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是一个导演幕前幕后戏的“高手”，因为垂帘听政，掌握皇权，是慈禧追求的目标，可以讲这是一个大谋划。

某军机章京在《热河密札》中把太后钤印和八大臣赞襄政务的政治体制美化为“垂帘辅政，兼而有之”，似乎这一政治体制已经实现了太后垂帘听政了。

邓之诚也这样认为：“即已看折（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五日谕云，载垣等言臣系赞襄皇上，不能听命于皇太后，即请皇太后看折亦为多事），召见军机（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谕云，特召见载垣等八人）且以朱代笔（吴庆坻《焦廊脞录》一云，凡应用朱笔以印代之，母后用御赏印，印起；上用同道堂印，印讫），即无异垂帘。所不同者惟不召见外臣，擅行拦阻，是何必争，观董疏皆以别简亲王与垂帘并请，始悟所争在此不在彼矣。”就是说，两太后原先就已垂帘，政变所要解决的不是太后垂帘的问题，而是别简亲王辅政。

两宫太后真的原先就实现了垂帘吗？不是的。垂帘与否不是看形式，而是看实质，即看权力真正掌握在谁的手里。当时的权力完全控制在八大臣手中，两太后只是钤印的傀儡而已。两太后只有垂帘之名，而无听政之实。因此，既不是什么“兼而有之”，也不是什么“无异垂帘”，而是八大臣代行皇权。对这种被人操纵、任人摆布的政治体制，两宫太后，尤其是慈禧，是极不满意的。她们想实行控握皇权的真正的垂帘听政。

慈禧借董元醇上疏之机做了顽强的抗争。但由于她们驻跸热河，远离京师，处在肃党包围之中，孤儿寡母，身单力薄，斗不过八大臣，不得不暂时屈从。但是，她们须臾不曾忘记静待时机，以求一逞。

此时，在恭亲王奕的策划下，统带重兵的胜保和资深重臣大学士贾桢等各上一奏折。九月二十八日胜保上一《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简近支亲王辅政折》内称“为今之计，非请太后亲理万机，召对群臣，无以通下情而正国体；非别简近支亲王佐理庶务，尽心匡弼，不足以振纲纪而顺人心。”九月三十日，大学士贾桢、大学士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上一《奏请皇太后亲操政权以振纲纪折》，内称：“为今计之，正宜皇太后敷中宫之德化，操出治之威权，使臣工有所禀承，命令有所咨决，不居垂帘之虚名，而收听政之实效。”

一外一内，一武一文，内外结合，文武兼备，造成了中外臣工共同吁请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声势。

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两宫太后借皇帝名义于贾桢等上疏的同日向内阁明发一上谕：

本日据贾桢、周祖培、沈兆霖、赵光奏政权请操之自上并皇太后召见臣工礼节及一切办事章程，请饬廷臣会议，并据胜保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另简近支亲王辅政各一折。著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应如何酌古准今，折衷定议之处，即行妥议以闻。钦此。

就是说，慈禧正式谕令王、大臣会议商定如何垂帘听政，并把结果据实速报。

十月五日，大学士周祖培以原肃顺所拟年号“祺祥”二字，意义重复为由，上奏请改年号。周祖培初改为“熙隆”或“乾熙”，最后议政王、军机大臣共同议定“同治”二字，奏上，奉懿旨允行。“同治”今含有两宫太后共同治理大清天下之意。《慈禧外纪》说：“（慈禧）太后读书较多，知此二字不佳，意欲人人永忘载垣僭乱之事，遂取‘同治’二字，盖欲靖逆谋，求治安也”说的有道理。

关于如何垂帘，王、大臣们绞尽脑汁，商议再三，御史杨秉璋等亦分别试拟垂帘章程，上奏慈禧，但慈禧总是不满意。王、大臣们逐渐猜摩到了慈禧是想“集大权于一身”。但是臣工议拟章程则不能不顾及前史往例及二百余年清代祖制的基本精神，他们无形中受到历史框框的约束。慈禧看到垂帘章程难产，干脆以皇帝名义明发内阁两道上谕，明确点出垂帘听政章程的要点，旨令臣工们照办。

这两道谕旨的主题是“皇太后躬亲裁制”。谕旨对处理中外一切章奏做了严格的规定，按步进行。

第一步是慈览：一切中外章奏，均首先呈递两宫太后慈览。

第二步是详议：慈览后发交议政王、军机大臣详议。

第三步是请拟：当日召见时，两宫太后代表幼帝就谕旨内容发出具体指示。

第四步是缮拟：根据请谕的内容，议政王、军机大臣缮拟谕旨。

第五步是阅定：谕旨拟后的次日经两宫太后阅读审定。

第六步是颁发：阅定后发至内阁。

两宫太后把上谕颁发权紧紧控制在手中。吴相湘说：“是与之缮拟，折疏之批阅，皆有规定矣。”很明显，这不是个简单的程序问题，实质是大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这两道谕旨使王、大臣们体会到了垂帘章程通过的关键，是一切大权都要集中在两宫太后身上。这是慈禧的不容置疑的最后意见。如不照此办理，垂帘章程是通不过的。但他们又议了十余日，最后总算议妥。十月十六日以礼亲王世铎领衔奏上会议决定的垂帘章程十一条。

奏上，慈禧很满意，立发懿旨：“依议行。”同时，又以皇帝名义明发上谕，文内引两宫皇太后懿旨：“据王大臣等所议，详加披阅，援据章典，酌斟妥善，著即依行。垂帘之举，本非意所乐为。惟以时事多难，该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禀承，是以姑允所请，以期措施克当，共济艰难，一俟典学有成，即行归政，王大臣仍当届时具奏番归旧制。钦此。”

慈禧日思夜想的就是垂帘听政。但是在这里她又忸怩作态地说：“垂帘之举本非意所乐为”，真是虚伪至极。

在这之前，十月初九日，幼帝在太和殿举行登极大典。头戴小皇冠，身穿小龙袍的年仅6岁的小皇帝同治帝，在亮闪闪的朱红漆镀金的御座上即位，响鞭齐鸣，颁行传位遗诏。王公百官行三跪九叩礼完毕，礼部奉诏到天安门宣读，布告天下。

十一月初一日（12月2日），举行垂帘听政仪式，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这一天，天清气郎，阳光明媚。养心殿布置一新，金光耀眼。大殿正中高悬先祖雍正帝御书的“中正仁和”匾额。此殿自雍正帝始，便成为皇帝寝兴常临之所，一切日常政务，如批章阅本，召对引见，宣谕筹画，均在此进行。

小皇帝载淳怀着童稚的好奇心端坐在宽大的大红宝座上。其前设御案，其后设八篇精致的黄色纱屏，纱屏后设御案，透过纱屏，清晰可见左边坐着神态安祥的慈安太后，右边坐着志满意得的慈禧太后。

养心殿外，王公大臣们翎顶辉煌，袍褂灿烂，态度庄重，举止谨慎。议政王、首席军机大臣奕带领内廷诸臣及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在养心殿前向皇帝和两宫太后行礼。然后奕稳步走入殿内，立在皇帝御案左侧。王公大臣如有章奏，由奕捧至卿案上，仪式结束。自此，清代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第一次垂帘听政便宣告开始了。

慈禧的成功，可以说是历代宫廷斗争的经典之作。慈禧作为一介女流，发动了这场夺权斗争，更让人惊叹和回味。起初，慈禧也只不过是数不清的后宫佳丽中的一个平常女子，加上封建礼制的严厉约束，慈禧所能活动的空间非常狭小，但这一切并没有也不可能阻挡她的政治雄心。她首先是利用自己作为女人仅有的一点本钱——美色和温情，博取了咸丰皇帝的宠爱。有了皇上这一坚实的靠山，便开始在宫中广布耳目，朝廷大小事情和各色面孔的来龙去脉摸得一清二楚。当她预感到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必将到来，而自己的力量又十分微薄之时，她不动声色地把另一位很有份量的女子——慈安太后拉入自己的阵营，并与另一实力派人物——奕一拍即合。事实上，在战斗还没有打响之前，胜券已握在慈禧手中了。可以看出，慈禧在宫廷中的沟通脉络是非常清晰明快的，而她的人际沟通策略只有一个字——守。

慈安太后是个没有野心的女子，文化水平不高，智力一般，对政治也不大感兴趣。而慈禧太后则相反，她善于学习，敢于任事，工于心计，巧于声色，是个有很大政治野心的女子。她们，主要是慈禧，给了奕以议政王的头衔，这是一大政治发明。细细品味，这议政王一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议政，不是摄政，也不是辅政。

胜保在奏章中提到了周公和多尔衮。他设想以此作为将来政治体制的模式。他想象的奕就该是周公，是多尔衮。

周公是谁？周国原是商王朝的在陕西中部的小诸侯国。周文王姬昌时开始强大起来。周文王死，其子姬发即位，号周武王。

周武王在其弟周公姬旦的襄助下更加强盛。武王死，其幼子周成王诵即位，周公辅佐。这时被打败的纣王武庚，串通周武王之弟管叔、蔡叔、堆叔发动叛乱，周公平定了叛乱。但他本人始终处于辅佐的地位，史称美谈。

那么，多尔衮呢？清太宗皇太极死，他的第九个儿子福临即位，郑亲王济尔哈郎和睿亲王多尔衮任辅政王。福临，即顺治帝，由这两位皇叔辅佐，后来，多尔衮施展权术排挤掉了济尔哈郎，他独任摄政王。他骄横狂妄，又自命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和皇父摄政王。大权独揽，侵夺皇权。但他于38岁时突然死去。顺治帝亲政后，很快下一谕旨，剥夺了多尔衮生前的所有称号。

顺治帝考虑到这点，他死时便指定8岁的康熙帝由四位元老重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为辅政大臣。

“摄”含代理之意，摄政即代理皇帝执政，摄政王代替皇帝自行处理国家大事。摄政王位高权重，如多尔衮，严重侵犯皇权。因此，胜保所说的“本朝摄政王之辅世祖”，即多尔衮辅清世祖顺治帝，认为是值得仿效的政体模式，并不合要集皇权于一身的慈禧的本意。

“摄”政不行，辅政是否可行呢？如孝庄太皇太后、幼帝康熙和四大臣的政体形式呢？这种形式比之前者当然是有利于皇权的保护的。但是也有弊端，就是辅政大臣易生野心。鳌拜就是一例，他野心勃勃，陷害苏克萨哈，大权独揽，直到康熙帝智擒鳌拜后，皇权才又收回。

慈禧对辅政形式之不满又生于她的切身体会。咸丰帝遗命的八位王大臣代行皇权，使她处于无权无势的地步，八大臣完全剥夺了皇权。

为此，她既不赞成代行皇权的摄政，也不赞成辅佐君主的辅政，而坚持要大权独揽听政，让恭亲王具有的只是参与政见的议政。当然，奕所想象的是“希冀垂帘之名，而实权归己，”。这只能是一厢情愿，慈禧太后是不能答应的。《剑桥中国晚清史》

说：“叶赫那拉氏设法保持了皇太后对诏书和钦命的最后决定权。她们不但掌握御玺，而且还在幼帝面前召集所有文武大员听政，也就是行使摄政权。”慈禧取得了代替皇帝执政的权力。《晚清宫廷实纪》说：“若谓辛酉政变之结果，为慈禧太后独握政权，固无不可也。”这是实情。

自此以后，中国便开始了慈禧的长达48年的统治。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她会成为牢牢控制中国最高统治大权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