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近结合，忽躲忽闪是李鸿章为人处事的一大技巧，因为他心中有自己的目的，需要靠这种技巧来加以辅助。

李鸿章对太平军和捻军采取严酷手段，他对资产阶级保皇党和革命党所持的态度就要慎重得多，表现出相当强的策略性。大体说来，李鸿章在就任粤督后的头3个多月里，以筹办保皇党问题为中心政务。当时顽固派和保皇派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清廷在任命李鸿章署理粤督的第2天，谕令各省督抚严密缉拿康有为、梁启超以“明正典刑”；及至李鸿章接篆视事后6天，又下诏以端王载漪之子溥仪为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

这是顽固派为消灭保皇党、废黜其“圣主”光绪所采取的重要步骤。

保皇党人深感时局艰危，急谋对策。梁启超明确指出：“圣主之危，甚于累卵，吾辈之责，急于星火。”他同康有为密议函商，决定推进“武装勤王”计划。他力主先夺广东，建立政府，争取外援，“抚绥内政”，然后挥师北指，“去救皇上”。梁启超坚持取粤，势必同粤督李鸿章发生冲突。梁启超一面致函李鸿章，感谢他在戊戌政变后对自己的“殷勤垂爱”，劝他不要迫害保皇党人，为慈禧作荆卿；一面写信给同党表示“肥贼刘豚在粤颇增我辈之阻力，宜设法图之。”

“肥贼”指李鸿章，“刘豚”指刘学询（字问刍，又号耦耕），有土豪之称，曾包办“闱姓”（时粤垣一种官督商办的公开赌博，每届科举皆以投考士子之姓氏为赌）多年，致使其“金钱势力足以左右士子之成败，及官吏进退”，成为钱势兼备的士绅，李鸿章督粤时备加倚重和竭力庇护他。1899年夏秋刘学询经清廷钦派赴日，明为考察商务，实则前去谋刺康、梁，后入李鸿章幕府，成为其机要幕僚。梁启超说：“刘豚为肥贼军师，必竭全力以谋我。恐其必生多术，以暗算我辈。”因此必欲诛之而后快。自称“康党”而又“奉懿旨捕康、梁”的李鸿章，既不敢违抗拿办康、梁的懿旨，又不愿与康、梁彻底决裂，于是历史呈现出复杂的情景。李鸿章一面“奉职而行”，逮捕保皇党人罗赞新等3人家属，并请英国外交部电饬新加坡、香港总督及驻华各国领事查拿拘禁保皇党人，力图防止保皇党人以港澳为基地，在广东掀起“武装勤王”风潮；一面“曲为保全”，预留地步。

早在2月11日，清廷就命令李鸿章铲平康、梁在广东本籍祖坟，“以儆凶邪”。但是，李鸿章迟迟不动。3月26日，总署责问李鸿章：

“乎毁康逆坟墓一事，如何办理，迅速电复。”李鸿章当即复电总署说：“新党”在香港订做“勇衣”、“战裙”，“名为新党勤王，实欲袭城起事”，联系的“会目甚众”，筹集的“会银甚巨”。“惟虑激则生变，平毁康坟似宜稍缓筹办。”慈禧对李鸿章的态度颇为不满，常驻北京的李经述等闻讯后立即通报其父，说“内意甚忌‘新党勤王’四字”，“深以缓平坟一语为不然”。事实确系如此，慈禧怒斥李鸿章“语殊失当”，警告说“倘或瞻顾彷徨，反张逆焰，惟当李鸿章是问”。

李鸿章无奈，只得平毁康有为祖坟。不仅如此，李鸿章还暗中与康、梁书信往来。他在接到梁启超信后，曾请他的侄婿孙宝代复一书。李鸿章还特地“使人问讯”康有为。凡此种种，博得了康有为一分为二的评价：“公向来既无仇新党之心，而今日乃有显仇保皇之事，在名义则不正，在时势则非宜”；并终于软化了梁启超的强硬态度。4月12日，梁启超致函康有为说：“得省城不必除肥贼，但以之为傀儡最妙。”至于刘学询，他们还是坚持除治，不稍宽恕，认定“豚子不宰，我辈终无着手之地”，此事“与吾党绝大关系，虽多费亦当行之”。刘学询和李鸿章的地位与用处毕竟大不相同。

并且，就个人恩怨而言，康、梁与刘学询势不两立，因为刘学询一直自告奋勇充当谋杀康、梁的凶手，而康、梁与李鸿章之间关系的紧张与缓和，则主要取决于政治的需要。

所有的行动都必须要靠自己的判断来支配。李鸿章的某些判断，隐含着言外之言、意外之意。

1900年春夏，义和团运动在北京、天津、保定三角地带迅速高涨起来。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锋芒直指外国侵略者。外国驻华公使胁迫清政府扑灭义和团反帝怒火。清朝统治层从上到下，对义和团一直存在着“剿”与“抚”的分歧。洋务派认为“‘助清’者实为清忧，‘灭洋’者益增洋衅”。顽固派则表示“赞助”，企图控制、利用义和团，“扶保大清不坏”。凌驾于洋务派和顽固派之上的慈禧，在“剿”与“抚”之间摇摆不定。

面对这种局势，以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决定“布背水之阵，以求一战”。孙中山明确指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商议，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为此，孙中山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针，一面联络三合会等准备在广东发动起义，武装夺取政权；一面根据何启、陈少白的建议谋求与粤督李鸿章合作，争取两广独立。5月底6月初，“素与兴中会关系密切”并与香港总督卜力“甚为相得”的香港立法局议员何启，向中国日报社长陈少白献策，“借重香港总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而由孙中山“率兴中会员佐之”。陈少白深表赞同，立即函告孙中山。刘学询也闻风而动，对李鸿章说：如傅相有意罗织孙中山，他“可设法使即来粤听命”。李鸿章没有明确表态，只是“颔之”而已。于是，刘学询便写信给孙中山，说李鸿章“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孙中山虽然并不相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但却认为“此举设使有成，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试。”

其实，孙中山怀疑李鸿章是不无道理的。当时义和团尚未大批涌入京师，顽固派尚未左右朝局，八国联军尚未组成，香港总督卜力在外休假尚未介入。在这种形势下，说李鸿章“欲以粤省独立”，于理于势，均属虚妄。直至6月10日，即孙中山从横滨乘船赴香港的前1天，李鸿章在接到赫德来电之后，才感到“大局危甚”。

是日，赫德以“急密”电通知粤海关税务司庆丕，让其“立即往访李鸿章，向他说明此间局势极端严重，各国使馆都害怕受到攻击，并且认为中国政府即使不仇外，也无能为力，如果发生事故，或情况不迅速改善，定将引起大规模的联合干涉，大清帝国可能灭亡。……我请他电告慈禧太后，使馆的安全极为重要。对于所有建议采取敌对行动的人都应予驳斥。”庆丕接电后立即去见李鸿章，李鸿章“看了电报之后，很快就了解了整个局势”，并立即按照赫德的意见电奏清廷。次日，李鸿章致电盛宣怀哀叹“国事太乱，政出多门，鄙人何能为力”，请他续报朝局近况。在此之前，李鸿章企图罗织孙中山以消除武装起义的威胁是可能的，与之合作搞“粤省独立”，却只能是刘学询和何启的想法。当然刘、何的这种想法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广州和香港官绅急于防止变乱、安定秩序、维持既得权益的反映。

6月17日，孙中山偕杨衢云、郑士良及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等乘船抵达香港海面。李鸿章派曾广铨率“安澜”号兵轮来迎，邀请孙中山、杨衢云2人“过船开会”。这时，孙中山得到“香港同志报告，知李督尚无决心，其幕僚且有设阱诱捕孙、杨之计划，更有谓刘实为主谋者，故不欲冒险入粤”，仅派享有治外法权的宫崎、清藤幸七郎、内田良平三位日本友人代行赴会。当夜10点多钟，宫崎等3人被接至刘学询的公馆，即时与刘学询开始谈判，曾广铨担任翻译。谈判至次日凌晨3点结束，宫崎一行即时“乘暗夜回转香港”。

这次谈判事属机密，过后宫崎在撰写《三十三年之梦》时，还说“这一段情节有些像传奇小说，但事关他人秘密，至今不能明言，深觉遗憾。”据台湾学者吴相湘考证，宫崎等曾向刘学询表示：如果李鸿章确有诚意邀约孙中山参加广东独立工作，应该先做两件事，即保障孙中山的生命安全、借款6万元（一说10万元）。刘学询请示李鸿章后，声称“一切照办”，希望孙中山“早日前来共策进行”。这时孙中山为一种怀疑、戒备与希望交织的复合心态所萦绕。当谈判结束宫崎等人乘军舰返回进入香港港口时，孙中山的坐船“已经启碇，正向西贡开去”，宫崎等“挥帽呼叫也没有人回应”。这显然是为了防止突然变故而有意避离，除此而外似乎没有更合适的解释。但是他对谈判仍然抱有幻想，他在到达西贡之后立即致电刘学询探问谈判情况，并致函在香港的同志布置“分头办事”，即继续准备武装起义和策动李鸿章“两广独立”。

然而，这时全国的政局和李鸿章的处境却发生了重大变化。6月中旬，八国联军直趋北京，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奋起抵抗。清政府内部对内主“抚”对外主“战”的顽固派，压倒对内主“剿”对外主“和”的洋务派，慈禧倾向顽固派，并于6月21日对外宣战。慈禧和顽固派既想借助对外战争之名来躲过义和团锋芒的打击，利用义和团攻打使馆区，强迫各国公使同意废黜光绪，另立溥仪，“大事既成，……虽割地以赎前衍，亦所不恤”；又想在对外战争的幌子下，利用帝国主义的屠刀残杀义和团，把造反群众推入血泊之中。

作为洋务派要角、拥有地方实力、距离北京较远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在英国的策划下，经过盛宣怀的穿针引线，与列强实行所谓“东南互保”，竭力镇压群众反帝斗争。

时势的演变一下子把李鸿章推到举足轻重的地位，清廷先让他迅速来京，后又根据荣禄建议调他为直隶总督、议和全权大臣，与清廷政策柢牾的诸多督抚、将帅和官绅鼓噪什么消弭“内乱外衅”非李莫属。香港总督卜力也开始充当李鸿章与孙中山之间“诚实的掮客”。李鸿章的最后决择是让“两广独立”的把戏化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