳明又转赴吉安，与知府商榷战守机宜。
王阳明道：“宁王若出长江，顺流东下，南京必不可保，我已定下计策，令宁王不敢东征。十日以后，各军调集，那时可战可守，便不足为虑了。”
吉安知府道：“宁王暴虐无道，久失人心，哪里能成大事？阳明公为国讨贼，何患不济。”
王阳明道：“古人言临战而惧，好谋而成，现在发兵伊始，须先备粮草，修器械，治舟楫，一切办齐，方免仓皇。”而后王阳明即与吉安知府筹备军事，一面遣骑四出，向各府州投讨贼檄文，造成声势，迷惑宁王，完后又离间宁王之臣，使得宁王困守南昌。
数日后宁王方知中计，而出兵时机已晚。但还是出兵攻打安庆。王阳明学用围魏救赵之计，来攻打宁王腹地南昌。南昌城内空虚，不攻自破。宁王归救南昌不得，反被擒之。
讲义气也要讲心计
心计到哪里，义气就到哪里。
当初王阳明激于义愤，上书皇帝，反被刘瑾整得半死。
事后总结了教训，始知人不能光讲义气不用心计。
讲义气也要讲心计，这样义气才能落到点子上。
意气用事不会解决任何问题，反而可能惹祸上身。意气行事不能解决问题。做事要深思熟虑，这样才会避免伤害到自己。由于意气用事只能伤已而不能伤入，所以，意气用事是做人办事之大忌。
意气用事使人丧失思考的能力，办事必然吃亏，正如同鸡蛋碰石头。所以办事不能不有心计。
要让马虎大意成为障眼法
故意马虎就不是马虎，而是精明。
王阳明失败的第二点就是马虎大意。他没有完全认识到当时的局势。之所以恶人能够专权，有很大原因是皇帝纵容的结果。正是因为皇帝纵容，恶人才会大胆地去干坏事，且滥杀无辜。可见皇帝是昏庸的。王阳明大意马虎而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而上书皇帝，表明自己的忠心与正义。
可见上书皇帝根本就是办了一次错事。错事办得再好也是错事，办了只能自己吃亏。错事必然办不成，不成则败。所以让自己吃亏，而亏不能白吃，要吃一亏长一智。才可能在失败中成长。马虎大意只能有一次。
王阳明上书失败是自己一时大意马虎，没有认识到皇帝与太监专权者是一伙的。这一次失败后王阳明马上认识到这一点。
王阳明总结了教训，在以后办事的过程中，没有重复从前办事的毛病，因此在以后办事过程中连连出奇制胜。
王阳明以前办事出了名的马虎，后来他改掉这一办事恶习后，人们仍以马虎视之。王阳明将错就错，用马虎作为障眼法骗过了宁王等人。故意马虎就不是马虎，而是精明。这种策略非常高明。
错误事小。重复错误事大
改过不是一种痛苦，改过应是一种快乐。
王阳明挨打后，便去小地方做官，然而在路上，王阳明发现总是有人跟随，于是判定跟随自己的人会对自己不利。王阳明敏锐地觉察到有人尾随，正是避免了从
前马虎大意的毛病。
王阳明更懂得事在于谋，就是办别人办不到与想不到的事。于些，王阳明很智慧地解决了这一次危机，他使出了瞒天过海、金蝉脱壳之计，假装投江，并留下投江的证据，使尾随自己的人以为自己已死，谋害自己不成。尾随者没有料到王阳明会发现自己，以为王阳明真的又一回意气用事，一时想不开，投江死去。欲加害王阳明的人正是以为王阳明又犯了头一回的错误，这才导致谋害未果。而王阳明却因为总结教训，操纵事态发展，得以死里逃生。假使王阳明犯头一回一样的错误，那么必死无疑。正是第一次的错误事小，重复第一次的错误事大。
错上加错，铸成大错。不再犯相同的错，错就变少。孔子说：“过则勿惮改”实是古来谋心成事者应熟记之名言。
石屋禅师说：“过去事已过去了，未来不必预思量。只今便道即今句，梅子熟知栀子香。”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但错误的必须改正。王阳明修养高深，当然能改己过，潜心做人做事之道，后来能够大成不是偶然。
王阳明给皇帝一个教训
刚者转柔，柔者更刚。
王阳明平定宁王叛乱，可谓有智有勇。地方上将捷报传与皇帝武宗，武宗秘而不发。竟和嫔妃等人以出兵讨贼为由，依旧南下。
武宗是个不折不扣的昏君。所以南下，只为寻花问柳。王阳明见昏君如此，不敢将宁王直接献给武宗，而是转去浙江。顺富春江而下，到了钱塘，找太监张永。张永深明事理。于是王阳明便把叛臣宁王交给张永，请他代献给武宗。于此解了自己擒贼不献难安的困境。
王阳明没有直接与武宗对抗，而是间接地给武宗一个教训，让武宗的心里明白，王阳明再也不是从前挨打的王阳明。
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智慧的王阳明，是一个果敢的王阳明，是一个已经可以操纵大局的王阳明，是一个必须得到肯定和重用的王阳明，假使武宗没有吸取这次教训，那么，武宗必然会得到更惨的教训，而历史的发展果然如此。
间接操纵胜似直接打击
江河迂回，乃入大海。
宁王欲造反，请王阳明入伙，王阳明不从。待宁王真的造反的时候，王阳明果断出击，平了宁王藩乱。王阳明知道，平剿藩乱是大功一件，这样的功劳不能让别人夺去。
一定要抓住机会，自己抢得头功。这样才可能有重新崛起的机会。
于是王阳明便策动几个县官，借兵平剿藩乱。王阳明分析宁王战略动向，而攻其软肋，并一举成事，活捉宁王。此为大功一件，王阳明派人去皇帝那里报功，然而皇帝竟无动于衷，依然发兵并亲自前往平乱。这使王阳明平乱之功不得，简直要功亏一篑。
王阳明为此迅速改变策略，不再向皇帝报功，因为第一次皇帝没有买他的帐，第二次依然不会。
皇帝一定有自己的打算，王阳明便没有第二次向皇帝报功。因为不能犯第一次犯的错误，重复失败的行为是徒劳的。只有改变策略，事情才可能有生机。
王阳明选择了迂回策略。他不再直接把宁王献给皇帝，而是找到值得信赖的太监，请太监为自己说情，帮助自己将宁王献与皇帝。此计果然奏效。
碰钉子不如把钉子砸弯
王阳明前半生都碰钉子，凡事硬碰硬，碰到底碰得头破血流。
“龙场驿之悟”后，王阳明学聪明了，不再主动碰钉子，而是使巧劲把钉子砸弯。这样一来，凡事他就不会处处碰钉子而吃亏了。
人碰钉子必败，大锤就敢碰钉子，还可把钉子砸弯。
做人要做大锤，钢铁锺就一颗雄心，烈火烧出满身奇谋。
务实不虚方可除敝
——林则徐以实干稳步上升
是做泥沙还是做河中之石？
河中之石，不陷于泥沙。
在河水之中，泥沙俱下，惟独有一些石头不为所动，依旧傲然立于河上。
泥沙因在河水之中而沉没，不被人们认识，更多的人们喜欢在岸上欣赏河水中的石头，并为之赞叹，自喻求强。
所以做人要像河水中的石头，傲然于江河中，不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
林则徐身处清末，是一个泥沙俱下的时代，但他没有与世沉浮，他自有主见。
务实的人在任何时代都是成功者。
林则徐不随波逐流，不丧失主见，保持自己在社会当中的独立意识，才能更好地展示自己，成就人生。
石头可以激起浪花，煞是好看，泥沙却积淤河下，后患无穷。
石头证明了自己的存在，而泥沙则不然，石头在河水中显出一种做人的姿态。石头，就是人坚强不摧的意志。而泥沙则恰恰相反。人应该是什么？人应该是河水中的石头，就像林则徐一样敢为时代的中流砥柱。
与人群保持距离才能引导人群
不必高高在上也可以俯视众生。
做人要大气！如何大气？就是要在人群中卓尔不群。卓尔不群不是冷落人群，而恰恰要身处人群之中。在人群之中，但不要处处跟随人群，要走在人群的前头，领导人群。只有领导人群的人才会卓尔不群，才会在人群当中立于不败之地。卓尔不群不能离开人群，要靠人群来陪衬他，滋养他。
卓尔不群是林则徐一生的写照。清末官场盛行虚无浮华，官僚之间相互虚与委蛇，上下级迎送应酬。而林则徐则不然，进入官场之后，他就表现出与人不一样的地方，从不随波逐流。
林则徐在青年时期就立意培养自己的这种气质。正是将这种气质带进官场当中，使得林则徐在朝臣之中有如鹤立鸡群，并成为红极一时的清朝名臣。
没有个性中寓最强个性
不是英雄也可以雄起。
林则徐看似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人，其实他最有个性。个性有优劣好坏之分，做人要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个性，而不要压抑之。个性不是劣根性而是建设性，在众多个性中怎样显示自己的个性？很简单，就是没有个性。这亦就是卓尔不群的个性。
君子善隐。
或隐于山林，或隐于官场，都以无个性隐形，然后以极强个性做事。
林则徐为官的年代，群臣不振，贪污敛财，以此来展示自己的个性——即劣根性。而林则徐在这样的环境中，拿出不一样的个性——即是建设性。林则徐以自己的建设性对抗他们的劣根性，这才是真正的个性。
林则徐后来能够发起禁烟运动，从个体来说，就是展示自己个性的契机。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他敢做。不但敢做，还大做特做。这明显是与现实较劲，这种超强个性来自他超强的意志。当一个人长期身处肮脏的环境，有朝一日他势必雄起，不惜一切代价与环境决裂，或者走，或者闹，林则徐选择了闹，他这把火闹得好。
登山的启示
人生如登山，不必屡屡回顾。
林则徐年轻时好学而自重。有一回，教书先生为了让学生知道不必读死书，便决定带着学生去郊游，到不算远的鼓山走一趟。
到了鼓山脚下，教书先生便与学生三三两两向山顶攀去。有的学生登山到半路上，因为太累了，没有力气便退下山去，有的则只停留在半山上，只管歇着不肯再攀。
还有的学生攀得极快，而后半程亦慢了下来，落在后面。
教书先生看着学生们攀山的各种表现，便皱了皱眉头。
这时，有一个学生，步子不紧不慢，但却稳重而有力地向山上爬。本来，这个学生是在后面，而此时，却走在了前头。这个学生正是林则徐。林则徐身后也有几个学生学着林则徐的样子向山顶爬去。
教书先生看着，心里快慰，欣然一笑。
林则徐并不表现自己，而是爬山的每一步都很认真。最后他与先生一起爬到了山顶。
这次爬山只有少数几个学生与教书先生爬到山顶。山顶风景绝佳，雄壮而广阔，气势逼人。
教书先生见得此景不由感叹。忽然叫学生们每人以“山”和“海”两字做一对七言对联。学生们大都只是将面前的景色赞美了一番。
到了林则徐做联句，林则徐当即吟出：“海到天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
诗句表达出林则徐惊人的志向。教书先生闻之大悦，相信林则徐将来必定前途无量。
认真是失败的克星
一成不变，变九成。
不少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别人认真。认真是人的品性，更是一种做事的态度。
认真是一把刀，把西瓜切开；
认真是一根绳子，把柴捆得结实；
认真是一滴胶水，将两张纸结实地粘在一起。
认真更是一种暗器，无形之中刺中敌人的心脏。
认真不断地变换，越变换越认真。在环境中改造自己，完美自己，唯一不变的是认真的天性。
所以怕天不如怕人，怕人不如怕认真。认真的人做事有意义，有成就，较真的人不怕输，一定要争出个名堂。这是好的，人因认真而成功。
林则徐很注意培养自己的认真的习惯，坚实地走完山上的每一步。而那些没爬上山的人，就是因为没有认真地走完每一步，所以像断了链条的车子，停滞不前，这时认真就是一根车上的链条。
认真使事情具有连续性、可操作性，只有认真才能发现问题，于变中实现不变。以一成不变实现了变九成的构想。
细节是一种事业
成也细节，败也细节。
林则徐在家书中告诫家人说：
要把细节当成一种事业，这就是务实，要利用自己走的每一步，做事循序渐进，才能更稳妥地做好自己想要做的事。
在人生当中，干的每一件事，就像是垒一堵墙，每一块砖都有自己的位置，他们同等重要，不能缺失任何一块，否则一堵结实坚固的墙，就会很快地残败。
每一块砖就是一个细节。做大事要以做很多个小事为基础，所以做小事的成败关乎大事的成败。
林则徐爬山就是依据这种原则，或许他可以不以爬山为自己的目标，但他认真走好每一步。
这样一步步都走得很好，每一个细节都不忽视，那么很自然地就会爬到山顶，爬向自己人生的顶峰，亦会因此而爬到别人的头上，做他们的领头人。
做人有很多种，做领头人并不是想做就可做的。做领头人要先做好自己，只有自己做好了，才会让别人欣赏。所以要做领头人。
从这件爬山的小事上已然预示着一个人的将来命运如何。因为现在走的每一步，砌的每一块砖，每一个细节都是为将来作准备的，是将来做事的基础，是将来做大事的能源，是不可小觑的，这就是细节，一个个决定人成败的细节。
读历史学谋略
强手才能救弱势
大杨树空心了还能活，只要有根。
一八三三年，年中国各地水灾严重，林则徐为灾情所牵，辗转难眠，决定继续上奏灾情。道光帝大为恼火，密令两江总督陶澍追查林则徐请求缓征税一事，但没想到林则徐得到陶澍支持，道光帝只好准奏。
此事据金安清的《林文忠公传》说：“疏稿自相传钞，远迩为之纸贵，小民闻之，皆嗟叹聚泣，庆更生。”林则徐为民请命，得到了中小地主及底层百姓的欢迎。上奏后，林则徐立即行动，凡百亩中有二三十亩受灾，则百亩全部缓征；查核户口，办理赈务；设立粥厂，实行“担粥法”赈济灾民，使老幼孤寡残疾者均能得到接济。此事在当时大快民心。冯桂芬追忆道：“大江南北数十州之远，亿万户之众，虽乡曲妇人孺子绝不知吏名氏者，独于公名氏甚熟，莫不知其为好官。”
用清廉廉价买大名
越清廉，分量越重。
林则徐做官清廉，是罕见的自律者，所以他的精神，激励着后世为官者。
水在清与浊之间，官也在清与浊之间，为官要么清廉，要么污浊，清者如清清的河水，浊者如一池水色乌黑的泥潭。而清与浊之间有何不同？泥潭里的水是死水，是不流动的，有私利的一面。
不肯把自己的份资源与别人分享，那么只会烂在窝里，做人和做官皆是此理。
河里的水是流动的，具有包容性，也能清洁自己，所以它常常有新的力量。新的就是不死的。
所以为官要清，不为一己之私，包容万民。以民为本者，永垂青史。只知满足私欲者，必然死在自己的手里。
曾国藩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闻林文忠公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督抚二十年，家私如此，真不可及，吾辈当以为法。
连曾国藩都如此佩服林则徐，林则徐的为人可想而知。林则徐有“清廉”美名，没钱照样富可敌国，因为他心里有子民。
东晋桓温说：“人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但显然臭名不及美名，恶名、贪污之名又怎及清廉、博爱之名？
林则徐用清廉廉价买得大名，后世如有真想出名者，当学林公。
一生唱红脸的重臣
——张之洞以理起家更以理治国
天才必须变成人才
人能胜天。人才胜天才。
张之洞天资聪颖，悟性极高，在猎取功名方面可谓一帆风顺。他十二岁时（1849年）考中秀才，十五岁时应顺天乡试，考中第一名举人（解元），一时名噪京城。
甚至连深居宫闱的慈禧也风闻其名，以致对于十年后仍不见其人值翰林院而大惑不解，因而询问其族兄、礼部侍郎张之万。
慈禧闻知张之洞先是为父守孝三年、错过了考期，后因族兄为同考官，循例因避不得应试的缘故，慈禧才恍然大悟，惋惜之余，又有提拔之意。
1863年，张之洞入京参加会试，因廷试对策“不袭故套，指陈时政，直言无隐”，触怒了大部分主考官，幸得大学士宝鉴看中，才被列为二甲第一。
试卷进呈两宫，慈禧认为他的文字颇佳，特拔置为一甲第三名（探花），赐进士及第。
是天才就要把自己转化成人才，天才具有先天性，是容易夭折的，而人才是后天培养所成，所以千万不要为是天才而庆幸。王安石有一篇《伤仲永》就是著名的天才夭折的论述。张之洞天性聪颖，但他并未吃天才的老本，而是加强学习，积累知识，从天才成功地转化为了人才。天才易于夭折，而人才却可以一帆风顺。
张之洞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在科考中连进不迭。亦因为以人才之能事而名声大噪。
朝廷重用人才，这亦是张之洞之所见，因此，张之洞以其才示人，并让重用人才的朝廷对其自己念念不忘。可见人才胜过天才。
好形象能引开对方注意力
巍巍其形，凶凶其心。
1867年，刚刚步入“而立之年”的张之洞奉旨充浙江乡试副考官，正式步入仕途。
从这时起到1876年回京供职止，张之洞经历了近十年的学官生涯，先后出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乡试副考官、四川学政。
在这十年间，张之洞革除科场积弊，整顿土林风气，改良传统教育，给自己树立了经世务实的良好形象。
形象是做人的前提，更是办事与操纵局面的雄厚资本。树立形象是操纵手段中必备的软件，有了一个可以利用的形象，就可以更有保障地操纵任何局面。
形象可以使人绝处逢生，打破困境。
形象更是干大事的基础。
三国中的诸葛亮，正是以隐士的姿态，在乱世之中树立起了良好的形象。并因此使刘备三顾茅庐。
形象就像鱼网一样撒出去，紧紧地抓住人们的心。形象是自己镜子，更会依此留下良好的口碑。
张之洞为官多年，以形象换政绩，以形象做将来事业的积累，成为成就人生的雄厚资本。有了形象这个资本，张之洞借机在朝廷中极力表现自己，以此引起西太后的注意。
西太后考察过张之洞后，认为可以利用。于是，还甚年轻的张之洞一跃成为封疆大吏。
做人不做困兽
有关系便有出路。
张之洞之所以在考场上得意，在仕途上平步青云，固然有慈禧对他的文采格外青睐的因素，但更得益于他得天独厚的人际关系，而这一人际关系的基础最初是由他的族兄张之万奠定的。
张之万，字子青，道光朝状元，1861年与醇亲王奕等支持祺祥政变，成为颇受慈禧信赖的为数不多的汉臣之一。
他与同治帝的老师、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李鸿藻是直隶同乡，志趣相投，结为至交，在朝廷内外互为支援。
李鸿藻对张之洞的提拔自然是尽心竭力，张之洞因此一直官运亨通。
官场是战场，在这样如战场状态的生存环境中必须有寻求生存的保障。
受保障的方法众多，而在众多有保障的手段中，建立人际关系的无疑是最牢靠且受益最多的保障。
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就有了更多的外部环境的信息，有了这种关系，自己就打破了困境，自己就不再是一头抑郁的困兽，而是如虎添翼，可以施展开自己的拳脚，成就事业。
搞好人际关系，如同搞到了最有效的通行证。
做人在囚笼中，不如在囚笼外。
做人不要为自己做一个囚笼，要办一张有效的通行证。
清流的诞生
在群体中保护自己。
1876年张之洞卸任回到京师，这时朝廷内出现了一个清流派。
所谓“清流”是与“浊流”相对而言，后者指的是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前者在中法战争以前以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首，在中法战争以后以军机大臣沈桂芬、翁同和为首。
两者在维护清王朝统治方面是一致的，其政治主张因人而异，并没有截然的区别，洋务派官员中有“清流”，“清流”派官员中亦有热心洋务者，两者的根本区别仅在“清流”以维持名教为己任，讲求人品和名节，而“浊流”“论功利而不论气节”，“论才能而不论人品”。
“清流”派的出现实系慈禧玩弄政治的产物。同治年间，慈禧有意重用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以抑制恭亲王。
恭亲王于1865年被免去议政王的头衔后，虽仍掌握军机处，但从此以后变得小心谨慎起来，不再成为慈禧的心腹之患。
这时，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集团实力的日益扩张不能不令慈禧忧心忡忡。慈禧一方面想借重洋务派来加强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同时又担心洋务派的实力过度膨胀会造成尾大不掉之势。
恰逢此时翰林院的一批自命怀才不遇的官员对李鸿章等权臣深为不满。
光绪初年，仕途拥挤，官场秽浊，“军机大臣偏重门生”，翰林若朝中无恩师提携便很难升迁或外放学政。
于是，翰林中便有一批“怀才不遇者，积不能平”。慈禧遂利用他们对朝政的不满，纵容其品评人物，指斥朝政，以钳制洋务集团，从而导致了“清流”的活跃。
李鸿藻时为“清流党魁”，张之洞感激李氏的知遇之恩，回任翰林院后便很快成为清流派的中坚人物。
只有在权力者的手中才能拿到权力
没有权力就没有发言权。
要想买西瓜必须到瓜市去买，要想买衣服必须去服装店，要想得到权力，那么同样必须从权力者的手中得到。张之洞深知此理。
西太后是个喜欢权力的人。所以当洋务派势力冲天的时候，她深感害怕，怕自己的权力被洋务派夺走。
于是，西太后扶持一些在官场中不得意的重臣，让他们对抗洋务派，并在对抗的过程中削弱洋务派的权力。
这正是最高权力者的权谋之术。
张之洞看清了此中的形势与关系，知道西太后维护清流派的用意。
张之洞因而借势站到清流派一边，并努力成为清流派的主将，希望借此得到西太后的重用。
因为，只有从权力者的手中才能拿到权力。西太后扶持清流派反对洋务派，张之洞借此为西太后所用，并因此得到了西太后的好感。
如此，张之洞顺利地在求得最高权力者信任的时候，拿到了权力。
张之洞谏诤
勇于进言，上头虽怒而畏之。
1880年张之洞与陈宝琛上书力诤“庚辰午门案”，这年中秋前夕，慈禧派太监李三顺送食物给她的胞妹、醇亲王福晋（即光绪的生母），事先却没有通知门卫放行。
李三顺行至午门时，护军玉林等按例拦住盘问。李三顺倚仗慈禧之命，强闯午门。玉林是满洲贵族，一气之下就揍了他一顿。
李三顺又恼又羞，突然丢弃食盒，跑回宫中，向慈禧诬告玉林等人藐抗懿旨。
慈禧大怒，面谕刑部，严加审讯玉林等人，护军统领岳林也要交刑部议处。
刑部虽知此事责任不在护军，迫于慈禧的**威，拟将玉林等人充苦差或监禁三年。
听罢奏报，慈禧认为处理过轻，下令重审，非办死罪不可。经过刑部反复力争，慈禧才批准将护军玉林、祥福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护军忠和监禁五年，护军统领岳林交刑部议处。
审判结果，朝廷上下虽无人能服，却畏惧慈禧威严，不敢提出异议。
就在这时，翰林院左庶子张之洞和右庶子陈宝琛，同时上疏谏诤。
张之洞的语气显得十分委婉。他在上疏中首先说明“阉宦恣横，为祸最烈”，本朝历代皇帝对宦官的行为都有严加约束的“祖制”，然后列举宦官违法导致的严重后果。力陈不可予以轻视，“万一此后太监等竟有私自出入，动托上命，甚至关系政务，亦复信口媒孽，充其流弊所至，岂不可为寒心哉！”
张之洞借此控制局势，为西太后解决了难题，这让西太后大为高兴。深知张之洞是可以重用和信任的人，日后有些难题便交给张之洞去办理。
又扮黑脸又扮红脸
做人在正邪之间，办事在对错之间。
张之洞上书谏诤，因此而博得朝野赞誉，又因在谏诤中善于把握时机和分寸而得到西太后的首肯，体现了张之洞行为处事有理有节的风格，这亦正是他成功的风格。
张之洞的忠诚并非丧失人格，而恰恰在表现了独立人格的情况下，表达了自己对王朝的忠诚。忠诚不是赞成，忠诚亦不是反对，忠诚是一种以下治上的操纵学。
西太后维护了太监，而破坏了官场中为官者们的尊严。如此纵容太监，那么，将对官僚们不利。
忠诚要最先忠诚自己，才可能对他人表现出忠诚。
张之洞在与西太后对峙的时候，并非拿出敌对的姿态，而是与西太后站在一起，道出了该事件对西太后不利的一面。
西太后并没有因此怪罪张之洞，反而更加欣赏他。张之洞敢于向权力者挑战，既未为难西太后，而又表现出不畏权力的人格，可谓一箭双雕。
张之洞见西太后黑着脸办事所以张之洞以红脸示人，为西太后帮忙，解决了宫中的问题。正所谓黑脸红脸同唱一台戏。
张之洞对付康有为
以人斗不如以书斗。
康有为撰写了《孔子改制考》一书，提倡改革。这引起了朝廷以西太后为首的洋务派的不满。西太后为此憎恨维新派。
维新派的言论日趋激进，新旧冲突愈益尖锐，变法有未及正式推行就陷人流产的危险。张之洞对此忧心忡忡。
为纠正维新派激进之偏和守旧派保守之弊，使变法能尽快实行且能在清廷的领导下沿着稳健的道路顺利进行，同时也为表白自己与维新派并非同路人，1898年5月，张之洞发表了他亲自撰写的《劝学篇》一书。
《劝学篇》一发表，立即得到了清廷的重视。
慈禧看后，说张之洞撰写此书殷勤教人尊帝室、感念皇恩，真乃大清王朝的“公忠”之臣，有意让他人植中枢，“以备顾问”。
光绪帝披览后，认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谕令各省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言。
守旧派因它打着“尊崇中学，以立根本”的旗号而无从辩驳，只得遵命而行。于是《劝学篇》借助清廷的力量而风行海内。
用舆论操纵可以放大实力
舆论是一种权力。
张之洞深知舆论的重要性。在维新派盛行的时候，张之洞静观其变，因为他是洋务派的中坚。看到维新派在社会中掌握舆论的时候，他深感洋务派的实力受到打击。舆论是一种看不见的权力。
张之洞同时亦预见到西太后对此有些不满。所以他为夺回这种看不见的权力，便站在洋务派的立场中大肆制造舆论，写成《劝学篇》，以求保护洋务派的利益。
张之洞因此而得意，因为他为自己留下著作，表现了自己的才华，并因此而掌握了舆论，达到了他想要的效果。
张之洞利用文章与维新派对抗，在对抗中张之洞表现出了个人的魅力。
力挽狂澜又力推狂澜
——康有为乱中求变不畏巨险
捷径是跳出来的
越没路，越能发现捷径。
康有为看到了清政府发至各地官署的报章，他渐知国家大事，初识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事业。
少年康有为透过连州官舍的窗口，似乎看到了风云变幻的世界大势，“而慷慨有远志矣”。
祖父望孙成龙心切，朝夕教以古圣人贤哲的事迹，使他产生了朦胧的政治抱负。
一八八八年春，康有为又一次赴京参加顺天乡试落第。
康有为落第之后，便决心不走科举这条阳关大道，而是要独辟蹊径，要走独木桥，因为独木桥往往是路途的捷径。
要想成功就要走捷径。
做事不能浪费在路途上，捷径可以提高效率，在别人走在科举这条阳关大道上的时候，走捷径者必然先至终点。
光至便有先机。机会在捷径中生成，抱负亦必然在捷径中达成。
没有最快的脚，而只有最近的路径。
考试一结束，康有为便联系京官，物色志同道合的人物。
康有为欲意联络大官僚，他知道这是必要的。然而康有为几乎是处处碰壁。
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潘祖荫看在世交的分上，勉强见了他一面，但以长辈的身份教训他一番，叫他不可造次，并送给川资，劝告其尽快还乡。
光绪帝的老师，军机大臣翁同和拒绝接见一介布衣。
康有为写给都察院御史世长的信如石沉大海。
三次求见体仁阁大学士徐桐，均遭拒绝，徐桐还遣人退还他的信件并斥责他是大胆狂生。
康有为在联络京官的时候，遇到了挫折和阻碍。但康有为并为因此而退却，亦没有因为这些阻碍而气馁，因为他在这次失败中明白了一个道理。
他认为：所以在施展抱负的过程中受到阻碍，惟一的理由就是，选择的捷径失之偏颇。
最好的捷径就是一步到位。在康有为明白这个道理后，他迈出了成功的一步。
人每天都要走许多路，但所有的脚步都是为关键一步准备的。所以在人生之中不要光是埋头走路，迈出关键一步，这才是走人生之路的意义。
康有为公车上书
胆子有多大，成就有多大。
1895月17日，《马关条约》的草案传至北京。
当得知清政府代表答应了日方提出的割让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赔款2万万两白银等空前苛刻的条件时，举国哗然。
康有为五内俱焚，悲愤至极，急令梁启超、麦孟华、江孔殷、赖际熙等弟子分头鼓动各省入京会试的举人，上书吁请清廷拒签和约。
次日，广东81名举人由梁启超领衔率先联名上书都察院，湖南举人带头响应。在梁启超等人的带动下，北京城内掀起了反对清廷正式批准《马关条约》的浪潮。
5月1日，各省公车入京十分踊跃，谏草堂摩肩接踵，水泄不通，签名总人数达600多人。
大规模的“公车上书”虽然夭折，康有为上书中的内容却通过各省举人争相传抄而传播至全国各地。
从此，爱国、变法的种子遍播神州，普通士人“亦渐知天下大局大事，各省蒙昧启辟，实起点于斯。”“公车上书”打破了清朝二百余年来“士人不得干政”的禁令。
失败是因为还不够强
一个人遭遇失败，那只能说明自己还不够强。
康有为公车上书失败，只能说明康有为此时还不够强大，尽管这次公车上书人数众多，但人数众多，而强力不够。康有为在这次失败中总结到，假使你做事失败了，那么只能说明，你还不够强。
不怕失败，要在挫折中立得更直，如此离成功就不远了。
康有为兴强学会
在被禁止之前就把事做到位。
康有为自“公车上书”失败后，就深感“中国风气，向来散漫，士夫戒于明世社会之禁，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极难，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
他认为开学会是团结变法力量的重要途径，并且首先应在京师组织学会，这样可造成登高呼远、四方响应之势。
在《大清律》明确规定禁止人民集会结社的情况下，组织学会历尽坎坷。
许多官僚士大夫为保住禄位和身家性命，不肯冒险参加。
康有为不惮辛苦，四处奔波，“日以开会之义，号之于同志”。
经过多方努力，终于争取到光绪帝的两位老师翁同和与孙家鼐的暗中支持，及陈炽、沈曾植、文廷式等帝党官僚的积极合作。
1895年9月，维新派人和同情变法的部分在京官员在北京召开筹办大会，选举早期维新思想家、户部郎中兼军机处章京陈炽为提调，梁启超为书记员，推举康有为起草学会纲领和章程。
11月。近代维新运动的第一个学会——强学会正式成立。
强学会成立后，每10天按期集会1次，讨论时势，宣传变法，研究强国之道。同时，将《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作为机关报，继续介绍西学和宣传变法。
随着维新思想的广播，《中外纪闻》的发行量由每期1000份增至3000份，发行范围也由京师扩大到地方。
康有为等人的维新活动引起了顽固派的强烈不满。1896年1月，李鸿章指使监察御史杨崇伊上书弹劾，攻击北京强学会“植党营私”，“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请旨查禁。
随即慈禧太后强迫光绪帝下令封闭北京强学会，禁止《中外纪闻》发行。北京强学会被封之后，上海强学会也随之解散，《强学报》也只出了3期便停刊。
康有为一人单挑光绪
要出拳，先收拳。
团结就是力量，一个人难以敌众，这是浅显的道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有的时候一个人比一群人更强。
因为一群人往往在办事的过程中意见相左。竞见相佐，人数再多也会成为一盘散沙。
散沙不如一块石头强大。
这就是一群人强不如一个人更强的道理。
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希望可以发展势力，使自己变得强大，然而事与愿违，康有为并没有因为组织强学会而强大，因为有比强学会更强大的清政府。
强学会与清政府对峙只有失败。假使只有一个人，就不会惹得朝廷顽固派的反感，在不受强大的对手注意的情况下，自己才是最强大的。
康有为在这次教训中看到一个人的力量，于是他仍旧不放弃上书给光绪，并最终得到光绪的赏识。
光绪对此人有强烈的好感，因为康有为体会到光绪此时意欲独掌大权的苦心。
康有为舌战群儒
对方人越多，就越胆怯。
康有为被请到总理衙门问话。主持问话的有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翁同和、荣禄、廖寿恒、张荫桓等五人。这次问话实际上是变法与反变法的辩论，五大员中顽固派占了优势。
接见一开始，荣禄先发制人曰：“祖宗之法不能变。”
康有为即刻对曰：“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即如此为外交之署（指总理衙门），亦非祖宗之地所有也。因时制宜，诚非得己。”
康有为的话有理有据，驳得荣禄张口结舌，不等接见结束悻悻而去。
接着廖寿恒问：“宜何变法？”
康有为回答：“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李鸿章一听要改法律和官制，心里很恼火，立即质问：“然则六部尽撤，则立即尽弃乎？”
康有为斩钉截铁地答道：“今为列国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势，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亦可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李鸿章拿不出有力论据反驳，只好默不作声。
翁同和是主张变法的帝党官僚，他关心的是在清政府财政窘迫的情况下，如何解决筹措变法所需要的款项。所以，他发问：“筹款之法如何？”
康有为回答说：“只要改革赋税制度，必能广开财源。”
接着，康有为全面阐述了酝酿已久的变法方案。
康有为没有被五位大臣的气势所压倒。
康有为明白，对手强，那么我就要更强。
因此，康有为把握真理而从容不迫，面对种种问题，一一回答，并给予最好的答案。用自己最好的答案，来压倒对手的气势。
只有自己说话才能掌握主动权，才能让对手闭嘴。
当对手无言，而自己却夸夸其谈的时候，那么胜负已见分晓。
康有为面对五位朝中大臣，半点不惧，因为他根本不把他们当官员看待。
他心里明白他们是秋后的蚂蚱，长不了。于是，康有为面对这些人，慷慨陈词，并在这次答辩中取胜。
光绪召见康有为
越紧急越从容，就越有把握。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亡国大祸迫在眉睫。康有为闻讯后急速赶到北京，连夜起草一份《上清帝第五书》。
这一次上书，使得光绪想亲自召见他，然而依旧有旧党阻挠。于是皇帝将召见转变为总理门五大臣问话。康有为舌战群儒。
由于维新一派势头大起，慈禧被迫同意搞变法新政。就在此时，光绪终于见到了早就想见的康有为。
光绪在颐和园召见了康有为。
形消而忧郁的光绪这时强颜欢笑，问询康有为的年岁出身。康有为应答后，光绪说：“你所上的折子，朕已看见了，所言极是。”
康有为受到鼓励，情绪顿时激昂起来，以宏亮的一个广东官话说道：“皇上，今四夷交迫，分割疆土，覆亡无日。”
光绪斥责说：“皆守旧者所致。”
康有为听了，即说道：“皇上之圣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则药即在此。既知守旧之致祸败，则非尽变旧法与之维新不能自强。”
光绪压低声音道：“今日诚非变法不可。”
君臣相见之后促成了一次百日维新。康有为亦因此留名青史，叫人叹服。
环境变我心不变
唯一不变的是应变的机警。
环境总是在变化的，人们往往亦因环境变化而改变。
清末乱世的环境不断变化，然而康有为并没有因为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自己。早些时候，康有为就写下了《上清帝第一书》，可是上书失败。
其间，时事环境发生很大变化，然而康有为没有因为变化而中断上书，康有为最后写了《上清帝第五书》。
功夫不负有心人，康有为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得到了光绪的召见，并因此展开了历史上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
康有为在变化的环境中经受了考验，然而，他的主子光绪却没有经受住严峻的考验而败在慈禧手里。这是康有为所痛心并惟一失策的地方。他在变化的环境中让自己不变，却没有使光绪明白在变化中不变的道理。因此，光绪失败，而康有为仍然在余生中不改变自己的做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