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手之间的较量有强弱之分。李鸿章虽知其难，却不得不受命去下一盘最难下的棋，这是出于大局的考虑。

《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内部在和战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在获悉俄、德、法三国干涉之后，翁同、李鸿藻等人认为日本勒索过于苛刻，反对批准和约；而受到慈禧支持的孙毓汶、徐用仪等人则害怕再起战争，主张批准和约。正好这时，日本定下了“对于三国纵使最后不能完全让步，但对于中国则一步不让”的方针。1895年5月5日，日本在声明虽表示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占有权，但清政府必须交给日本一笔“偿金”。同时，对清政府延期换约的要求，日本仍然坚决反对。这时，已经达到了干涉目标的俄、德、法三国，也反过来帮助日本，压迫清政府按时换约。没有办法，清政府只得于5月8日派伍廷芳为代表，同日本代表伊东美文治在山东烟台换约。

对于俄、德、法三国干涉日本交还辽东半岛之事，清政府极为头痛。身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在6月15日接到“迅速来京”的廷命时，没有立即动身，而是整整拖了一个月后才启程北上，他之所以胆敢如此，是有一定的时代背景的。

当时慈禧倚重以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为代表的顽固派，把持朝政，推行“联拳灭洋”的方针。奕、劳禄等“枝梧其间”，试图扭转朝局，“然亦无济于事”。对于此情此景，李鸿章深恶痛绝。他既看出“群小把持，慈意回护，必酿大变”；又深感势单力孤无法挽救而徒呼“奈何”。清廷催他“迅速来京”，但却“未言何事”，没有给予任何职权。他鉴于“政府悖谬”和自己无兵无权的现实，意识到自己倘若冒然前往，不仅难于改变朝局，而且有身首异处的危险。

为了争取慈禧，打击顽固派，李鸿章上下其手。对上，他连续五次电奏，冒死恳请“先定国是，再议办法。”所谓“定国是”，就是要求慈禧和顽固派改变“联拳灭洋”的方针，“先清内匪，再退外兵”。他一再强调“非清内匪，事无转机”，只有坚决镇压义和团，保住使馆和洋人，才能“徐图挽回，否则大局不堪设想。”在下，他扣押清廷对外宣战谕旨，支持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与驻上海各国领事订约，实行所谓“东南互保”。当时李、刘、张三大帅鼎足而立，“联络一气”，构成南国的轴心，李鸿章在其中处于关键地位，故有“微鸿章，东南且乱”之说。不过，李鸿章本人并没有因涉身“东南互保”而转移北顾的目标。即使是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等，也都无意让李鸿章胶着于“东南互保”的棋局上。他们认为李鸿章应该做清朝全盘棋局上的一只大车，盛宣怀就曾建议李鸿章“仍遵前旨，迅速起程”进京，“以清君侧、护两官为要义”。

李鸿章还深知列强的态度，直接关系着自身安全、使命成败。

因此，他在接到北上诏命后，就致电驻英、法、德、俄、日五国公使，请他们探询各国政府“注意所在”和对“先靖内乱，再议善后”的态度。不久，各国就相继作出反应。日本支持李鸿章“入觐”及其“先清内匪再退外兵”的方针。德国怀疑李鸿章能否北上，并表示“停兵难遽议”。英国希望李鸿章对“即日北上”和“坐镇两粤”问题进行“细酌”，并表示英国“注意专在平匪保全英民性命、产业，绝无乘机强令中国变易政体、家法之意”。俄国声称“仍一意保全中国”，并电令驻华俄使策动慈禧召李鸿章“回京定乱”。驻俄公使杨儒被这些花言巧语所蒙骗，正式建议李鸿章“联俄”。李鸿章深以为然，立即与俄国“密商了事之法”，企图依靠俄国控制事态，打开外交局面。

7月12日，李鸿章一改“稍缓启程，以待后命”的态度，决定先到上海，再酌进止。他的这一抉择，是基于下列因素作出的。

这时慈禧开始倾向列强谋求妥协。6月29日，清廷通知各驻外使臣继续留任，“遇有交涉事件，仍照常办理，不得稍涉观望”，并向所在国政府“切实声明”：中国不会依靠“乱民以与各国开衅”，现仍严饬带兵官照前保护使馆“，对”乱民“将”设法相机自行惩办。

7月3日，清廷直接向俄、英、日三国发出国书乞怜求和，再次把战争的责任全部推到义和团头上。在致俄国国书中，说什么中俄两国订有密约，中国为时势所迫，“不得不唯贵国是赖”，万望从中“排难解纷”，进行调和。在致英、日国书中，恳请它们捐弃小嫌，共维全局。清廷给驻外使臣电旨和致俄、英、日国书，李鸿章是在7月11、12日先后获悉的，清廷的表态正中他的下怀。慈禧和李鸿章在保护使馆、镇压义和团、投降帝国主义的问题上，渐趋一致。

这时慈禧开始把乞和的希望寄托在李鸿章身上。6月29日，清廷在答复李鸿章等反对“宣战”的上谕中，既表露出歉悔之意，又令督抚“各保疆土”，但未催李鸿章北上。因此，李鸿章说：“现奉廷寄，暂不北行”。但是，时隔5天，清廷就以“事机紧迫”为由，令李鸿章“懔遵前旨，迅速来京，毋稍刻延”。这道谕旨，是在清廷向俄、英、日三国发出国书求和的同一天下达的，这绝非巧合，而是慈禧试图依靠李鸿章向列强乞和的结果。清廷的国书和上谕，李鸿章是在7月12日几乎同时看到的，这使他认识到“旨催赴京”，意在“和”字。7月16日，即在启程的前一天，李鸿章得知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消息，数年来东山再起、重返北洋的图谋和宏愿即可实现，个人往日的显赫和荣耀又可复归，因而欣喜和自负之情，溢于言表，公然对其下属吹嘘说：“舍我其谁也。”

李鸿章在离粤之前，曾接见裴景福等纵论时势，颇有深思熟虑、先见预卜之慨。7月17日，李鸿章即将从广州出发，将军、巡抚以下送至天字码头日近亭。李鸿章登上“安平”轮，“待潮未行”，请裴景福入见。时值盛夏，天气炎热，李鸿章“衣蓝短衫，著鲁风履”，倚在小藤榻上。他对裴氏说：“广东斗大城中，缓急可恃者几人？尔能任事，取信于民，为地方弭患，督抚不若州县也。能遏内乱，何至招外侮，勉之！”裴氏问大局安危，他答曰：“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朝厚德，人心未失，京师难作，虽根本动摇，幸袁慰庭拄山东，香涛、岘庄向有定识，必能联络，保全上海，不至一蹶不振。”

裴氏问：“公看京师何如？”他说：“论各国兵力，危急当在八九月之交，但聂贡亭已阵亡，马、宋诸军零落，牵制必不得力。日本调兵最速，英国助之，恐七八月已不保矣。”讲到这里，李鸿章“含泪以杖触地”说：“内乱如何得止？”默然良久，裴氏问：“论各国公法，敌兵即入京，亦不能无礼于我。”他说：“然，但恐无人主持，先自动摇。”裴氏问：“公何不将此意陈奏？”他说：“我到沪后当具折，恐亦无济。”

裴氏起身告辞，李鸿章问左右，“潮至否？”并挽留裴氏说：“不忙。”

他自饮牛奶，而以荷兰水待客。裴氏问：“万一都城不守，公入京如何办法？”他说：“必有三大问题，剿拳匪以示威，纠首祸以忿，先以此要我而后索兵费赔款，势所必至也。”裴氏问：“氏费赔款大约数目？”他答曰：“我不能预料，惟有极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作得到否？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他边说边流泪，裴氏也悲伤不已。裴氏问：“国难即解，公将奚先？”他皱着眉头说：“事定后中外局面又一变，我国惟有专心财政，偿款不清无以为国，若求治太急，反以自困。中国地大物博，岁入尚不及泰西大国之半，将来理财须另筹办法。”他继续说道：“联军不足亡中国，可忧者恐在难平之后。”裴氏曰：“公忧及此，天下之福也。窃有一言为公陈之，中国之弱弱于人，非弱于法也。人有得失，法无新旧，果得其人，因时损益，法虽旧亦新也，不得其人，虽博采古今，组织中外，适以滋弊。”李鸿章听了裴氏这套传统的人治论后，笑而讥之曰：“八股旧也，策论为新，策论得也，八股为失，我与尔皆八股匠，故说旧话。”这一番妙语，逗得哄堂大笑。裴氏说：“君子当国，不震己之强，不侮人之弱，亦不怯己之弱，畏人之强，惟求一己以应天下，守至常以待至变而已。”李鸿章叹息不已，说什么“国运所关，实有天命，后事殊难逆料也”事后，裴氏评论说：“公生平坚忍倔强，虽处甲午乙未之变，从容镇定，未尝以郁闷之色示人，及庚子难作，每深谈时事，便泪含于眶，气之衰痛之剧也。”

从裴、李问答中可以看出李鸿章对时局的观感和个人的心境，概括言之，有以下几个要点：（1）“内乱”招致“外侮”，“攘外”必先“安内”，镇压义和团实属当务之急。（2）北京必将陷落，但“联军不足亡中国”。（3）列强注意所在将是“剿拳匪”、“纠首祸”和“索兵费赔款”等“三大问题”。（4）“难平之后”清朝“国运”“殊难逆料”。

（5）他个人“气衰痛剧”。“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

李鸿章清醒地意识到此番北上，等待自己的绝不会是烟花美景，泰和晏安，而必将是满目疮痍，重重险阻。他虽然不乏气魄，但毕竟没有昔日武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那般公忠。他于7月21日抵沪，便借口健康原因，停留下来，说“连日盛暑驰驱，感冒腹泻，衰年孱躯，眠食俱废”。尔后更言：“元气大伤，夜不成寐，两腿软弱，竟难寸步”，要求慈禧赏假20日。实际上他的身体状况绝非如此之坏，而是另有图谋。

首先，是为自身安全考虑。时值义和团运动**阶段，义和团和部分清军正以血肉之躯英勇抗击八国联军的进攻。义和团坚持“灭洋”斗争，仇恨与“洋人”来往密切的“二毛子”，扬言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李鸿章被认定为二虎之一，置于拟杀之列。李鸿章到沪的第二天，就接到李经述自德州发来的电报：天津失守，直督裕禄逃走，“溃勇、拳匪沿途抢劫，难民如蚁，津亡京何能支，大事去矣。伏望留身卫国，万勿冒险北上”。8月2日，李鸿章通过袁世凯得知清廷处斩主和派许景澄、袁昶和倚重主战派李秉衡的消息，并接到李经述报告朝局、劝勿赴召的急电，载漪、董福成辈“党拳煽乱”，慈禧“力不能制”，围城西幸势所必然，“切勿轻身赴召，自蹈危机”。李鸿章百感交集，哀嚎“成何世界！”表示暂缓北上，“虽严谴不顾也”。他直言不违的密奏：“每读诏书，则国是未定，认贼作子，则人心未安。而臣客寄江南，手无一兵一旅，即使奔命赴阙，道途险阻，徒为乱臣贼子作菹醢之资，是以小作盘桓”。担心受到义和团和政敌惩处之情，跃然纸上。

其次，是为胁迫清廷就范。当时慈禧虽然倾向依靠李鸿章谋求对外妥协，但因遭到义和团的反对和顽固派的掣肘而不敢放手进行，以致“送使不实，剿匪不办”。遥望朝局，李鸿章心急如焚。

他鉴于“内意无定”的现实，执意缓行。他抵沪不久，就接到张之洞所拟致上海各国领事电稿，其中说“康党”散布谣言，离间“两宫”，“诬谤”慈禧，“沪上华洋各报为之传播”；慈禧“素多善政，尤重邦交，岂有袒匪之理”；请严禁在中外报纸上“谤毁”慈禧。张之洞拟请李鸿章会衔发出，李鸿章婉言拒绝。李鸿章不但勇于在朋僚之间表明这种态度，而且敢于直言要求慈禧“效法禹汤，先下罪己之诏”。当然，李鸿章对慈禧并没有丧失信赖之心。当时荷兰公使克罗伯由京抵沪，告知各国公使拟让慈禧归政光绪。李鸿章表示反对，说“太后训政两朝，削平大难，臣民爱戴，此次拳匪发难，只恐祸起腋肘，不得已徐图挽救”。他既为慈禧开脱，又与张之洞等共商对策。在维护慈禧统治地位这一点上，他们并无分歧。李鸿章无非是要敦促慈禧彻底转变态度，为议和铺平道路。8月2日，李鸿章具折“密陈安危大计”，强调中外众寡、强弱悬殊，中国不能以卵击石，孤注一掷，应“立简重臣，先清内匪，善遣驻使，速送彼军”。

当时慈禧依违叵测，一面派遣主战甚力的勤王将领李秉衡出京督师，抗拒八国联军进犯；一面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各国议和。

刘坤一闻讯致电李鸿章说：“恭贺全权大喜，旋乾转坤，熙天浴日，惟公是赖。”李鸿章却显得比较冷静，知道朝局不变，所谓全权大臣，只能徒具空名，因而继续向清廷施加压力，要求切实作到“送使”出京和“剿匪”两层，否则“断非区区绵力所能胜任”。

再次，是为了疏通外交渠道。李鸿章抵沪后，正值八国联军大举进攻，外交局势愈益险恶的时候。8月4日，八国联军从天津出发分两路沿运河两岸向北进犯，于15日攻占北京。当时慈禧和光绪出逃。7月底8月初，俄国出动大军侵入东北。列强在占领北京、直隶和整个东三省之后，彼此之间猜忌倾轧、明争暗斗日益激烈。在华势力最强的英、俄两国和野心勃勃的德国，准备瓜分中国。俄国拉拢李鸿章，要派军舰护送他由沪赴津。英国反对李鸿章全权代表资格。德国特派陆军元帅瓦德西率领大军来华，为他争得八国联军总司令宝座，并拒绝承认李鸿章全权代表资格。美国重申“门户开放”原则，主张维持清政府原有统治秩序。面对这种局势，李鸿章通过各种途径，乞求各国停战议和。他的这种努力，隐含着一个明显的意图，就是争取各国维护清朝统治和承认自己作为清朝全权代表的资格。但是，各国都基于自身利益，“设词推延”，没有答应“各派全权议事”。

8月底和9月上半月，中外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慈禧在逃亡途中迫不及待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对清王朝的态度也渐趋接近。8月30日，赫德电询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欧洲的意见如何，维持清室还是瓜分大清帝国？什么是必不可少的条件？”9月13日金登干复电说：“关于您8月30日电所提问题，各国显然仍拟支持满清皇朝，不主张瓜分。英国舆论主张维持光绪皇帝，给慈禧太后以个人安全，但反对英国政府承认她。至于俄国等则倾向于支持她。必要的条件包括惩办祸首、赔款、保证今后对各国友好等等。”

1900年9月15日，李鸿章正式从上海启程北上，于18日乘“安平”号轮船抵达塘沽。在天津暂住期间，李鸿章主要做了如下几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遵旨在津接任直隶总督之职，以使慈禧太后等人减去无人出面议和的忧虑。

第二，力促清廷进一步采取为停战议和铺平道路的措施。

第三，奏请饬令荣禄改赴行在。在此之前，李鸿章曾奏准以荣禄为议和大臣之一。由于荣禄力辞不受，更考虑到各国公使对荣禄有所不满，而慈禧太后身边也需要有荣禄这样的实权人物来协调内外，所以又奏准改派荣禄为行在，“入值办事”。

1900年10月5日，李鸿章由俄军护送自天津乘船北上，于11日到达北京，寓居西城外贤良寺。次日，他与庆亲王奕会衔奏请清廷从严惩办祸首，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阻止联军西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又于15日照会各国，提出议和纲领5条：1．承认围攻使馆是违国际公法，保证今后再不出现这类事件；2．愿意协商赔款问题；3．修改有关条约，以重中外商务；

4．收回被占衙署，以维政权；5．中外议商撤兵停战，并约期在5天后与各国共同会议。然而，各国在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的唆使之下，不予理睬李鸿章等人发出的照会。

由于各国出兵中国，彼此间存在着利益冲突，所以，各国外交人员进行着紧急的政治磋商，力图找到一个能够为大家共同接受的侵华方案。在此之前，它们各自提出了议和条件。

11月15日，李鸿章与奕拜访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谈话中，李鸿章等人要求尽快开始谈判。瓦德西声称“和议之不可望于短期之内实现”，并“明白宣言”联军将在直隶过冬，要求清军撤出直隶。20日，瓦德西回访李鸿章时交给他一份联合占领区域图，李虽觉得占领区域“过于宽广”，但为了尽快争取和局，密令直隶清军不准与联军接战，做到“优礼劳军，吏属兵撤，示以无他”。与此同时，李鸿章以危词胁迫清廷尽快惩办“祸首”来阻止联军西犯和创造谈判的条件。清廷指示李鸿章和奕就这个问题提出具体意见，候旨定夺。经过再三斟酌，李鸿章和奕匡复奏建议惩办“祸首”加重“至圈禁发遣为止”。

然而，各国公使对这一次惩办“祸首”之议仍不满意，要求将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甘肃提督董福祥、山西巡抚毓贤等人一律正法。

李鸿章、奕感到这样的处分太重了，一面与各国公使交换意见，一面电请杨儒等驻外公使“婉商外部”，争取“迅速开议，并于祸首稍从轻减”。但一切努力都没有成功，瓦德西率领的侵略军继续西犯。李鸿章、奕立即电告慈禧太后，将各国公使的要求作了陈述。慈禧太后虽对此感到不满：“经朝廷磋商，载漪等人最多只能到圈禁、遣戍为止，洋人仍不罢休，实在令人愤恨。”但惩办“祸首”的问题不解决，议和就无法争取。逃居在外的清中央臣僚不得不重拟载漪等人的罪状，于11月13日发布谕旨，宣布对“肇祸诸臣”严加惩处，借以“服天下之心，而释友邦之憾”：端郡王载漪革去王爵，与已革庄亲王载勋等一起交宗人府圈禁，等军务平定后，再发往盛京永远圈禁；载濂着闭门思过；载澜停止全俸并降一级调用；英年降两级调用；刚毅其时已死，免于议处；赵舒翘革职；山西巡抚毓贤发往极边充当苦差。本来，这样的处分已经够重的了，但各国公使仍不满意。他们的理由是，这次惩办“祸首”中既无一人正法又未涉及董福祥，从而联合发出照会，坚持要求处死载勋等人，并惩办毓贤、董福祥，否则“和议断难望成”。李鸿章，奕将各国公使的照会内容电告清廷，并特别强调：“目下情形日紧”，外军已派兵“看守”西陵，“又分兵往东陵、张家口，实在力难以阻”，英、德海军司令到过南京，“不知意之所在”；驻俄公使获得俄国政府的意见，“和议如果不成，各国有开春截取山西之道，或者另立政府的打算。”慈禧等人阅读来电，感到“事机紧迫”，于11月22日电询李鸿章、奕，各国所开条款内容“有无万不能行之事”，并表示“大局攸关，款议可成不可败”，由全权大臣相机审势，力图补救，朝廷不为遥制。25日，又电谕李鸿章、奕，除坚持“懿亲不加重刑”外，同意将毓贤“置加之重典”。12月3日发布上谕，将董福祥“革职留任”，令其“克日驰回甘肃，扼要设防，以观后效”。随后，荣禄电告李鸿章，奕解释之所以对董福祥不能严惩的苦衷是：“陕甘军民附之者太众，势不得不暂为羁縻，徐图安置。”

在惩办“祸首”的同时，还存在着“两宫回銮”的问题。各国公使都要求以“两宫回銮”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之一，名义上说是请“速回銮驾，自秉大权，和商一切”，实质上是企图用武力挟制慈禧等人俯首就范，彻底投降。李鸿章、奕深知慈禧等人不会轻易“回銮”，却屈服于列强的压力，硬着头皮密奏，陈请“速定回銮日期，宣示中外”，并表示“敢保必无侵犯”。但慈禧在回电中责备李鸿章等人未能“共谅”其“不得已之苦衷”，表示决无“甘就偏安，轻弃京师之理”，只要“一有成议，自当即日降旨，定期回銮”。正当李鸿章、奕感到左右为难之际，由于俄国决定监理东三省，引起英、美、日等国的极大不安，加之李鸿章年迈体衰，因劳累过度突然病倒，而各国经过反复协商就议和大纲问题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在这种情况，各国不再坚持严惩“祸首”和“两宫回銮”这个议和的先决条件，反过来急于议定和约。

1900年12月24日，奕前往西班牙使馆会晤德、英、法、美、意、奥、俄、日、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11国公使，互换和议书后，由西班牙公使葛络于代表11国将《议和大纲》交给奕，要求“把它送交皇帝，并努力获得对它的迅速答复”。

这个《议和大纲》的主要内容包括：1．德使克林德被杀一事，由中国派亲王专使德国谢罪，并在遇害之处树立铭志之碑；2．严惩祸首，杀害凌虐外国人的城镇停止科考5年；3．杀害日本书记生杉山彬之事，中国必须用优荣之典以谢日本政府；4．中国必须在各国人民坟墓曾被污渎发掘之处，建立碣碑；5．军火及制造军火的器材，不准运往中国；6．公平赔补外国人身家财产损失；7．各国驻兵护卫使馆，并划定使馆区；8．从北京到海边酌定数处由各国留兵驻守，并将大沽炮台一律削平；9．张贴永远禁止中国军民仇视各国的谕旨；10．修改通商行船各条约；

11．改革总理衙门和各国公使觐见礼节。由于李鸿章病卧在床，由奕一人出面接受《议和大纲》。当时，各国公使对他说：

“我们同各国带兵的武夫反复争论，他们才答应了这个条款。我们明知这个条款太苛刻，但中国铸成这次大错，实在无可奈何。我们有一句话奉告：将来条款送到，中国政府万万不能有一字改动。要知道，我们的责任虽然在重修旧好，但军官们以穷兵黩武为能事，他们想直捣西安。中国政府如果同意了条款，自奉旨签约之日起，战争就算结束”。奕在各国公使的威胁面前，唯唯连声照办。但回到寓所之后他又连连叹息，认为这个《议和大纲》朝廷肯定不会同意，赶忙派人送给李鸿章拿主意。李鸿章在病**吩咐他的儿子：“立即电奏西安，奏稿须用重笔。”

于是，根据李鸿章的意见由奕主稿电奏清廷，特别强调“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恳请慈禧和光绪“迅速乾断，电示遵行”。

奕、李鸿章惟恐慈禧不允，又电请荣禄等军机大臣“权衡利害轻重，敬请施行”。

这个《议和大纲》及李鸿章、奕的电文到达西安后，朝臣们都感到条件太苛刻，无法接受，慈禧更是怒气冲冲，坚持不肯答应。过了一天，李鸿章、奕又发电催促，慈禧气呼呼地说：“两个全权大臣只知道责难君父，不肯向各国据理力争，我既不管。皇帝也不管，由他们办去吧！”其实，李鸿章和奕何曾不为朝廷出力，只是他们无回天之术罢了。荣禄深知他们两人的艰难处境；“可怜奕、李，名为全权，与各国开议，其实各国公使都自行商定”，然后“交给条款照会而已，无所谓互议也。”朝廷不予立即答复，李鸿章、奕匡等人心急如焚，生怕议和不能成功。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曾亲自对李鸿章威胁说：

“阁下用心良苦，已经计穷力竭，屡次请示得不到朝廷的批准，现在罪人还盘踞在朝廷执掌大权，我想自己带兵去捉过来，老是滞留在北京，实在无所作为。”李鸿章连声哀求说：“你再等我3天，如果不获朝廷之命，你再出师也不晚。”于是，由李鸿章、奕再次电奏慈禧：“联军马上就要渡河西上，西安必定保不住。瓦德西说如果连这些人的处罚也不能接受，他将要到西安去捉为首的罪魁。载漪等人造成如此大乱，如不是外国人要挟，中国也不能不严惩，他们不是说杀身抒国家之难吗？现在又何惜一死呢？”慈禧至此甚感事态严重，不得不根据荣禄的意见，于12月27日电复李鸿章、奕，宣布“所有12条大纲，应即照允。惟其中利害轻重，详细节目，着照昨日荣禄等电信各节，设法婉商磋商，尚冀稍资补救”。

然而，就在议和大有进展之际，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900年12月30日电奏指出，《议和大纲》中规定各国驻兵护卫使馆、津沽通道及撤除大沽炮台，有碍于京畿的防务；而各使请觐见数次从此必然增加，动不动就会要求增添条款，这将使中国失去自主之权。从而他建议两宫暂不“回銮”，更定行都于长江上游武汉至荆州一带。平心而论，张之洞提出的这两项建议，应当说首先是从维护清朝统治出发而言的，同时也包含有趁机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的目的。张之洞的建议得到了朝廷的赞许。慈禧又于12月31日命李鸿章、奕对于现议条款如有应行参酌之处，随时与张之洞、刘坤一电商，互相斟酌办理。然而，各国公使坚持对《议和大纲》不许有所商改。身处交涉困境的李鸿章、奕对于张之洞半路杀出，搅混局势的举动极为不满。

1901年1月4日，他们对张之洞所论各点予以电驳说：至于说另择彼此两便地方，或在长江上游能行小兵轮处以便暂时行都使馆，“尤属谬论偏见，”理由是“銮舆固然不能随便游幸，各国公使尤其不能听我们调度。”他们指斥张之洞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20年前在京书生之习”。这是因为，“局外论事容易”，不知局中处事的艰难。1月6日，李鸿章与奕以不能失信及联军兵威为词，上奏清廷：既然已经颁诏“照允”，就应当讲信任，反之“全权无权，不但不能商榷撤兵，而且不能制止其进兵，关系利害太大。”听说各国公使已加紧修改条款，预备换约，为期甚迫，如果他们在日内定期会晤，我们只有遵照前旨办理；“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相距太远，情形未能周知，如时电商，恐怕会贻误事机”，到时要想挽回就很难了。1月10日清廷终于电旨允准将《议和大纲》画押，但指示李鸿章等人画押后，仍须逐条磋磨，就款引伸，力求补救，更应与各使订撤兵日期。

1901年1月15日，奕、李鸿章遵旨在《议和大纲》上字画押，并于第二天将这份正式议定书连同备忘录送交各国公使。从“条款说帖”的内容来看，李鸿章、奕基本上接受了清廷和荣禄、张之洞对《议和大纲》条目所提出的修改意见，只是对严惩“祸首”、削平大沽炮台等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清廷在批准《议和大纲》之后，要求列强早日撤军；而英国公使则扬言“惩祸、赔偿两事不妥，必不撤兵。”这样，“惩祸”和“赔偿”两个问题成为了中外各方争论的焦点。

1901年2月3日，李鸿章、奕与各国公使在英国驻华使馆举行会议，重点讨论惩办“祸首”的问题。李、奕坚持“区别重轻，尽法尽惩”和“懿亲不加重刑”的原则，但遭到各国公使的拒绝，会议无结果。8日，各国公使将议定惩办“祸首的办法照会奕和李鸿章，要求将载勋赐令自尽；载漪、载澜应定斩监候；董福祥先夺军权，日后严惩，其余列名诸人一概斩决。同时又提出照会，要求将已遭处决的徐用仪、许景澄、联元、立山等人”开复原官，以示昭雪抵偿之意“。李鸿章、奕匡立即据实奏告。在列强的要挟之下：清政府只得于13日和14日连发上谕，宣布加重惩办”祸首“，将载勋赐自尽，载漪、载澜赴新疆监禁，毓贤正法，董福祥革职缓办，启秀、徐承煜先行革职查明实据再予重惩，并开复徐用仪等5人原官。慈禧在谕旨中厚颜无耻地表示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甘当帝国主义的奴才。但各国公使对于惩办”祸首“中仅毓贤一人正法，仍表示不满。瓦德西还提出将率军出京攻击，并通过德国公使穆默对李鸿章、奕施加压力。针对这种情况，李鸿章、奕一面与各国公使反复磋商，一面于17日危词电奏，声称”姑息数人，坐令宗社危亡，殊为不值。“次日，清廷不得不电谕李鸿章、奕，表示”现存诸人，即照前次各国照令办理，实因宗社民生为重，当可止兵，不至再生枝节。并定于21日降旨，24日执行惩办。

到此为止，各国公使感到满意，惩办“祸首”的问题达成协议。

在各国公使拟定的《议和大纲》12款中虽笼统地提出赔补外人损失的问题，但并未言明究竟赔偿多少数目。因此，在惩办“祸首”的问题解决之后，赔款便成了中外议和的中心议题。

在当时，各帝国主义国家之所以组成联军侵华，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趁机夺占中国经济利权。但它们因各自在华侵略利益的多寡不同，从而在赔款总额、赔偿办法，提高关税率等问题上，进行了勾心斗角的争斗。经过一段时间的协商之后，法、德、英、日公使于1901年4月19日在德国使馆约见清方襄办和议的徐寿朋、那桐、周馥等人，讨论赔偿抵款的问题，提出赔款总数为4.5亿两，加利摊还，约每年赔偿3000万两，分30年还清，并询问盐课、漕折、土药和开办印花税，房捐等事。5月7日，各国公使会议决定照会清廷，提出截至7月1日的赔款为4.5亿两，如7月1日以后继续占领北京，必须另加军费。随后，各国公使又相继议定：赔款以39年为期，年息4厘，以关税、盐厘、常关收入作抵。

由于赔款问题与国家财政的关系极为密切，所以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不同意见的激烈争论。张之洞在电文中称“赔款约需5亿两，减少恐怕不容易，”惟盼分年免利“，这样中国还会有生机。李鸿章认为张之洞的意见”实迂腐“，各国公使决不会同意。1901年4月19日，慈禧在指示李鸿章、奕说：相约各条关系重大，如议赔款及禁军火等事，节目繁多，希望能够做到”内外和商、详晰磋磨并将筹议事宜随时电知张之洞、刘坤一互相参酌。次日，李鸿章详细汇报了他与各国公使就减少赔款的问题谈判的内容，要求饬下户部及各省督抚大员，力顾大局，指出“如迁移时日，赔款又会增加”。针对李鸿章奏折的内容，清廷各部大臣举行了集中讨论。各方争论来争论去，很难得出一致的意见。5月19日，李鸿章复函军机处表示反对。各国公使考虑的是，有可能激起变乱，到时赔款问题就会得不到落实。于是，李鸿章在5月24日电奏清廷请求尽速批准赔款：认为赔款减数的问题，经多次与各国公使竭力商酌，“均不肯允”；并提醒慈禧等人说：“今两宫急盼撤兵，方议回銮，如不速定主见，瓦德西及德兵不肯先撤，各国必定会更加观望，迟一天则多兵费100万，到秋后须多赔百余兆。”因此，德国公使既然诚心与我们和谈，“我们就不应该过份与他磋磨，致误机会。”5月28日，清廷在百般无奈的情形下终于颁旨允准赔偿各国4.5亿两，以4厘利息率计算。在赔款问题有了着落后，德国公使于6月1日通知瓦德西正式撤军。3日，德军从北京起程回国，议和大局基本形成，“两宫回銮”的行动也就开始实施。

李鸿章在与各国公使议和的同时，还被迫同俄国代表就东北问题进行了单独谈判。

早在李鸿章入京谈判之前，俄国趁清政府无暇顾及东北的时机，调集重兵迅速占领东三省。正当李鸿章等人焦急地盼望着各国拿出议和条款，而各国公使为各自利益明争暗斗一时难以取得一致意见之际，俄国代表提出要先同中国订立条约，了结东北三省归还问题的要案，但遭到了各国公使的反对。而俄国政府一再电促驻华大使，劝诱李鸿章迅速办理签约事宜。1901年1月2日，清政府接受俄国的要求，任命杨儒为全权代表，在彼得堡与沙俄进行谈判，并指示杨儒在谈判过程中随时与李鸿章、奕商议。

1901年2月16日，俄国公使正式提出书面约稿12条，其主要内容是：俄国答应将东北三省全部归还中国，由中国设官治理；中国容许俄国驻兵东北三省，以保护铁路，维持地方秩序；东北三省如有战事发生，容许俄国出兵援助；中国不得在东北三省驻兵，也不得招募新兵，原有军事设施全部拆毁；中国东北三省的官员如办事不妥当，俄国有权要求惩办，中国政府不得拒绝；中国训练北方水陆军，由俄国负责，他国不得干预；旅顺口以及金州，由俄国管理，中国政府无权过问；东三省、蒙古、新疆、伊犁一带矿务、铁路及其他利益，不经俄国批准，不得让与他国，中国也不得自行开办；中国赔偿俄国经费；铁路及其他产业，一旦遭到破坏，由中国负责赔偿损失；中国军费的赔偿问题，由中国以东北三省中的一省作为抵押；中国容许俄国自东北经长城到北京建造铁路。

消息传出之后，立即引起了国际国内的强烈反响。日本外交部的官员在召见中国驻日公使李盛铎时说：“这次中国万万不能割地，如果答应给某一国割地，或者虽没有明说割地而设官置兵，实际也是暗中割了土地，一经签字，他国必然群起效尤，大局就不可问了。财政权利也同样如此，假如有一国要挟太重，中国可以这样答复：‘这次事件涉及到各国，应当在各国签约时一同商议’。这样中国就可以不吃亏。”在国内，舆论更是哗然。几百名士人联名上书李鸿章、奕以及会同议和大臣刘坤一、张之洞，吁请拒绝俄国的无理要求。在内外舆论压力之下，清廷于1901年2月26日电谕李鸿章、奕说：“关于东三省签约问题，关系重大。着奕、李鸿章统筹，或者同俄国使节慢慢商量，或者联络英、日等国，拿出一个妥当办法既不要激怒俄国，也不要激起各国公愤。李鸿章最熟悉俄国情形，如何办理，全在该大学士善于操纵。”此时，俄国为了诱使清廷就范，改换手法，将原来的约稿作了一些删削，于3月1日作为最后约稿抛出，限令杨儒在14天内签字。在胁迫杨儒的同时，俄国公使还多方恫吓李鸿章：“外部训令逾期不画押，东北三省永远不还，以后遇事俄亦不能助华。”于是，李鸿章想早日了事，认为只需少许删除，其他“照允无患”。他当时的打算是想利用俄国来抵制其他列强，以为俄国是中国的好朋友，关键时刻会出面为中国说话，从而主张“曲徇”其请，签字订约。3月20日，清廷在乞求英国联络美、德、日等国出面干预的同时，恳请俄国展限改约。但俄国断然拒绝展限改约，英、美、德、日等国虽然力劝清廷拒绝签约，却没有采取实际行动对俄国施加任何压力。3月23日，清廷不得不电谕奕、李鸿章“全权定计，朝廷实不能遥断。”然而，过了3天清政府又认识到“不忙于画押，仅只激怒于俄，画押则会引起各国群起效尤分据，其祸更速”，从而指示杨儒转告俄国政府，要求展限改妥章程，说明这样做“无碍公约”；同时又电令奕、李鸿章通知各国公使：

“中国不敢急着与俄约画押，请先议公约”。俄国政府虽不满清廷的所为，并扬言“从此应绝交”，但考虑到其阴谋很难尽速实现，不如先与各国等一致行动，逼迫清廷签订公约再说。4月6日，俄国政府正式发表声明，宣布交收东北三省的谈判暂停，等清政府稳定政局后再继续进行。

1901年7月初，在中俄关于交收东北三省的谈判停顿3个多月之后，清政府根据刘坤一的建议，谕令奕、李鸿章照会除俄国之外的各国驻京公使，以公议迫使俄国从东北撤军，并指示他们与俄使商定前约，请各国公议，允许各国在东北三省通商，企图借各国通商形成列强相互牵制的均势来维护清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李鸿章不同意这种办法，仍固执己见，主张与俄国重开谈判。当时，正值英、日筹议建立反俄同盟，日本国内反俄情绪日益高涨，日本陆军也在积极备战。俄国由于没有作好反日作战准备，被迫对日妥协，决定从东北部分撤出，俄国公使格尔思派员会见李鸿章，目的仍很明确，就是阻止英、日等国干预的同时，迫使清政府接受原约。李鸿章认为“这个问题必须请旨才能遵行”，并且要求“酌量删改”清政府感到俄国提出的3项先决条件“实有难行”，指示李鸿章“与俄使婉切商办”改约。李鸿章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复奏曰“倘照来谕婉切商办，恐怕到100年之后也不能妥定约章，恐将永远不还矣。”李鸿章始终认为日本是中国大敌，东北三省则是日本首先有可能染指的地方，因此，他要求“联俄制日”、“以夷制夷”的对外方针，以为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东北三省为大清王朝的领地。

正当中俄谈判陷于僵局之际，有关与各国公使订立公约谈判已结近尾声，签订公约的时机日趋成熟。

1901年8月23日，奕、李鸿章奏请“立准画押，以和时局”，提醒朝廷，“否则恐怕会别生枝节，一国悔议，各国效仿，后患何堪设想。”27日，清廷电谕奕、李：“公约业已定议”，可以即行画押。

1901年9月7日，奕、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德、英、法、俄等11国正式签订了《辛丑条约》。

从1900年10月5日起，到1901年9月7日，历尽周折，李鸿章不得不代表清政府签订《议和大纲》和《辛丑条约》，令国人痛心。

从封建吏治的人才标准来说，李鸿章称得上是忠心耿耿，尤其大清王朝大厦将倾的危难之际，都是由他出面同资本主义列强相周旋。

1901年9月7日这一天，李鸿章带病前往在《辛丑条约》上签字，返回寓所后即“饮食不下，委顿难堪”，忧郁沉重，卧床不起，两个月后病世。毫无疑问，这位历尽磨难，风雨四十年的大臣不能忘记这盘人生中最难抉择的棋。

李鸿章一生在于困守，为困守而苦其心智，但他是一个大成者，值得我们研读和琢磨。

精锐点评：一人撑不起半个天

在李鸿章的履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闯**天下，争打天下的勇气和气魄，由此可以说，他是一个强者，是一个铁腕人物。可为什么他在后半生却为了大清江山，又变得锋芒尽失，这是出于他的本愿，还是出于外在的压力？带着这个问题，研读大清的历史，我们发现，李鸿章一生最大的特点是所谓“守困”，即忍辱负重、舍小保大、变弱为强的韧劲——他为了守住自己而建立功名，为了守住江山而不辞辛苦。从本质上讲，李鸿章是晚清一个关键性的枢纽式人物，他与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重臣的关系都相当密切，而且才识之大，令曾国藩、胡林翼都大为欣赏。

但由于大清的柔弱，李鸿章又签订了一个个象征失败的条约，此为国败，也为人败。

毫无疑问，如果光讲守身，凭李鸿章个人的才智，他可以驾轻就熟，老谋深算，难就难在他必须位在其身，担当国事。翻阅晚清历史，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李鸿章常受命于危难之际，为了守住国土、守住人格，而穿梭奔走，舍部分保全局。在当时的情势下，除了李鸿章可以作为首选人物之外，慈禧太后根本想不到还有谁能独挡一面。

李鸿章在大清百臣中绝对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他临危受命，不惧对手，因此他是一个敢于操纵天下大局的重量级人物。但由于各种原因，他只能以退为进、舍小保大，把大风险化为小风险。难怪有人说，李鸿章是大清的一块挡箭牌！李鸿章有他的不足和错误，但他的不足和错误正反映了人生的艰难。当他签订完一生中的最后一个条约的时候，竟一病不起，于两个月后辞世。这是他被迫接受败局。他的败局属于一个柔弱无力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