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威真正的出人头地，是从辅佐刘知远开始的。

刘知远，沙陀族，是一名典型的乱世军阀，后来的乱世皇帝。他童年时是大唐臣民，从军后服务于后梁王朝，随同李存勖建立后唐王朝，在后晋王朝大红大紫，最后自己建立后汉王朝。这样的人，适合乱世求生，因为他迷信武力，信奉丛林法则，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阴谋中酝酿阴谋。虽然辅佐后晋高祖石敬瑭平定天下，又匡扶后晋少帝石重贵登上帝位，但刘知远却对这两个上级领导非常看不上。石敬瑭做了契丹人的儿皇帝，对契丹领袖“称儿又称臣”，石重贵则坚守自己的气节，坚持“只称孙而不称臣”；刘知远则更进一步，他觉得这两任皇帝其实都缺心眼，而自己才是一个具备高度政治觉悟的人。他的逻辑是称臣不称儿，也不能丢失幽云十六州。换句话讲：脸可以不要，但实惠却不能轻易让人。

刘知远能有这样的想法，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对于他来说，理想和节操在这个乱世里并不能当饭吃，只有活在当下，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不断攫取自己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当然，在刘知远一步步地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的时候，郭威也追随刘知远，一步步达到职业军人生涯的巅峰。

公元947年，北方的契丹族领袖耶律德光俘虏了后晋皇帝石重贵，好好教训了一下这个只称孙而不称臣的“硬骨头皇帝”，并顺势灭亡了后晋王朝。趁整个中原空虚之际，刘知远在郭威等近臣的辅佐下，进入开封，刘知远自封为皇帝，史称“后汉高祖”。一年之后，刘知远病死。临死之前，刘知远将年轻的新皇帝刘承祐托付给郭威等朝廷重臣，刘承祐也就是“后汉隐帝”。

事实上，当时已经44岁的郭威，戎马半生，位高权重，已经官至后汉的枢密使一职。但他面对18岁的少年—幼主刘承祐的时候，并没有安于享乐或者拥兵自重的主观意愿。

要知道，当时像郭威这种拥兵而不自重的军头，几乎凤毛麟角。比如刘知远本人，当年虽然名义上是后晋老石家的河东（山西太原）节度使不假，但其实就是割据一方的地方军阀。后晋面临契丹人亡国灭种危险的关键时刻，刘知远先是隔岸观火，之后又乘虚而入，自顾自地面南背北称帝了；又比如，如今刘知远尸骨未寒，刘知远的老部下河中（山西永济）节度使李守贞、永兴（陕西西安）节度使赵思绾（wǎn）、凤翔节度使（陕西凤翔）王景崇等地方军头就纷纷起兵造反。

不辞劳苦的郭威，为幼主刘承祐南征北讨。他先是起兵讨伐李守贞，逼得李守贞弹尽粮绝，自焚而死；之后，郭威又乘势逼降了叛将赵思绾和王景崇。在**平内乱的基础上，郭威又出兵河北，大败契丹。应该来讲，郭威对得起刘知远对他的信任，也对得起刘知远临死前的托孤。在乱纷纷的五代时期，郭威这样有节操、有底线、有文化的实力派军人，可遇而不可求。

但可惜的是，刘承祐并不这么想。

刘承祐是那个时代的人们普遍崇尚武力的典型代表，对于他来讲，他根本不会理解郭威的内心世界，也不知道军人除了带兵打仗之外还应该具备“忠信孝悌，礼义廉耻”的普世价值观。在刘承祐的所有认知中，他所接触的乱世武将，大都是他父亲刘知远那样的人，或者是前面提到的李守贞、赵思绾那样的人。

比方说李守贞，一辈子活着就是为了活着，为了活着可以背叛后晋投降契丹，也可以为了活着背叛契丹投降后汉。这种人的人生没有信条，有奶便是娘；又比方说赵思绾，赵思绾这种人基本上没有太长远的打算，基本上就是快活一天是一天。为了快活，不仅每天酒色财气，高兴了还要吃人肉，喝人血。（“经年粮尽，遂杀人充食。”《旧五代史·卷一百零九》）据说赵思绾酷爱吃人肝配酒喝，自认为吃一千副人肝就可以“胆气无敌”。最后这货虽然打了个很大的折扣，但也一口气吃了六十六副人肝。（“贼臣赵思绾自倡乱至败，凡食人肝六十六。”《太平广记》）

说得直白一点，生逢乱世拼下限，而承平盛世才能拼上限。在五代那个黑暗时代里，生存都要靠拼下限，只不过郭威的思想超越了当时他的时代而存在，而刘承祐则远远到不了这个档次。更加可怕的是，刘承祐这种人，他会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套用郭威的价值观。

刘承祐决定要对前朝老臣进行清洗，在他大开杀戒之前，居然没有想好合适的借口，史书上只是简单交代了一句—刘承祐长大了，不想被那些前朝的老臣所制约。（“帝年益壮，厌为大臣所制。”《资治通鉴·后汉纪四》）

好一个“厌为大臣所制”，凭这个借口，刘承祐开始在京城汴梁举起屠刀。公元950年，杨邠、史弘肇、王章等顾命大臣先后被杀掉，而且几乎都是灭九族的杀法。要知道当年老皇帝刘知远临死之前，要求帮助刘承祐治理天下的顾命大臣总共就只有五个，除了以上提到的那几个，还有苏逢吉、郭威。苏逢吉是和皇帝穿一条裤子的，皇帝想杀人，苏逢吉就负责执行。那么五个顾命大臣五去其三，掰着指头数，也就只剩下郭威了。

一不做二不休，刘承祐又将矛头对准了带兵在外的郭威，准备除掉郭威，以绝后患。刘承祐这种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迷信武力的终极高度，就是幻想用武力来实现所有的政治企图，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武力永远都是政治的辅助手段，而不能作为唯一手段。比武力更加重要的事情，是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否则单纯依靠秀肌肉，今天打这个，明天打那个，打来打去，自己就成了众矢之的，孤家寡人。纵然你有三头六臂，最后的下场也是被群起而攻之。

这还不是刘承祐最致命的问题。

最致命的是，郭威是一个带兵在外的军事实力派。从技术角度来讲，刘承祐如果要实现干掉郭威的战略企图，至少要能够想到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军事政变，这是上策；第二套方案则是正面开战，这是下策。军事政变的精髓在于出其不意，动手之前要做好充分的保密工作。篝火狐鸣、鸡鸣狗盗，或者坑蒙拐骗偷，无论过程有多么龌龊，只要能够保证杀掉对方就可以。军事政变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够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成果。在第一套方案无法实施，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才考虑采取第二套方案—正面开战。然而第二套方案—需要有硬实力作保证，为战争的结果做综合评估。如果不能够保证一口吃掉对手，则很容易在之后的军事对抗中出现胶着局面，甚至反被对手一口吃掉。所以第二套方案的精髓在于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如果事先综合评估的结果，是无法靠硬实力进行正面对抗，那就绝对不能撕破脸，就算是装孙子也要先忍着，因为好汉不吃眼前亏。

刘承祐的无知在于，明知道自己没实力，却大张旗鼓地在京城开封大杀功臣，这等于是关闭了秘密军事政变的可能性，提前通知了带兵在外的郭威坚决不能回京城，否则就是死路一条。这样一来，军事政变这条路走不通。但正面开战这条路就更扯了，因为郭威本身就是被朝廷派往河北地区对抗契丹、拱卫京师的，可以说是当时后汉政权辖区内，最强大的一支军事力量。

所以刘承祐是三毛钱的阴谋家、一毛钱的军事家。送两个字给刘承祐—愚蠢。刘承祐更大的愚蠢之处在于，他忘记了郭威不仅仅是带兵在外的后汉枢密使，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邺城留守。

邺城这座城市，非同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