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荣的成长环境，跟其他大部分的帝王都不太一样。

同郭威自小父母双亡不同，柴荣的老爹柴守礼一直在世，并且一直活到了北宋初年。柴荣早年被送到郭威家里收养，并非因为郭威没有儿子，而是郭威的正妻柴氏一直生不出儿子。所以柴氏的哥哥柴守礼才把柴荣送到郭威家里，为柴氏过继。柴荣在郭威家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他获得了更好的成长环境，尤其是教育环境。与此同时，郭威和柴皇后的言传身教，也给柴荣的成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长大之后的柴荣，受到了黄老之学的影响，同时在郭威的指导之下又具备了良好的军事功底。

不过，柴荣最开始，却并没有选择从文或者从武。

柴荣最早的营生，是贩卖茶叶。所以，早期的柴荣是一个商人。

作为商人的柴荣，具备精打细算和工于计较的天性，并且跟如今生意场上的老板们没有什么区别，柴荣是一个严格以结果为导向一步步实现商业计划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柴荣争分夺秒，孜孜以求，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所以，史书对柴荣的记载接近完美，但是却指出了柴荣性格上的一点小瑕疵—“禀性伤于太察，用刑失于太峻”（《旧五代史·后周·世宗纪六》）。这里的“察”，跟“人至察则无徒”的“察”是一个意思，就是人太精明了没朋友。至于“用刑失于太峻”，则是柴荣做事操切心态的一种体现。

这是典型的商人特质。并且这种商人似的思维方式，对柴荣后来的皇帝生涯影响至深。

比如，对北汉的自卫反击战。

北汉是刘知远后人在河东建立的割据政权，都城在太原，当时的皇帝叫作刘崇，刘崇就是刘知远的弟弟。前面说过，无论刘知远还是刘崇都是沙陀族，都是伪托汉帝刘姓。有样学样，照猫画虎容易，但是骨子里的东西很难改。沙陀族的基因中，天然缺乏汉地儒家一些基本的道德是非观念，更不用提纲常伦理之类更深层次的东西。所以，石敬瑭成了契丹人的儿皇帝，还卖了幽云十六州这事，你不能对他太过求全责备。包括刘知远，当时刘知远投靠契丹，被耶律德光一口一个儿子地喊，刘知远也默认了这件事情的存在。跟刘知远一样，刘崇投靠的也是契丹人，从刘崇开始，北汉也就彻底成了契丹辽国的一个附庸国。

北汉占的这个位置太过关键，前文我们分析过，太原这块地方相当于围棋里面的“劫材”，或者说相当于象棋里面的“相眼”，北汉卡着后周的相眼，后周的这盘大棋还怎么下?

不仅卡着你的相眼，这个刘崇居然还有志逐鹿中原。他手里的本钱不够，就从他的干爸契丹人那里借。于是，北汉居然趁着郭威去世、柴荣新皇登基的当口，主动挑起了同后周的战争。这场仗因为属于后周的反击，所以我们下文称其为“对北汉的自卫反击战”。

柴荣当然不答应。

柴荣是一个商人，是一个有家国天下之心的商人。

商人思维中有一条非常重要，那就是冒险精神。

当时对北汉的自卫反击战没有打响之前，北汉围攻河东高平（山西高平），进而准备控制整个上党地区（长治盆地）。高平告急，柴荣认为这事的战略价值极高，综合判断之下，才决定御驾亲征。为了一个高平，为了一个远在河东的北汉，刚刚登基没几天的皇帝就要赶赴前线，看起来是一件非常不合常理的事情。当时群臣纷纷表示，为了区区一个刘崇不值得皇帝亲自上战场，而且谅刘崇也不敢来。再说后周刚刚才办完丧事，处理内部事务更加重要。（“刘崇自平阳遁走以来，势蹙气沮，必不敢自来。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摇，不宜轻动，宜命将御之。”《资治通鉴·后周纪二》）

宰相冯道更是不答应，极力阻止柴荣亲自挂帅。

冯道经历了五代中的四个朝代，共十个皇帝，长期担任朝廷的宰相一职。皇帝都换了一茬又一茬，冯道这张老脸还是没有改变，于是后人尊称冯道为“政坛不倒翁”。冯道这样的人，生逢五代大乱世，自有自己的官场求生术。所以，我们不能对其个人品德太过苛责。更加关键的是，这个人能够长期混迹朝廷之中，一定是在执政能力方面有其独到之处，否则也很难混得下去。

看到冯道据理力争，柴荣说：“我这是效法当年的唐太宗李世民。”

冯道：“我可不知道你是不是李世民。”

柴荣：“我的军队就像大山，对刘崇就是大山压鸡蛋。”

冯道：“我可不知道你是不是大山。”

柴荣不爽。

（冯道固争之，帝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尝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审陛下能为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之强，破刘崇如山压卵耳！”道曰：“未审陛下能为山否？”帝不悦。《资治通鉴》）

摆老资格欺负新主子，柴荣后来索性把冯道撤职了。

商人思维，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考虑成本，量入为出。

柴荣亲征，带着自己的所有豪华班底。最终柴荣在高平（山西高平）之战中大败北汉与契丹组成的联军，取得征讨北汉的决定性胜利。此后的柴荣，率领部队步步推进，直抵太原城下。

似乎，太原城指日可下，北汉崩溃在即。然而，到达太原城的柴荣，率部围攻太原二十多天，却发现后周的粮草补给已经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柴荣在开战之前就已经想到了，但是他此次属于临时的防守反击，主要战略目的是解高平之围，于是，就把后勤补给基地放在了长治盆地（见之前的地缘分析）的泽州（山西晋城）。前面打了一场高平之战，军需补给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到太原盆地，泽州的军粮已经供应不上来了。更何况，太原这座城市十分坚固，一时半会，柴荣估计也拿不下来；而且，越来越多的契丹军队正在增援的路上，最后战争发展到哪一步还真不好说。

于是经过反复权衡，柴荣决定退兵。

退兵，是一项技术活，退得不好，容易成为溃退，甚至溃败。正如当时柴荣手下大将药元福所说的：“进军易，退军难。”（《资治通鉴·后周纪三》）柴荣首先布置了外线防备的人马，大将符彦卿率部阻击契丹部的援兵，并且取得大胜；当然，还要防备被困在太原城中可能的北汉军队追击，于是就派药元福断后，药元福也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任务；此外，临走之前，柴荣下令烧毁了太原城下后周的数十万军粮。（“刍粮数十万在城下，悉焚弃之。”《资治通鉴·第二百九十二卷》）

步步撤退，步步设防，最终成功退兵。战后，柴荣战略性地放弃了已经悉数到手的城池，全军撤出了北汉地界。

考虑成本、量入为出的战争观，这并不是第一次。后来三征南唐中的第一次，柴荣也曾经因为南方的雨季来临，放弃大好的局面，暂时放弃围攻淮西的中心城市寿州（安徽淮南），决议班师回朝。一年之后，才又卷土重来。

我们不妨对比一下后世的赵光义，若干年后他也针对北汉发动过一场战争。战争初期，赵光义曾经顺利拿下了太原，灭掉了北汉。然而，胜利的喜悦让人陶醉，带着醉意的赵光义并没有仔细掂量自己投入的成本，紧接着贸然发动了对幽州的战争。结果，连续作战的宋军人困马乏，陷入了幽州城下的绞肉机中无法取胜，最终兵败高粱河。而高粱河之败，也是有宋一代，幽云十六州始终无法收回的开端。

与此相比，柴荣的审时度势，量入为出，显然道高一尺。

柴荣带兵杀入北汉境内，外科手术式的进攻之后，又旋即撤退。就对北汉的自卫反击战而言，已经达到了战略目的。后周一战扬威，狠狠地惩治了北汉这个北方小霸，而且还打脸契丹人，让契丹这个北方最大的敌人也不敢造次。此后的很多年，甚至到了北宋年间，北汉以及其后的宗主国辽国，都不敢主动打中原王朝的主意。可算是后周的“立国之战”。

柴荣是商人，也是老板。

老板的特质决定，在必要的时候必须独断专行，甚至六亲不认。否则，作为老板你无法带领团队。

柴荣除了是那个对郭威、柴守礼孝顺的柴荣，那个为工作尽心竭力的邺城留守、澶州刺史，他还必须是一个好的一把手，他有责任有义务带领一个王朝向前进。从这个角度考量，柴荣的人生最高标准是为江山社稷负责，而其他的约束和限制，在这个最高标准面前必须让路。甚至如果有必要，柴荣可以不为仁慈以及道德负责，但是必须为万民、为江山社稷负责。

比如，在对北汉的战争结束以后，虽然在战略上取得绝对胜利，并在撤退时实行了坚壁清野政策，成功地消灭了北汉的有生力量；从大兵压境到全身而退，只用了不到三个月。然而，在三个月的战事中，一些高级将领也陆续犯了很多错误，甚至有人临阵脱逃。对于这部分人，柴荣没有一点手软。

战后复盘，很多人上了军事法庭。

以樊爱能、何徽为首的七十多员战将，被柴荣下令斩首。

熟读儒家、黄老学说的柴荣，在行军打仗中已经很顾及自己的道德底线了。比如，三征南唐战争的初期，柴荣发现扬州兵力空虚，派人去攻扬州。出发前柴荣特意嘱咐自己的手下人，路过扬州，要保护好南唐李氏的祖陵，做到秋毫无犯。但同样是对南唐的战争中，南唐国主李璟派人送来了一百五十名士兵。这些士兵本来是后蜀士兵，在柴荣征讨后蜀的时候投降后周。结果后周伐南唐，这些人又临阵倒戈，投降了南唐。

柴荣二话没说，一百五十个人，悉数斩首。

还是在伐南唐的战争中，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楚州屠城”事件。

古楚州，在今天的安徽凤阳一带。楚州是一座小城，然而攻打楚州，柴荣亲自上阵杀敌，却依然用了四十多天才拿下。拿下楚州城之后，发生了屠城事件，史载：“周兵怒甚，杀戮殆尽。”（《新五代史·南唐世家第二》）具体人数不得而知，按照《旧五代史》的记载，应该至少有一万多人（“六军大掠，城内军民死者万余人，庐舍焚之殆尽。”《旧五代史·后周·世宗纪六》）。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周兵“怒甚”，历史的记载语焉不详，给了我们很多的想象空间。

我们认为，这次屠城，应该是艰苦围城战的一个延续。后周军队包括柴荣本人，应该是在这次战役中吃了很大的苦头，乃至心理上受到了极大的创伤。所以，随后发生的屠城事件，应该是得到了柴荣的默许。

不过，这样的屠城，在五代比比皆是。别说屠城，吃人肉喝人血的，我们前文也提到好几个。哪怕是延伸到整个古代社会的框架内，默许屠城依然是经常发生的一件事情。远的不说，在郭威南下进攻汴梁时，城破之前，郭威对部队的承诺就是可以放肆劫掠几天。

放在时代背景下，五代的屠城是个大概率事件，但在柴荣麾下的后周军队中，确实是个小概率事件。按照当时的常规，为了防止部队哗变，柴荣的默许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还是那句话，柴荣是为了国家社稷负责的，这是一个大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