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能活出自己的样子，即是成功者，否则为大败。一个人没有牢固的基础，是打不出自己的天下的。即使能偶获一点小小的成功，但在关键时刻也终会倒塌的。李鸿章秉承曾国藩的意见，兼收并蓄，从创建淮军开始突破人生，这是他精心打造自己霸业根基活出自己样子的开始。

李鸿章像在李鸿章的履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闯**天下，争打天下的勇气和气魄，由此可以说，他是一个强者，是一个铁腕人物。李鸿章是晚清一个关键性的枢纽式人物，他与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重臣的关系都相当密切，而且才识之大，令曾国藩、胡林翼都大为欣赏。

但由于大清的柔弱，李鸿章又签订了一个个象征失败的条约，此为国败，也为人败。

李鸿章在京师供职期间，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十分尖锐。中国人民在鸦片战争之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再加上旧的封建压迫，已经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广东、广西、湖南一带，受到鸦片战争的直接冲击，社会动**尤为剧烈。1851年终于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爆发了太平军农民大起义。1852年，太平军打出广西，进入湖南。1853年1月，一举攻克武汉三镇。2月，全军顺江东下，水陆并进，以疾风扫落叶之势，席卷东南，清军望风披靡，不战而溃。3月，攻占东南第一重镇南京，随即于此建都，改南京为天京，建立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与北京的清王朝封建政权相对峙。早在太平军初起时，清廷鉴于嘉庆年间因用团练政策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奏效，就屡次谕令各省在籍大官僚兴办地方团练，以补官军力量之不足。1852年，曾国藩奔母丧在籍，即被任命为湖南团练大臣。截至南京被太平军攻占，先后奉旨兴办团练的地方共10省，被任命为团练大臣者计有40多人。李鸿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奉旨离开京师，回原籍办理团练，从而走上强者之路。

李鸿章招募淮勇，乃系秉承曾国藩意旨。

曾国潘意在“创立淮勇新军”，“以济湘军之穷”。当时主要是打算解决战线延长和湘军兵力不足的矛盾。早在1860年8月曾国藩在《复奏统筹全局折》

中，就提出了编练淮勇问题。因为咸丰命都兴阿督办扬州军务，命令湖北派拨精兵即刻驰往。曾国藩认为“事多窒碍”，难以如愿，不如“用楚军之营制，练淮徐之勇丁”，切实可行。这可以说是筹议淮军的先声。1861年12月，曾国藩基于同样的考虑，让李鸿章招募淮勇，组建援沪之师。

李鸿章受命之后，考虑到“徒党星散”、“立时募练”困难重重，而庐州一带旧有团练较为强悍，自己对当地人情也较为熟悉，所以决定罗织并改编庐州一带旧有团练，组建淮军。他并没有返归故里，而是坐镇安庆，通过派人或通信等办法，征召庐州一带旧有团练。

这时张树声在安庆，他前往安庆可能与筹议淮军有关。据说，在合肥诸多团练中，张氏之团声势独隆，隐为盟主。一日张树声召集各圩团首密议，大家表示赞成，于是张树声致书李鸿章，表达投奔效力之意。

曾国藩看到这封信，甚为惊叹，公然把张树声比喻为渡江北伐匈奴的东晋名将祖逖，说“独立江北，今祖生也。”曾、李决定“创立湘勇新军”后，李鸿章特邀张树声前来面商一切，并请他转交致潘鼎新手书。张树声不仅自己募勇相从，而且还左提右挈，动员刘铭传等“各建旗鼓”。由于曾、李决定招募淮勇和庐州旧有团练上书请缨，双方一拍即合，因而仅仅两月之间，李鸿章就成军数营。1862年2月李鸿章所募淮勇陆续抵达安庆，其中有刘铭传的铭字营，张树声的树字营，潘鼎新的鼎字营，吴长庆的庆字营。铭、鼎两营出于庐州团练，曾随六安绅士李元华转战多年。树字营亦为庐州团练，原系李鸿章父亲旧部，其父死后改隶李元华。庆字营是由合肥西乡解先亮组织的，后为合肥知县英翰所收编，故称官团。英翰“主解圩，李（元华）与诸练首势不能容。英恃官威，李倚练众，日事抄掠。”李鸿章招募淮勇，采取兼收并蓄方针。据说，曾国藩一见张、潘、刘等人，就非常赏识，吹捧说，诸君均人杰也，今日相会，是上天的安排？已命令手下摆了几桌酒席，请诸君一同畅饮一番，一醉方休。他们在席次“畅谈用兵方略，规复计划，沆瀣相合，有如宿契。”除上述四营外，还有张遇春统带的春字营。张遇春原是李鸿章在皖北办理团练时的嫡系部将，后改隶湘军，从唐义训转战各地。李鸿章奉命招募淮勇，张遇春重归其节制。

李鸿章所募淮勇到安庆后，曾国藩“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淮勇章程，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2月22日，李鸿章移驻安庆北门城外营内，曾国藩亲临祝贺。李鸿章深知淮勇实力单薄，难当重任。他说：“敝部除张遇春一营外，均系新勇，战守难恃，远征异地，若无精兵宿将，立有覆败之虞”。因此，他恳请曾国藩调拨数营湘勇，以加强战斗力。曾国藩既害怕淮勇不堪一击，又打算凭借湘军榜样“为皖人之倡”，以陶铸淮勇风气，因而允其所请，陆续调拨湘勇八营，归其节制。其中有曾国藩亲兵两营，由韩正国统带，充任李鸿章亲兵；开字两营，借自曾国荃，由程学启统带，程系陈玉成部太平军叛徒，其部下多籍隶两淮；林字两营，由滕嗣林、滕嗣武统带，乃系江苏巡抚薛焕使之在湖南招募而来，原为4千人，经曾国藩裁至千人，编入淮军；熊字营由陈飞熊统带，垣字营由马先槐统带，均系奉曾氏之命在湖南所招，原备湘军部将陈士杰率领，随同鸿章援沪，因陈氏不愿前往，遂拨归淮军。

所有这些，就是淮军初创时期的基干队伍，共计13营，6千5百人。3月4日李鸿章陪同曾国藩检阅铭、鼎、树、庆和程学启、滕嗣林等营，标志着淮军正式建成。

李鸿章组建淮军，由于得到曾国藩的支持而较为顺利，但也并非没有遇到困难。其一曰军心不稳。据李鸿章幕僚周馥说：

“时人多以江北巢县下抵浦口，数百里皆粤贼，重重守御，南京尚未收复，虑事不济，先许戎者，临时多辞退。”其二曰缺乏统将。李鸿章供认：“各营官尚有可用之材，但无统将。楚中诸老虽相爱之甚，竟难以偏裨畀我。沅甫方伯终不欲东，俊臣（陈士杰）廉访以母老辞。独立无助，能不愧惧。”其三曰粮饷不继。李鸿章致函吴煦说：

“朝旨叠催起程，惟恐不速。弟亦急欲就道，无如水陆各军丝毫无可指之饷，行装难措，举步维艰。如蒙尊处分惠十余万金，发给弁勇一两月行粮，庶可早抵下游，共维全局。”他在写给李桓的信中表白自己“不得不专盼上海解济”的苦衷，然而“彼间屡逼寇警，商货顿滞，当事又摇摇欲动，辄无意迎馈我师，帅已两次具奏鸿章二月杪成行，其迟延之咎，固难独任矣。”

湘淮“本系一家，淮由湘出，尤有水源木本之谊。”因而湘军和淮军有着基本的一致性。其“营制饷糈皆同”。湘淮军改革绿营之制，略仿明代戚继光“束伍”成法，分营立哨。湘淮军“以召募易行伍”，以将帅自招的募兵制代替了兵权归于兵部的世兵制，从而改变了兵与将、军队与国家的关系。湘淮军以各级将领为中心，先设官，然后由官召兵。

后来，李鸿章对李宗羲说：“涤帅与弟，治军十余年，皆先选将，而后募营，其营哨须由统将自择，呼应较灵。”之所以“呼应较灵”，就是因为这种制度使统领、营官、哨官成了大帅的私属，而弁勇也成了营官、哨官的私兵，“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弁勇视营、哨，营、哨官视统领，统领视大帅”，全军只服从曾国藩或李鸿章，完全成了“曾家军”或“李家军”。其他省区的将帅固然指挥不了，就是清朝中央也休想直接调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