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老板，带着整个公司前进，还需要有长远的战略思维。

具有商人思维的柴荣，他的心中有一个大大的梦想。

这个梦想承袭自姑父郭威，最终脱胎于他自己的坚定信仰。柴荣的梦想，不仅限于结束这个黑暗的时代，他还要开启一个新的纪元，这个新纪元的标志就是华夏一统，汉文化复兴。如果柴荣的心中有一个前辈需要追赶的话，那就是曾经结束三百年战乱的隋文帝杨坚。

梦想天然高于现实，所以梦想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永远只是梦想。但总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把梦想落地成计划，把大计划分解成小计划，先从完成一个小计划、实现一个小目标开始做起，无论再遥远的梦想，只要坚持计划，总会无限趋近于现实。

即位之初的柴荣，在朝堂之上许下了这样的诺言：“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足矣！”（《旧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九·世宗纪六》）时年33岁的柴荣，雄姿英发。从这一天开始，他殚精竭虑，只争朝夕地兑现自己的承诺。而事实上，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工作量几倍于常人地勤政不辍，他想早日看到他大大的梦想实现的那一天。

梦想有了，为了实现梦想则必须设计战略，有了战略才会有计划。

帮助柴荣设计战略的人，叫王朴。

王朴为柴荣详细规划了开封这座城市，从此开封不仅是五代乱世皇帝们的军政驻地，且真正具备了未来强盛中华帝国首都的雏形。王朴亲自撰写了《平边策》，这篇文章类似诸葛亮之于刘备的《隆中对》。在文章中，王朴为柴荣明确了统一中国的指导方针，那就是“先易后难，先南后北”。这个《平边策》，对于当时整个后周军界的影响非同小可，不仅柴荣生前严格按照这个大方向来制订统一全国的战略战术，若干年后，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的用兵，也极大地受到了这本书的影响。

王朴和柴荣的关系，也有点类似于当年的诸葛亮和刘备。每次柴荣外出征战，王朴就作为东京留守，帮助柴荣打理战争期间的内政外交。王朴自从被皇帝赏识而破格提拔以来，为皇帝殚精竭虑。然而几年之后，勤奋的王朴最终因为工作过于劳累，猝死于任上。王朴死后，痛失贤良的柴荣将手中的斧钺丢在地上，大哭不止。

以王朴为代表的智囊团和施政团队，是柴荣最大的执政依托。短短几年之间，后周世宗柴荣，做了许许多多之前半个世纪就应该有人做，但却始终没有做成的事情。

在军事方面，柴荣的成就极高。短短几年之间，反击北汉、西伐蜀国、三征南唐、北伐契丹，年轻的柴荣五次御驾亲征。后周身居四战之地的中原，却能以极快的速度蚕食和吞并周围的国土。

内政方面，柴荣兴修水利、开拓漕运、减免税负、澄清吏治、整饬佛教，一时之间，国家的面貌为之一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柴荣重视藏书，奖励献书。这个举措，跟当年的隋文帝杨坚极其类似。

不过，政策似乎依然有瑕疵。整饬佛教，在很多人的口中被称为“灭佛”。后世在“灭佛”问题上争议很大，有争议也就值得讨论一下。

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人组织过“灭佛”，前文的北周武帝宇文邕就是其中一个。灭佛的皇帝有：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后周世宗柴荣。这些皇帝，被合称为“三武一宗”。柴荣就是这“一宗”。

首先讲，灭佛的皇帝，其实都还是不错的皇帝。这几个人几乎个个雄才大略，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讲，他们组织“灭佛”，一定是有原因的。

我们再来看原始佛教。

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发展，人类单靠肉体和物理手段已经无法解决来自生命中的诸多困惑。于是求助于精神和灵魂层面的解答，宗教便应运而生。宗教的本质是控制人心。正因如此，世俗政治往往会和宗教相结合，宗教利用世俗政治的影响来发扬光大，世俗政治则会利用宗教来稳定政权，这是各取所需的一件事情。有了这些先决条件，两者结合自然而然会产生政教合一的政权形式。

即便是到了今天，美元上面依然写着一句话“In god we trust”。意思是，我们信仰上帝。作为世界货币，美元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之后就已经成为全世界的通用结算单位。即便如此，美国依然在推销他们的上帝。

所以，无论什么时候，精神和价值观的东西，才是人类内心最本真的东西。

佛教初来中国的时候，鸠摩罗什、佛图澄为把佛教推成国教出力甚多，同时期的始祖达摩，不也跑到梁武帝萧衍那里，是分分钟准备给萧衍当国师的节奏吗？只是最后话不投机，没谈成而已。

滥杀成性和信仰空虚的南北朝时期，道德体系崩塌，儒家思想和道德观念、礼教形式已经被破坏殆尽，大家可以弑君，可以屠城，可以吃人肉。老百姓无法再去相信儒家传递的微言大义。于是佛家和道家强盛了。佛家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既然已经堕入了六道轮回，那就不要看今生，看来世吧；道家说，赶紧离开尘世，想办法修心，提高自身修为，以后说不定可以得道成仙。又或者，把《道德经》的小册子一摆，大家开始根据教义进行辩论，于是魏晋玄学诞生了。

佛教虽做不了国教，但还是为自己争取到了非常多的权益。这种权益，类似于当时欧洲中世纪的罗马教廷以及散布在各处的教会组织。这些权益包括：宗教机构可以拥有土地，可以免税，可以拥有奴仆，甚至是女人。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为了躲避赋税和徭役，开始想办法进入寺庙。于是帝国的版图上，寺庙越来越多，还有以国家名义成立的皇家寺院。皇家寺院往往更加夸张。比如北魏，前朝的皇帝遗孀被打发到寺庙内修行，结果这些前朝老妃嫔们又开始蓄养男宠，搞得寺庙乌烟瘴气。

于是皇帝就不干了，主要原因倒不是因为乌烟瘴气，而是国家越来越虚弱了。国家能收的税越来越少，士兵和农民也越来越少，而且不管城市还是乡村，大量位置好的公共土地都给了寺庙。

这么搞下去，国家怎么办？

英明的皇帝就开始找出路，于是就开始“灭佛”。

所以，“三武一宗”的出现不是偶然，由雄才大略的皇帝来“灭佛”，则更加不是偶然。说到底，在古代中国世俗化的国家机器面前，宗教不能因为自身发展侵害世俗政权的切身利益，只能做世俗政权的工具，这是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