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无法确立人生方向，必定会走弯路、走险路，从而丧失一次一次成功的机遇。就和而言，其人生的大败就是一个引人思考的重要话题。他为了不走弯路、不走险路，想法设方去规划自己的人生方向。但是却神不知鬼不觉地走了弯路、走了险路。

和三岁丧母，十岁丧父，不得不独自面对人生的磨难。也许正是这些在少年时期所经受的磨难激发了他奋发向上的潜力。

和少年勤奋；苦读诗书，不仅熟读《四书》、《五经》、诗词佳作，还熟练掌握了满文、汉文、蒙文、藏文，相当于现代攻读与掌握了三国外语；当时，许多八旗子弟连满文都无法熟练。他还练就了堪称一流的书法与绘画，其中他所经受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和每天都在捕捉朝中每一信息，推演其中蕴涵道理。

和除咸安宫学的各个学科外，自己又加了两科：搜集乾隆的诗作文章，刻苦模仿乾隆的字体，对乾隆的御制诗文无不熟记于心，终日揣摩皇帝的内心世界。当时名满天下的袁枚就曾称赞和兄弟说：“少小闻诗礼，通候及冠军。弯弓朱雁落，健笔李摩云。”在他笔下，和俨然是一个文武全才的人。

和为人面部缺乏表情，但心中总有一本算人、坑人的帐。一旦机会来了，和弄权则最能把握这种机会，陷人于不幸。

和的弄权虽称不上架空皇帝，但他恃皇帝之宠信，确实可以操揽大权，行一己之私。可见，做人不能在邪乎的事情求利益，一定要有一颗清醒的脑袋，堂堂正正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好人。

和能够在窘迫、贫寒的家境中脱颖而出，以至于权倾朝野，富可敌国，与他很早就立下志向是分不开的。

和在少年时期所经历的苦难、所遭受的歧视与侮辱没有使他就此消沉下去，反而激起了他出人头地的强烈欲望。

咸安宫官学是京城最好的学校，也是官僚大臣子弟聚集的学校，入读的大多是家境殷实的八旗子弟或是内务府子弟。这些人倚仗着父祖的富有和权力，宝马轻裘、骄横拔扈。贫寒好学的和兄弟，虽然天资聪颖，才智过人，却屡屡遭人歧视、侮辱。

有一次，一位大员的儿子写了一首嘲讽老师的诗，却说是和作的。恼羞成怒的教师不容和分辩就抄起戒尺一通乱打。和知道，像这样的教师只敢在他这等学生身上发泄怒火，却无论如何不敢招惹大员的儿子。戒尺打在和的身上，也打在了他的心上，更加激发了他一定要出人头地的愿望。

和从自己四处告贷的经历中，从赖五、保定知府和这名教师对自己的侮辱中深深地体会到，在这样的社会中，最重要的就是权力和金钱。只有拥有这两样，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才能尽情地享受人生，才能让那些势利的人们屈从奉承自己。

和在自己的亲身体验中，感觉到了儒家传统的这种软弱。如果他曾经在官学中读过《韩非子》的话，他一定会被其中直面现实的语句打动，会心地一笑，虽然这笑容中会包含着几分不可示人的东西。

咸安宫官学里的同窗都是些骄横跋扈的八旗子弟，和在他们中间感受不到半点温情。他明白，他们毕竟还没有针锋相对的利益冲突，他将要步入的仕途，只会比官学中更加黑暗、凶险。于是，他有意地在他们中间训练自己的涵养和忍耐。对无端的欺侮和挑衅视而不见，喜怒也渐渐不形于色，脸上始终保持着温和的表情，没有人知道他的温和下面究竟在想些什么。

他还每每细心地观察着老师们的一言一行，在他们面前试验自己的洞察力和谄媚讨好的手段。他努力从老师们的举手投足中去发掘他们内心的隐密。不久，他就发现这些表面上道貌岸然、才高八斗的翰林学者，骨子里却同俗人一样畏琐、狭隘。他们互相瞧不起，常常会幸灾乐祸、刻意逢迎，金钱和权力在这里同样是畅行无阻的保证。

和18岁那年，即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由官学中毕业，承袭了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他不只是具备了成功所需要的学识，更是拥有了在漫漫仕途中游刃有余的成熟和技巧。

从此，权力和金钱就成了和生命中最重要的目标。

为了得到权力，他刻苦攻读，处心积虑，想尽一切办法去接近皇帝，不惜一切地阿谀奉承，曲意逢迎，讨得了乾隆的欢心，以罕见的速度一路攀升，终于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他几乎掌握过大清王朝所有有实权的职位，国家的人事权、财权、军权、文化教育大权、民族事务及外交大权都直接控制在他的手中，以致于朝鲜使者和英国使者都把他当成二皇帝。

对于金钱，和更是显示出了绝无仅有的贪婪，他对金钱的执着几乎是变态的。他被嘉庆帝查抄时的财产，据野史传说相当于他执政20年间整个大清帝国财政收入总和的一半还要多；据史学家考证，也相当于乾隆朝廷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强，堪称当时的世界首富。

纵观和的一生，他从未对自己少年时立下的志向有过一丝一毫的动摇，也可以说得上是矢志不渝了。这也许是人对权力和金钱的追求因为欲望的驱使更容易持守，但和为实现目标而作的种种努力与忍耐、付出的种种艰辛，对我们或许也不无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