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与“露”的关系，不是理论上就能讲清楚的，必须与实际个案结合起来，方可明白。对和来说，他渴望时时露出自己的权威，以显示自己的力量。这种欲望的强烈成了他活着的一口气。

和自得乾隆赏识之后，朝中的大臣有很多对他已经不敢轻慢，执礼甚恭。可是，也有一部分人，因认为和出身发迹不由正途，只是靠讨好君王才得以荣显，实在看来是不足为道的。中国文化中向来有“道”比“势”尊的传统，特别是有些读书人自以为是“道”的继承者、弘扬者，可以根据“道”与人君的“势”相抗衡，对于和自然是不放在眼里了。与和相处的时候，言语中常带讽刺，常以弄臣视之，和对此大为恼火。

一次，江西巡抚海成来京述职，到了军机处，和所有的人打千作揖，惟独在和面前昂首挺胸、不理不睬，而且说道：“没想到几日之间军机大臣又多了一个，有人坐了冲天的爆竹了，能耐大得很哪。”说此话的时候，还故意让和听到。并且，越说越离谱，竟对和的长相进行侮辱。和当时并未发作，但决心要杀下海成的气焰。

和宅中有夹壁墙之房（今葆光室）。

乾隆时盛行的文字狱给了和打击海成的机会。

这海成对收缴“禁书”本来也十分卖力，一年竟收缴八千余部，还说“尚不能一时尽净”，要继续尽力罗掘购求，因而得到乾隆的嘉奖。但他没有想到，由于《字贯》

一书，险些丢了性命。

《字贯》的作者王锡侯，本名王侯，因怕自己的名字犯忌讳遂改名锡侯。38岁中举，后屡次会试都名落孙山，于是杜绝了入仕之心，发奋著书。在乾隆四十年，王锡侯所著的《字贯》刊行面世。这是他花费了17年心血著就的一本书，分为天、地、人、物四类，是一部简明的字典。他在序中说：“天下字贯穿极难，诗韵不下万字，学者尚多识而不知用。今《康熙字典》增加到四万六千多字，学者查此遗彼，举一漏十，每每苦于终篇掩卷而茫然。”他著这部书就是为了能够将天下字贯通联系，使学者能够举一反三，便于查找。

书刊出之后，被王锡侯的同乡将此书以诬蔑贬低圣祖康熙帝的名义告官。经办此案的海成认为王锡侯是狂妄不法，便奏请先革去其举人，再审拟定罪。乾隆阅过该书，并未在意，遂将此事暂时搁在一边。

书辗转落到和手中，他在《字贯》序文后“凡例”中看到圣祖、世宗的庙讳及乾隆的御名字样同其他的字同样悉数开列出来，不禁大喜，立即向乾隆呈递了奏折，参奏这本书。乾隆一听说书中竟如此大逆不道，对皇帝的名字不加避讳，“非常动气”，下令把王锡侯处斩，子孙六人处死，全家21人缘坐，并痛斥海成办事不利，革去他的职务交刑部治罪。和轻而易举地就把轻慢、侮辱自己的海成送上了断头台。

不久，又一桩更大的文字狱，落到了和手里。

扬州府东台县原有书生名叫徐述夔，原名赓雅，字孝文，乾隆三年的举人，曾任过知县。此人自恃才高，加上读了一些吕留良等明末遗民的著作，经常对清朝流露出不满的情绪；整日吟诗，表达自己对逝去的明朝生活的向往，诗中有“江北久无干净土”、“旧日天心原梦梦，近来世事并非非”等类似句子。他在世之时，幸好这些诗句流播不广，才没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及至他去逝之后，他的儿子徐怀祖把他的诗作集成《一柱楼诗》刊印发行。

徐怀祖于乾隆四十二年病故，他的两个儿子徐食田、徐食书在与他人进行田地买卖的时候发生纠纷，被人以揭发《一柱楼诗》相要挟。徐食田、徐食书竟然想到与其被别人揭发出来，不如自己去官府自首，也许可以免罪，于是两人把《一柱楼诗》和祖父的手稿全都献出交到了县衙。正值刘墉出任江苏学政，得知这件事后，认为诗中确实有大逆不道成分，急忙给皇上写了奏折，乾隆看罢，把诗集交与和。和既想把这功劳从刘墉手中抢夺过来，又想借机再给朝中的进士出身的官员一点威慑，于是仔细地翻阅这本诗集，终于找到了“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的句子，就向乾隆启奏道：“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其意甚明，是诬蔑清朝的统治者是胡儿，要迎回大明天子，推翻清朝统治。“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说的是同样的意思，期望明王朝能振翅高飞，一举推翻满清的都城。

乾隆觉得和言之有理，就把这件案子交给和处理。案情并没有什么复杂之处，不久，和就将全案查清，向乾隆报告，请求乾隆批示如何惩处，乾隆颁旨道：

“‘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等句，显寓欲复兴明朝之意，徐述夔大逆不道，鞭尸枭首，其子徐怀祖，刊刻其父逆书，戮尸枭首，其孙徐食田、徐食书藏匿其祖逆书，拟斩。”对徐氏一家加以严惩，连早已入土的死人也不放过，刘墉和和因忠心可鉴，查案有功，都得奖励。和不久就得以总理行营事务，授御前大臣，补镶蓝旗满洲都统。

和的上述行为，不但赢得了乾隆进一步的信任，而且打击了政敌，显示了权威，使得朝中科举出身的官员也不敢再轻视他。文人都有写诗吟唱的习惯，不知哪天自己的诗作会落在和手中招来灭顶之灾，所以再也不敢对和说三道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