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对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计策。人生有大计，有小计，大计求势，小计求利。吴三桂的计策是高明，还是笨拙，自然有人早已洞察清楚了。因此，吴三桂的出路越来越窄。

吴三桂镇守云贵，他的愿望是长期镇守云贵。

吴三桂的愿望如此，然而，他对朝廷有朝一日改变政策不无担心。在洪承畴离云南时，吴三桂曾密求固守之法，已透露了他的心事。吴三桂并非一介武夫，他对历史颇为熟悉，像“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一类的惨剧，他应该有所记忆。历代许多王朝，往往在取得了全国的统治权后，大肆屠戮功臣宿将。这就如打猎一样，鸟打尽了，再好的弓箭也没用了；抓到了兔子，猎狗就成了多余，不如与兔子一起杀掉吃肉。吴三桂一想到这一幕幕惨剧，不能不心有余悸。因此，他“怀‘藏弓烹狗’的虑深”，极力保住兵权，掌握军队，以图自固，才不致被任意宰割。

吴三桂对朝廷的疑虑不是杞人忧天。

朝廷把吴三桂的两营部分将官调离云南，以便分散吴三桂的势力。

康熙五年二月，朝廷又进一步采取组织措施，再次削弱三桂的“忠勇”、“义勇”的军事实力。以增设云南开化镇总兵官为名，裁去“忠勇”中营总兵官缺，所属官兵，归并到开化镇统辖，其总兵官由原“忠勇”左营总兵官高起隆出任，并调“忠勇”中营总兵官马宝任曲寻、武??总兵官。

几经朝廷调动，吴三桂所建的“忠勇”与“义勇”两营已属有名无实。

在朝廷采取某些组织措施时，特别是傅弘烈等人直书吴三桂有“异志”时，已引起吴三桂的严重不安。

吴三桂手下有个浙江人，叫吕黍子，他献策说：“亲王权尊势重，致使傅（弘烈）、李（棠）敢于参劾。何不营造园、亭，多买歌童舞女，日夜欢娱，使朝廷勿疑。”

吕黍子用的是古人的韬晦之计。就拿刘备来说吧，当年他寄篱曹操之下，惟恐志向被曹操识破，便装得整天无所事事，以侍弄园田自娱。吕黍子让吴三桂追欢逐乐，既符合他的愿望，又避去朝廷的怀疑，何乐而不为！吴三桂感到此策甚好，欣然接受。

吴三桂明白，光是追欢逐乐还不足以释去朝廷之疑，还必须采取实际步骤，拿出行动来。至关重要的莫过于军队，朝廷对此疑心最大，已屡次讨论要裁减他的部队。于是，他适时地提出裁减军队，力图变被动为主动。至康熙四年五月，在平定水西、乌蒙之后，吴三桂立即请求朝廷，将云南的额兵进行裁汰。他计划裁去额兵七千二百名，其中将一千八百名兵士调到广罗、蒙景两镇和云州、马龙两营，实裁兵士五千四百名。应裁将官，除总兵官以下将领另行改任外，实裁将领副将一员、参将一员、游击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吴三桂还要求，把他的“忠勇”等五营全部裁去。他要求裁军，正符合朝廷的本意。兵部讨论了他的奏疏，立即表示同意，圣祖批复照准。

吴三桂自请裁去了五千余名士兵，不过是做出了一个姿态，对他的实力还构不成根本损害。

正当朝廷不时以疑虑的目光注视云南时，又发生了有人给吴三桂“上血书”的事件。上书的人，名叫查如龙，他原是南明弘光正权某部的官员，后流落江湖，以反清复明为己志，到处活动。至康熙初年，他伪造全国各省总督、巡抚、提督的书信，其官封、印信、花押、图章，非常逼真，令人很难识破。他伪造的信中，都有“联络声气，共图举事，恢复中原”的内容。他把这些伪信汇为一岫，携带身上，前往云南。他宿于离昆明不远的一座寺庙中，咬破食指，给吴三桂写了一封血书，大意是：

天下督抚提镇及朝中大臣，皆有同心，待王为盟津之会（武王伐纣，会八百诸侯于河南孟津渡口）。大王，您是华人，当年之事（指吴降清），出于不得已。今天下之机杼把握在王的手里，王如果出兵以临中原，天下响应，此千古一大时机啊！

查如龙写好血书，托付一个侍童送到三桂王府，他企图让人们都知道这封信，给吴三桂施加压力，造成迫使他不得不从之势。侍童到了昆明，却没有办法进王府，他徘徊了一阵，返回到寺庙，把信退给了查如龙。投书不成，他到了王靖府，不慎犯了事，被知府李率祖拿获，所有伪造的信札和写给吴三桂的血书等都被查出。李率祖与吴三桂不和，得此物证甚是高兴。但见其书札稿中牵连各省官员，无一遗漏，就都给烧掉了，只留下血书，申报督抚，上达朝廷。李率祖不能不报告吴三桂，并把查如龙交给他处置。吴三桂命千忘董三纲把查如龙押解进京。临行，查如龙大叫：“我死，你灭九族之日也不远了！”至京，朝廷以叛逆十恶不赦之罪判凌迟处死。查如龙写血书，与吴三桂本无关系，但他使朝廷感到吴三桂的存在，总是一个祸根，因此疑忌更深。

尽管吴三桂让出了一部分权利，朝廷对他的防范却日益明显。过去，凡吴三桂提请，兵部、吏部直至皇帝无不应允，大约从康熙五、六年之交开始，吴三桂提补各官，多不批准。此时，吴三桂安插在京师的心腹胡心水刚刚死去，“内外不相照应”，使吴三桂失去了一个耳目，与京师的关系也陷入停顿状态。吴三桂的女婿、胡心水的侄儿胡国柱和重要谋臣、参赞机务的方光琛向吴三桂进言：“朝廷已怀疑王，当想个自全之计。”吴三桂以退为进，于康熙六年（1667年）五月上疏朝廷，自感“两目昏瞀，精力日减”

请求辞去总管云贵两省事务。

康熙帝马上顺水推舟，同意吴三桂辞去云贵总管的职务。

到康熙六年，吴三桂已满55岁，论年龄还没到昏昏然的程度。数年后，他起兵叛乱，精神抖擞，满有劲头，与此时的他判若两人。显见，他说“两目昏瞀”，精力衰减不是心里话。圣祖和廷臣就来个顺水推舟，在对吴三桂的赞扬声中，批准了他的请求，趁机又把他的选任大小官员权收回吏部。吴三桂一看朝廷一意收他的权，干脆把选任武官的权也上缴。朝廷也不谦让，又一并收回。

吴三桂辞总管云贵事，交回用人权，所剩权力无几，仅剩个高贵的亲王名号。他失去了大权，就成了食君禄无所事事的“闲王”了。

一向热中权力的吴三桂，一旦失去权力，心中怏怏不乐。他的部属却沉不住气了。方光琛等人着急地说：“王还不明白朝廷的意图吗？”久历朝事的吴三桂何尝不明白！可他能说什么呢？他只有沉默，闷闷不语罢了。

吴三桂自辞云贵总管之后，朝廷迅速削去他在云贵的军政大权。同时也进行了安抚，提升他的大儿子吴应熊为少傅兼太子太傅。同时命吴应熊到云南探望他的父亲。吴三桂也知趣，不敢多留儿子，很快打发他回北京，以显其忠心。

吴三桂辞去云贵总管后，已无多少事可干，差不多每天跟自己的侄儿、女婿等至亲靠近的人在一起宴乐。闲来无事，就跟他们到“箭道”演武场较射比箭。远处悬一铁甲为目标，凡箭能射中、穿透铁甲的，“罪函人”；箭矢弯曲而不能穿透铁甲的，“罪矢人”。后又改为赏赐。此事被朝廷知道（显见朝廷密切注视吴三桂的一举一动），圣祖就派侍卫吴丹前去昆明，携带弓箭数千副，代表朝廷，赏赐给吴三桂的将士。吴三桂陈兵于校场，率左右梅勒、固山、章京等将领，接受赏赐，遥向圣祖谢恩。仪式举行完毕，吴三桂陪同吴丹橙阅将士，比射箭法。多谋的吴三桂隐匿精壮将士，专派老的上场比射。吴丹回京复命，报告了他对三桂的考察，朝廷对三桂的疑虑稍为减轻。

康熙十一年（1672年），吴三桂满60岁，举行大寿庆典。应熊同他的爱妻及其子世??一同来昆明祝寿。吴三桂非常高兴，对方光琛等人说：“可见朝廷不疑我，你们都要谨慎些。”

朝廷与吴三桂互相猜疑，也是难免之事。朝廷虑吴三桂势大，与它分庭抗礼，威胁皇权；吴三桂一心世守云南，疑朝廷不履行诺言，惟恐撤其藩地。自云南安定后，彼此猜忌日益加深，但双方都很谨慎，尽量消除对方对自己的怀疑。

从朝廷方面说，鉴于历代教训，它不会贸然行动，挑起纷争，激化矛盾，这不符合以圣祖为首的统治集团的愿望。从吴三桂方面说，他也不愿意跟朝廷决裂，而决裂就意味着战争，这同样不符合吴三桂的根本利益。双方都想避免矛盾加深，也各自做出一定努力，企图缓和气氛。所以，双方的猜疑也时强时弱。但是，吴三桂以及尚可喜、耿精忠三藩的“独立王国”与清朝中央日益加强的专制体制是无法克服的矛盾。

朝廷批准尚可喜撤藩的决定，迅速向朝廷内外包括各省军政官员作了通报。吴三桂、耿精忠两藩得知这个消息，心中惶惶不安。他们根本就没有撤藩的思想准备，一次也不曾提过或表示有撤藩之意，如今朝廷同意尚可喜撤藩，实则也显然地暗示他们，是考虑自己应否撤藩的时候了。朝廷的举动，又暗示他们，是自请撤好，还是等朝廷下令撤你们好，由你们作出选择。

在朝廷阁臣正讨论尚可喜撤藩时，吴应熊探得朝廷意图，迅速秘密派人驰往昆明，向吴三桂传话：“朝廷素来就怀疑王，尚藩、耿藩都已提出辞职疏奏（耿藩辞职，是指康熙十年春耿继茂以病辞职事），惟独王从没有提出辞职，朝廷对王的疑忌更深了。要赶快写奏疏，派遣使者送来，还来得及。”吴应熊要他父亲也效法尚、耿的做法，然后从中谋划，在“弥缝”中可以把自己留下来。

到这个时候，吴三桂还是无意撤藩。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尚可喜那样明智、有远见卓识，还在力图保住自己的利禄名位，幻想世守云南。他也明知，朝廷对他不放心，这使他的思想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而尚可喜自请撤藩，又把他置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撤吧，实非本愿；不撤吧，朝廷对自己的疑忌如此之深，如何是好？他徘徊不定，顾虑重重。倘走错一步，会导致无法预料的后果。他召来一班亲信，反复商酌，意见不尽一致。有一部分人主张，不妨先提出申请，看朝廷到底是什么态度再说。最后，他觉得这个主意可取，跟儿子的建议基本一致，决定提出撤藩的申请。

于是，吴三桂命幕僚刘玄初起草辞职疏。玄初是四川人，原先在蜀王刘文秀府中，充任幕客，颇善谋划。刘文秀失败，吴三桂将他收留，放在自己身边，不时顾问咨询，很得信任。吴三桂让他写奏疏，他却持与众不同的看法。他对吴三桂说：“皇上很久就想把王调离云南，但特难开口。王上疏，一定会朝上而夕调。尚、耿两王愿辞就让他们辞去，王可永镇云南，为什么非要效法他们呢？王不可上疏！”

吴三桂一听此言，大伤他的尊严和自信心，很恼怒，气冲冲地说：我马上就上疏，皇上一定不敢调我。我上疏，是消释朝廷对我的怀疑。

康熙十二年七月三日，吴三桂给圣祖上了一道自请撤藩的奏疏，他写道：

臣驻镇滇省，臣下官兵家口于康熙元年迁移（指从汉中迁云南），至康熙三年迁完。虽家口到滇九载，而臣身在岩疆已十六年，念臣世受天恩，捐糜难报，惟期尽瘁藩篱，安敢遽请息肩！今闻平南王尚可喜有陈情之疏，已蒙恩鉴，准撒全藩。仰恃鸿慈，冒干天听，请撤安插。

康熙马上同意了撤藩，但他没有考虑到撤藩带来的巨大后果。而大多数廷臣对撤吴藩已表示出顾虑重重。他们为什么坚持不同意撤吴藩？正如他们已向圣祖所表示的见解，他们考虑到云南虽然平定，但那里的情况复杂，潜伏着一定危险，如吴藩一撤，局势不稳，担心会出现反复。要说吴三桂图谋不轨，还没有抓到谋反的证据，朝廷无法说出口，以他对清朝的特殊功绩，贸然撤藩，未必令人心服。吴三桂早已交通朝中诸臣，关系密切，他们是同情他的。在他们心中还有一层隐忧：“三桂专制滇中十有四年，位尊权重”，处理不当，后果不堪设想。

不管人们出于何种动机，提出吴藩留镇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第一，它把吴藩同耿、尚相区别，分期撤藩，有利大局稳定。从三藩的情况看，尚、耿本身力量不足，威望都在吴三桂之下，尚可喜降清早，与朝廷的关系密切，一向恭谨，忠心耿耿。而耿精忠已属耿藩的第三代，他本人是皇室的额驸，年轻功少，没有号召力，即使他被迫撤藩，他也没有胆量敢首先发难。因此，先撤尚、耿二藩，不大可能引起**。第二，三藩中最主要的危险是吴三桂，他的实力、威望与权势并重，他的动向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要设法稳住他，使他不敢轻举妄动。第三，撤去尚、耿两藩，等于翦去吴藩羽翼，并及时向福建、广东速派满洲八旗精锐镇守，吴氏便被孤立，即使他发动叛乱，亦失两藩之助，平叛也易。

恰恰在这个命运攸关的重要问题上，圣祖没有认真对待大多数人的意见，坚持说：“吴、尚等蓄彼凶谋已久，今若不早除之，使其养疤成患，何以善后？况其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可也。”他不加区分地把吴、尚（当然也包括耿）都看成是敌人，都施之以“先发制人”，未免失于鲁莽。例如，说尚可喜也蓄“凶谋”，是毫无根据的。

后来，当叛乱发生，尚可喜至死未叛，矢志忠于朝廷，这对圣祖的不实之辞是一个有力的反驳。再说吴三桂，说他早有异志，也缺乏充分的根据，圣祖同阁臣们的秘密谈话，表明一个有见识的满族统治者对拥有实力的汉族异姓王的畏惧心理，已到了惶惶不安的程度！他用“撤亦反，不撤亦反”的主张制造根据。因此，他终于采取了三藩同撤的政策。

吴三桂估计朝廷一定会挽留他，同尚、耿两藩有所区别。这个估计没有大错，因为事实上正如吴三桂所预料的那样，多数朝廷大臣是不同意撤吴藩的，他们的意见能够左右圣祖，不至做出违背他的愿望的事。但是，他却低估了年轻的圣祖判断问题的能力、不受任何人摆布的自行其是的特殊性格。他以假意求撤，而圣祖真撤，结果弄假成真，木已成舟，已经无法挽回！

吴三桂弄巧成拙，本来已有主动权，结果变成被动挨打。

十一月二十一日清晨，吴三桂召集四镇十营总兵马一宝、高起隆、刘之复、张足法、王会、王屏藩及胡国柱、吴应期、郭壮图等各将官赴王府会议。云南巡抚朱国治率所属官吏奉命而来。吴三桂全身戎装，威坐殿上，正式宜布起兵，与朝廷决裂。他当场勒令朱国治投降，遭到断然拒绝。吴三桂下令把朱国治和不降的官员全部逮捕，其中包括云南按察使司按察使李兴元、云南知府高显辰、云南同知刘昆等一大批官员都先后被捕，看押起来。吴三桂派人传令，不得随意妄杀。命令到时，胡国柱率兵已将朱国治乱刀砍死，身首异处。当年，苏州有一民谣：“天呀天，圣叹杀头真是冤，今年圣叹国治杀，明年国治又被国柱歼。”民谣反映了当地百姓对朱国治枉杀金圣叹的痛恨之情，却不幸被言中。此时，他自己真的被“歼”，死于与他的名字相谐音的“国柱”之手！

吴三桂为收揽人心，不想开杀戒，虽然他痛恨朱国治，也想留他一命，慢慢劝降。既然部下已将他杀了，也无须追究。他们杀死了朱国治后，正要对李兴元、刘昆等官员下手，一接到命令，这才停止。过了一会儿，胡国柱出面，让兵士给各官员松绑，命他们照旧供职。李兴元、高显辰、刘昆等坚持不降，被看押起来。圣祖的钦差折尔肯、傅达礼等被拘留软禁。

吴三桂的妻子张氏得知丈夫谋反的消息，急上殿，大哭大闹，指着她的女婿、侄儿们说：“朝廷有什么对不住你们的？你们竟敢闹出这种事来！”又冲着吴三桂说：“这不是要害死我的儿子吗？”她指的是应熊还在北京，这边谋反，朝廷能不要她儿子的命吗？三桂不为所动，叫他的女婿郭壮图等人赶快把她扶进后宫。她哭哭啼啼，被强行架走了。

处置完朱国治等一批抗拒从叛的官员，吴三桂宣布，他自这天起，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建国号“周”，以明年为周元年。

接着，吴三桂选择吉日，率三军拜谒永历帝陵，誓师北伐。事先，他召集诸将，说：“拜别已故君主，应当穿故君时的衣服见他。”他指着自己的头说：“我先朝曾有此帽子吗？”又指指自己身上的衣服，说：“我先朝曾有此衣服吗？我这老臣将易服祭故君，你们自己考虑该不该易服。”诸将都表示易服。

清朝自关外建国伊始，就确立一项政策，凡从明朝俘获或投降过来的汉族百姓，汉官汉将都必须剃发易服，改穿满族服饰，否则，就是不遵国体，对清朝（后金）不忠，视为大逆不道，罪不容诛。入关后，直至亡国，一直把它作为国策，贯彻始终。在明朝看来，凡已剃发易服的汉人，就是叛逆，视为敌人。吴三桂去满装，改穿汉服，重新蓄发，标志着他同清朝的彻底决裂，是对清朝的背叛。

吴三桂开始了他人生中最大的赌博，这一切也导致他身败名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