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虚实是弄权者惯用的手段,这样可以迷惑人。慈禧怎么做呢?就在咸丰帝的灵柩启行回京时,临行时内廷各妃嫔来到两宫太后前辞行,慈禧还凄凄惨惨、哀哀切切、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以麻痹肃顺等人,从而得以“志得心满”。
皇驾归期在即,奕在紧张地准备着。热河的肃顺看轻了奕党人。有一次,他对军机章京曹毓瑛说:“若所行事,我审之稔矣。回銮后再究其是非可耳。”即是说,等回京后再找你算账。曹毓瑛表面服从,但“暗以诸人骄蹇状报”,奕得到情报后,立即在军事上做了部署。他把两宫太后的旨意密传给了步军统领仁寿、神机营都统德木楚克札布及前护军统领存诚、恒祺。同时,发出密信,告胜保迎驾。又密示钦差大臣袁甲三、陕西巡抚瑛在吊唁折中,写上“两宫听政同篡先帝遗烈”的话。肃顺等阅后感到得到了封疆大吏的支持,愈发“心满志得”。
顾命八大臣以为大权在握,处在控握全国最高领导权的狂热的兴奋之中,弹冠相庆,互道珍摄。他们认为“事势大局已定,似不致另生枝节”,“循此不改,且有蒸蒸日上之势”。这虽是肃顺一党的某军机章京密札里的话,足可以代表肃顺党人的观点。这说明他们对整个局势缺乏足够的分析。当然,他们之中的某些人也有不同。如郑亲王端华“有郁郁意”,对形势有忧虑感。杜翰也在致王祖源信中说:“默考时局,变故正多。”他担心会出现汉代吕后、唐代武则天式的女强权人物。不过,他们不起主导作用,起主导作用的肃顺却轻视政敌,这就为他们遭到突然袭击埋下了祸根。
九月二十三日(10月26日),咸丰帝的灵柩启行回京。临行之前,内廷各妃嫔来到两宫太后前辞行。两宫太后流着眼泪说道:“若曹幸自脱,我母子未知命在何处,得还京师相见否?”凄凄惨惨,哀哀切切,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她们感到前途险恶,吉凶未卜。
回程的队伍分两路。一路是两宫太后和幼帝的队伍,由间道先行,载垣、端华、景寿、穆荫各大臣扈从;另一路是梓宫队伍,自大路后发,由肃顺、仁寿、奕,陈孚恩、宁晋等扈从。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负有监视肃顺的使命。这样安排对两宫太后是非常有利的,为她们适时发动政变创造了难得的契机。《十叶野闻》记道:“时慈禧既得慈安之助力,而亲恭王等之强有力者,知势已占胜,遂命舁帝榇启行,疾趋京师,欲先一日抵京,发肃顺等之罪。”看起来,先一日到达京师,是慈禧太后的主意。
当天,早晨行启灵礼。两宫太后和幼帝到梓宫前奠酒。辰时(早7—9时),两宫太后和幼帝目送梓宫出热河行宫的丽正门,然后乘轿至喀拉河屯传膳,稍坐一会,等梓宫至芦殿,升服,幼帝乘轿至梓宫前奠奶茶。启灵礼后,这一路就急匆匆地往北京出发了。
两宫太后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路上并不平静。据说,肃顺怕慈禧先到京师于己不利,曾密令怡亲王载垣的侍卫兵护送后妃途中,将慈禧等“杀之”。但是,胜保的迎驾,以及“荣禄以兵队至,预防其变,肃顺等遂不敢动”。
经五天行程,于二十八日,两宫太后和幼帝一行抵达京郊石槽,立即“召见恭王”。
二十九日未正一刻(13—15时),慈安太后同幼帝同乘黑布轿在前,慈禧太后单乘黑布轿在后到达北京德胜门外。留京的全体文武大臣,均身着缟素,翻穿珠补褂先期排班在道边跪迎。心事重重的两宫太后在接受了他们的请安之后,便急速入城回宫,未及休息,于昨日召对后又迫不及待地单独召见奕。《翁文恭公日记》特加一笔:“恭邸前日昨日均召对。”这两次召见,两宫及奕共同分析了政治形势,沟通了双方信息,商议了政变步骤,敲定了发动时间,其中心议题是如何抓住战机,突然出击。
三十日(11月2日),两宫太后召见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周祖培、贾桢,侍郎文祥等。这些大臣都是奕党人。两宫太后边痛哭流涕,边“缕述三奸欺藐之状”。《翁文恭公日记》记道:“闻周相国(按指周祖培)昨日召对时,两宫历数载垣、端华、肃顺三人种种欺罔跋扈状,真堪发指。”这说明,依照与奕商定的计划,两宫首先发难,表明政治态度,矛头直指顾命八大臣,尤其为首的载垣、端华和肃顺等三人。
周祖培老谋深算,此时已得到奕的“讽示”,心中有数,便直言奏道:“何不重治其罪?”
北京中南海瀛台涵元殿光绪帝“百日维新”失败后被慈禧太后囚禁于此。
两宫太后明知故问:“彼为赞襄王大臣,可径予治罪乎?”
周祖培立上一计:“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问。”
两宫太后心想,正合吾意,急答:“善。”
这时,两宫太后便拿出由奕于九月十八日在热河拟就的谕旨,交给奕,当众宣示,全文如下:
“咸丰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谕王公百官等: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画乖方所致。载垣等复不能尽心和议,徒以诱获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实圣心万不得已之苦衷也。嗣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等,将各国应办事宜妥为经理,都城内外安谧如常,皇考屡召王、大臣议回銮之旨,而载垣、端华、肃顺朋比为奸,总以外国情形反覆,力排众论。皇考宵旰焦劳,更兼口外严寒,以致圣体违和,竟于本年七月十七日龙驭上宾。朕抢地呼天,五内如焚。追思载垣等从前蒙蔽之罪,非朕一人痛恨,实天下臣民所痛恨者也。朕御极之初,即欲重治其罪。惟思伊等系顾命之臣,故暂行宽免,以观后效。孰意八月十一日,朕召见载垣等八人,因御史董元醇敬陈管见一折,内称,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俟数年后朕能亲裁庶务,再行归政;又请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辅弼;又请在大臣中简派一二人,充朕师傅之任。以上三端,深合朕意。虽我朝向无皇太后垂帘之仪,朕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惟以国计民生为念,岂能拘守常例?此所谓事贵从权。特面谕载垣等,著照所请传旨,该王、大臣奏对时,哓哓置辩,已无人臣之礼,拟旨时又阳奉阴违,擅自改写,作为朕旨颁行,是诚何心?且载垣等每以不敢专擅为词,此非专擅之实迹乎?总因朕冲龄,皇太后不能深悉国事,任伊等欺蒙,能尽欺天下乎?此皆伊等辜负皇考深恩,朕若再事姑容,何以仰对在天之灵?又何以服天下公论?载垣、端华、肃顺著即解任,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著退出军机处。派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伊等应得之咎,分别轻重,按律秉公具奏。至皇太后应如何垂帘之仪,著一并会议具奏。特谕。钦此。”
这道谕旨实是两层意思。第一层是解除赞襄政务王大臣的职务。为此,宣布了他们的三大罪状:(一)筹画乖方,失信各国,咸丰帝被迫巡幸热河;(二)三奸交结,为阻回銮,致使咸丰帝圣体违和,龙驭上宾;(三)阳奉阴违,擅改谕旨,反对垂帘。因此,将载垣、端华、肃顺解任,命景寿等五人退出军机处。第二层是命奕会议两宫太后如何垂帘。谕旨已明白宣布“虽我朝向无皇太后垂帘之仪”,但是“岂能拘守常例”?强调“事贵从权”,即要面对现实,规矩是人制定的。老祖宗没有这样做,不等于我慈禧不能做。
谕旨是在赞襄政务王大臣不在场的情况下宣布的。刚宣读完,载垣、端华就闯入宫内,一见奕等王大臣都在内,颇感意外,大声质问道:“外廷臣子,何得擅入?”奕冷静地答道:“皇上有诏。”载垣、端华竟然说两宫太后“不应召见”奕等。两宫太后极为愤怒,立命传下另一谕旨,当然,这都是事先准备好了的,谕旨如下:
“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奉上谕:前因载垣、端华、肃顺等三人种种跋扈不臣,朕于热河行官命醇郡王奕缮就谕旨,将载垣等三人解任。兹于本日特旨召见恭亲王,带同大学士桂良、周祖培,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乃载垣等肆言不应召见外臣,擅行拦阻。其肆无忌惮,何所底止!前旨仅于解任,实不足以蔽辜。著恭亲王奕、桂良、周祖培、文祥即行传旨: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问,交宗人府会同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严行议罪。钦此。”
因阻拦两宫太后召见,而罪加一等,由原来的解任而升为夺去爵职拿问,并交宗人府严行议罪。
恭王捧诏宣示,载垣、端华二人厉声质问:“我辈未入,诏从何来?”恭王将头轻轻一摆,示意侍卫将他们二人拿下。二人大声喝道:“谁敢者!”侍卫数人上前摘去二人冠带,拥出隆宗门,他们还看随从和肩舆在不在,人家告诉他们早就驱散了。二人知道大势已去,被押在了宗人府。
事不宜迟,与此同时,又下道谕旨:
“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奉旨:著派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将肃顺即行拿问,酌派妥员押解来京,交宗人府听候议罪。钦此。”
肃顺护送梓宫的队伍慢悠悠地才走到密云县。监视肃顺的仁寿和奕在接到谕旨后,连夜率兵砸毁大门闯入院内,听到肃顺在卧室内的詈骂声,又毁其卧室门,见肃顺正拥两个小妾在**,就将肃顺捆将起来,肃顺骂道:“悔不早治此贱婢!”把肃顺也押在了宗人府。肃顺看到载垣、端华,瞪大眼睛斥责道:“若早从吾言,何至有今日!”二人说:“事已至此,复何言!”载垣埋怨端华道:“吾人罪名,皆听汝言成之。”肃顺早就策划去掉慈禧,但二人不同意。结果被慈禧所算计。吴相湘评道:“是肃顺早有去慈禧之计,未及行,而为人先所乘耶。”
两宫,主要是慈禧,和奕发动的这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暂告结束,她们和他胜利了。其胜利有种种客观因素,但从主观上讲,行动之神速,策划之周密,间不容发,急如闪电,“尤有疾雷不及掩耳之势”,则是起了重大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