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把别人视为眼中钉，那么自己总会有一天成为别人的眼中钉。魏忠贤混淆是非，总想拔掉眼中钉，所以“异己分子”越来越多，自己的处境也越来越出“问题”。

魏忠贤虽身在大内，但他的所作所为还是传至外庭，令许多有识的大臣愤愤不已。他们纷纷上书，请求朱由检除患于未然。

最早上书指责魏忠贤的大臣是给事中杨涟。杨涟在光宗刚刚驾崩、朱由校还因西李的胡搅蛮缠而暂居慈庆宫、魏忠贤还叫作李进忠的时候就参了他一本，说这个李进忠不大像好人。当时的“李进忠”还没有见过什么世面。他一得知这个消息就吓得不知所以。后来还是魏朝顾及“兄弟”之情把他带到王安处求教。魏忠贤见了王安，跪在一旁泪落如雨，竭力为自己辩白。王安见他哭得可怜，又可惜他聪明能干，就说：“西李宫中有一名内侍叫李进忠，外庭不知道你们的名同人异。我把你们混为一人，看能不能遮过那些大臣的眼。不过日后你可要好自为之了。”魏忠贤点头称是，感激涕零，后来果然照此法蒙混过关。那时的王安，尚不知自己养虎贻患。

天启元年（1621年），大学士刘一庭等人又上奏折，认为熹宗都成了亲、长成了大人，这时候还把奶妈留在身边，不合体统，因而建议逐客氏出宫。此时的魏忠贤已离不开客氏了，他早已同客氏海誓山盟要白头偕老，同时他也明白两人—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怕客氏万一被迁至宫外，自己在皇上跟前没了援兵，那辛苦了这许多年刚刚打筑的一点点基业，岂不是要毁于一旦？于是加紧同客氏商量对策。客氏在皇上面前极尽母爱，对他细心呵护，使这个早早没了亲娘的孩子对自己恋恋不舍，拒绝了大臣们的请求，说自己虽已成人，不再需要吃奶了，但是皇后还小，需要奶妈的照顾与保护。后来由于大臣们力谏，客氏不得已出宫避风，虽然没几日就被召回了，但这短暂的离别足以使魏忠贤对那些同自己作对的人病恨万分。

杨涟、刘一庭之后，又有御史周宗建、刑部主事刘宗周等人相继弹劾魏忠贤。由于客氏的鼎力相助，熹宗一味偏袒魏忠贤。

结果上疏的朝臣们不仅未伤及这对男女一根汗毛，自己反而遭贬的遭贬、被责的被责，甚至还差点赔上了性命。尽管如此，魏忠贤还是感到了来自他们的威胁，他恼羞成怒。因为杨涟、周宗建等都是东林党人，魏忠贤从此便迁怒于整个东林党。

东林党的创始人是“国本之争”中被罢了官的顾宪成。顾宪成被贬回老家无锡之后，无事可做，又满腹牢骚，便同弟弟顾允成、朋友同攀龙等人在城东的东林书院中授课讲学。讲学之余，又抨击朝政、臧否人物，轰动一时，当时不仅在野的士大夫、地主、商人闻风而起，云集东林书院，一些在朝的官员也同他们遥相互应，时称这一类人物为“东林党”。明末三案中，东林党人与其对头浙党及其附庸齐党、楚党大战诸多回合均占上风，故而在朝中势力大增，引起其他派别的嫉恨。

东林党人虽无特别建树，但目睹朝政的腐败，敢于犯颜直谏，要求改革时弊，因此可称得上是正派人物。同时他们清高傲世，瞧不起身心俱残的太监，更痛恨太监掌权，故而一再揭魏忠贤之短。于是魏忠贤忿恨之下发了毒誓要毁掉这个团体，可惜他当时羽翼尚未丰满力不从心。到他掌管了东厂和锦衣卫之后，才真正具备了铲除仇家的机会和能力。

东厂和锦衣卫是明朝负责侦缉和刑狱的两个特务组织。东厂初设于明成祖朱棣时期。明代开国之君朱元璋共有26个儿子，朱棣排行第四。太子朱标早死，朱标之子朱允便替父亲接了朱元璋的皇位。朱棣见朱允软弱无能，便发动“靖难之役”从侄儿那里抢来了御座。由于这位帝位来之不“义”，所以他当上皇帝之后总是怕别人在背后说自己的坏话。为了堵住众人之口，同时也为了肃清朱允的余党，他即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专设了一个机关“专司缉访”以“锐意防奸”。因为这个机关的位置在北京东安门北，故世人称之为“东厂”。朱棣又信不过朝中大臣，就令自己的亲信太监掌管东厂，因此东厂自初设起就一直由太监操纵。东厂的头目，是“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亦称“提督东厂”，或“厂臣”，他直接受命于皇上，因而使东厂缉访的对象是举国上下除皇上之外所有的人——无论皇亲国戚、朝廷命官，还是平民百姓。任何事只要东厂一插手，便可省去所有的手续，越过所有的政府部门，由东厂直接同皇上联系。这种权力，使得厂臣凌驾于其他一切官员之上。

锦衣卫设于朱元璋洪武十五年（1382年），较东厂早设38年。它初设时只是作为皇帝的贴身卫队，每逢皇帝有什么活动，便侍卫左右。既然是负责皇帝的安全，那就有必要将一切不利于皇帝的东西都扼杀在萌芽状态。因此它后来就有了“蜜缉”的要责。锦衣卫的长官称指挥使，须由皇帝亲信的勋臣或皇亲国戚充任。指挥使之下，有专门负责侦察工作的缇骑数万名，缇骑又各有线人、助手——大大小小的特务加起来竟达十六七万！因而锦衣卫“自为一军”。并且同正规军队一样，每日操练如制。

锦衣卫之下又设锦衣狱，也称“诏狱”，狱中设有严刑酷罚，被缇骑抓进去的人无不五毒备尝、肢体不全、九死一生。当时刑部也有监狱，但刑部监狱的待遇比起锦衣狱，已是“天堂之乐”了。此外锦衣卫还掌有廷杖时行杖之权。廷杖之制始于元代，明代统治者却将它发扬光大：无论多大的官，只要惹恼了皇上，皇上一声令下，锦衣卫的特务们就将他拖下痛打；挨打者的生死，往往在打人者下手的轻重之间。

锦衣卫虽与东厂同为“侦察”机构，但它本身却在东厂的“缉访”之下，因而卫使无不屈从厂臣，甘愿做其仆役。如此锦衣卫虽然本不应归太监掌管，事实上却对东厂唯命是从。而东厂从明中期以后专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中的一个管辖，所以到了明末，无论是东厂还是锦衣卫，都已是当权太监的鹰犬爪牙了。

既然厂卫有查访、逮捕、刑讯逼供及定罪之大权并且不必经由其他任何政府机关核批，那么一旦握有厂卫重权，就等于掌握对普天之下所有官员百姓的生杀夺予。天启三年（1623年）。魏忠贤终于得以提督东厂，客氏的儿子侯国兴同时出任锦衣卫指挥使——厂卫重权，遂归魏阉所有；东厂与锦衣卫，也成为魏阉日后残杀东林党人的两柄屠刀。

魏忠贤磨刀霍霍，朝中的反对派已然惊觉，他们将希望寄托在熹宗身上，企图通过上疏借助皇上之手除去这个祸害。天启四年（1624年）杨涟再次向魏忠贤发难，他以犀利的言辞写出一份奏折，列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杨涟之后，又有魏大中、周宗建等七十余名大臣接连上了一百多篇弹劾奏章。但是群情激愤的大臣们忽略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魏忠贤已是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任何奏折都会经过他的手中——他虽然不识字，自有奴才给他朗读讲解。因此，谁上了奏折、奏折中都写了些什么，他了若指掌，他或改或压，阻挠熹宗审阅这些“告状信”，同时又接连数日带着熹宗在宫内“狂欢”，使之无心上朝。这样朝臣们没了面奏的机会，而魏忠贤自己就赢得了反击的时间。

魏忠贤一手遮天，群臣并未被吓住。这一年六月，郎中万又上疏痛责魏忠贤，说他即被赐名“忠贤”，却不思忠贤之义，反而搜刮金银财宝、企图揽天下大权，是一个“蓄谋甚毒”的“奸雄”。魏忠贤闻听之后气得七窍生烟，不知所以。万被折磨了整整四天之后咽下最后一口气。

万一死，朝中大臣寒心之余人人自危，内阁重臣叶向高等人先后辞官而去，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宗等六七十人皆遭罢免，一时正人去国，朝堂为之一空。魏忠坚趁机自丰羽翼，一些在“三案”之中因与东林党人政见不和而遭排挤的浙党、齐党党徒为报旧怨纷纷倒向魏忠贤，成为他的同盟军，致使魏党势力大增。这些人积极为魏忠贤提供《东林点将录》、《东林朋党录》等等黑名单，时刻提醒魏忠贤说：“东林党人将要陷害您老人家啊！”魏阁本来就是想铲除异己，经此撩拨更是杀心大起——杖毙万，不过是他小试锋芒而已；更大规模的屠戮行为，已在酝酿、筹划之中了。

魏忠贤对东林党发动第一次猛烈攻击的突破口是所谓“汪文言狱”。汪文言本来只是一个小小县吏，后因颇有才干而被擢升入京做了监生。任职期间，他与许多浙党党徒结下了深怨，同时与王安交情颇深。光熹交替之际，汪文言竭力帮助王安处理大事，引起了魏忠贤的不满。魏忠贤杀害王安之后，即削汪文言监生之职，将他赶出京城。后来叶向高重新起用汪文言至内阁供职，而魏大中、杨涟、左光斗、赵南星等人也与汪文言政见一致、情趣相投、结为密友。他们的来往，引起了魏党的注意，魏忠贤与手下密谋，想借汪文言之口除掉杨、左等人。杀人须有名目，此时正好辽东经略熊廷弼因防守辽东时略有失误而被治罪杀了头，边疆之事，重关国家，魏忠贤便决定让汪文言诬告杨、左收纳熊廷弼的巨额贿赂，坐赃枉法。

汪文言入狱之后，虽备受酷刑，却宁死不遂魏忠贤的心意。

不仅不招，他还对杨涟大加赞誉，说杨公廉洁无私，若指他这样的忠臣贪赃枉法，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无奈之中，魏党忠诚的战士、主管诏狱的长官许显纯只好自己动手，制作主子所需。他冒汪文言之名写了一份供词，招认杨涟、左光斗、魏大中以及先前也参过魏忠贤的周朝瑞、袁化中和顾大章六人贪污收贿，其具体数额，杨涟、左光斗各二万，魏大中一万，周朝瑞三千，袁化中六千，顾大章最多——竟达四万！汪文言悲愤交加，怒斥许显纯说要与他对簿公堂。可是许显纯既已替汪文言作了假供，又岂能留下活口让他有机会与自己当面对质呢？于是状词写好的当日，汪文言就被打死于狱中。

有了这份内容详细的供状，魏忠贤心花怒放。他一声令下，天启四年（1624年）五、六月间，锦衣卫缇骑四出，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悉被捕入诏狱之中，时称此六人为“前六君子”。

魏忠贤想要报复的人绝不止是前六君子。在六君子被打被杀的同时，他继续“寻仇”；六君子血迹未干，他便对东林党发动了第二次进攻。这一次他要对付的人，是高攀龙、缪昌期、周顺昌、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周起元七人，时称“后七君子”。

高攀龙是顾宪成的好友、东林党的元老。他在“三案”之中得罪了不少异党分子；熹宗时做了御史之后又多次弹劾魏忠贤的狗腿子崔呈秀、魏广微等。他打狗未看主人面，使得狗主人极感没脸，故被列为“专政”对象。

缪昌期步入仕途曾经东林前辈提携。因此也被称为东林党人。杨涟等人上疏揭发魏忠贤时，缪昌期曾为他们出谋划策；高攀龙、魏大忠等人被削职遣返闲住、离京返乡。

周顺昌天启初年曾任职吏部主事，他为人刚直、疾恶如仇；因见朝廷肮脏，便乞假还乡。魏大中被押往京师路过周顺昌的家乡。周顺昌得知消息后专门在路边迎接魏大中，为之饯行。

还挽留大中与其同住了三天三夜，并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魏大中的孙子。押解魏大中的小特务实在等的不耐烦了，就喝斥魏大中，让他赶快上路。周因骄横的不可一世，嗔目厉责特务，说：

“你们有魏阉撑腰，便骄横的不可一世，但你们难道不知这世上仍还有不畏强暴、不怕死亡的大丈夫吗？滚回去告诉魏阉，那就是我周顺昌！”接着历数魏忠贤的罪恶，骂不绝口。魏忠贤得到报告后立刻将他削职夺籍。

周宗建自万历末年就任御史之职。天启元年，熹宗迫于大臣们的压力一度迁客氏出宫，可是不久又将其召回，这种做法仅周宗建很不以为然。他愤然上疏，说：“皇上身为天子却出尔反尔，说话如同儿戏；后宫本是宫禁重地，却任由奴婢进进出出，如同寻常百姓之家。这些奴婢一旦被宠坏了，就会恣情骄逸，目无法纪。如果圣上不防微杜渐，日后必然会后患无穷。”此疏一上，即招来皇上一顿臭骂，可周宗建却不思“悔改”。天启二年（1622年），京师久旱无雨，五月份又下了场冰雹。周宗建借此机会又上奏折，说这场灾害发生的原因就是魏忠贤专权而惹恼了上天；还说魏忠贤目不识丁，皇上却同他交情颇深，被他蒙弊得不分方向，不辨是非，隐祸将生。看熹宗还是无动于衷，他又于天启三年（1623年）再度上疏，将矛盾直接向魏忠贤，弹劾魏忠贤排挤大臣、矫杀王安、罗织党羽、驱除善类。疏上之后，魏忠贤率其喽一起到熹宗面前哭诉冤枉，并威胁熹宗说要自己剃光了头发离开皇宫。熹宗大怒，又重责宗建。魏忠贤却觉得不解恨，竟想要廷杖宗建！后虽经内阁重臣拼命阻拦未能得逞，却停了周宗建一年的薪水。后来周宗建看熹宗实在是无药可救，就辞职不干了。他虽离开了朝廷，魏忠贤却没有一天能忘得了他，没有一天不想要他的命。

黄尊素于天启二年仕御史，他精明能干，看魏忠贤手遮天日，便建议熹宗与大臣们面商国事，以求得大家面奏重大事宜的机会。可惜熹宗稀里糊涂，不听良言。天启四年京师接连十日天如鼓鸣，黄尊素上书熹宗暗示他身边有小人误国。虽未指名道姓，但魏忠贤是何等聪明人，且做贼心虚，马上识破了黄尊素的用意。结果黄尊素同周宗建一样，虽免遭廷杖，却赔上一年的俸禄。旁敲侧击弄不醒皇上，黄尊素只好大张旗鼓了，他直接告诉熹宗：“如果将天下大权交予近幸之人，那么主上的戚福势必旁落，世界也就不会清明太平了。天下人都痛恨魏忠贤，恨不得吃他的肉，皇上却将他看作左右手，势必激起众怒。魏忠贤已如脱疆之马，再不控制，后果不堪设想！”万被杖毙之后，他又企图激起熹宗对魏忠贤的不满，说：“廷杖虽是祖制，但历代奸臣多喜欢利用它。分明是奸臣害死了忠臣，但史书上会记载说‘某年某月某日某皇帝下旨杖毙了某直谏大臣’，那样岂不是连累了皇上的英名！”并且大肆歌颂万说万虽死，却永垂不朽。魏忠贤终于“忍无可忍”，将他们削籍赶出了京城。

李应升是天启二年任的御史，他以清廉谨慎闻名，魏忠贤掌东厂之后滥用严刑酷罚，竟专门制作重达三百斤的木枷套在人犯的脖子上取乐，以此法先后折磨死六七十人。李应升闻说此事后义愤填鹰，他厉言指责魏忠贤，还草拟魏阉十六条罪状准备设法面圣。李应升的哥哥深知弟弟生性正直，同时也知道魏忠贤专以毒辣手段对付这等正直之人，便竭力劝阻李应升，并偷着将草疏毁掉了。魏忠贤所掌厂卫特务遍布犄角旮旯，焉能不知此事！适逢李应升又散布“自由化”言论，说什么“忠贤一日不去，则陛下—日不安”，“忠贤如果不早自引决，他日恶贯满盈，人头难保”，等等。因此魏忠贤对他也是先夺俸后削职，并伺机严加惩办。

以上六人早已成了魏忠贤的心病，魏忠贤虽然将六人贬离了京城，但心病难除，他还想再将他们一个个赶出人世，正苦于杀之无名呢，苏州织造太监李实提供上来一个绝好的机会。

李实到苏州任职后见苏州府同知杨姜对自己不理不睬便心生怨恨——此为小人之通病，孔夫子所谓“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李实本来非常自卑，生怕别人看不起自己，因为自己已经去势，变得人不人鬼不不鬼——恐怕所有的太监都会有这种心理；

同时李实又非常骄傲，因为他想那翻云覆雨的魏忠贤公公不也同自己一类货色？在两种心理的作用下，李实一方面贪横肆行，一方面对周围人的态度极为敏感以至走向极端。他上疏诬告杨姜，结果被苏松巡抚周起元训斥；他再诬告，周起元就再“反诬告”，如此再三。李实气急败坏，干脆不告杨姜，改告周起元。他上疏魏忠贤，说周起元利用职务之便贪污银两十几万，并每天和东林党人高攀龙等往来讲学。魏忠贤见此疏后大喜，他唆使爪牙李永贞在李实疏中加上周顺昌、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缪昌期五人的名字，然后矫旨并逮七人。于是天启六年（1626年），大狱又起。

消息传到高攀龙家中时，他正与学生在后园池边饮酒吟诗。

家人们慌作一团，劝他外逃避难，他却淡然一笑，告诉家人：

“我早已料到有今日之难，也早已视死如归。”仍旧饮吟不止。傍晚时分，他与妻子笑说旧事，一如平常。临寝前他回到自己房中，封好一封书信交给孙子，嘱咐他交给将来抓人的官校，然后紧闭门户。等孩子们觉得事有蹊跷赶紧来到他的房中时，只见孤烟未灭，而人已无踪。打开留下的书信，竟是他写给皇上的最后一份奏折，上面写着：“臣虽已被削籍革职，但也是旧日大臣。大臣受辱，就等于国家受辱。臣此时只能遥向京城叩别皇上，然后步屈原之后尘。”原来他不甘入诏狱受魏阉之辱，已投池自尽了。

高攀龙的选择极为明智，后七君子中只有他死得最轻松、最干净；其余六人均重罹杨、左之难，下场悲惨。

周顺昌入狱之后，每五天就要受一次酷刑，旧伤未愈，新伤又生。即使如此，每遭毒打时，他都会对魏忠贤破口大骂。许显纯气的要死，就亲自上阵打掉他口中所有的牙齿，然后得意洋洋，问道：“这下子你还能骂魏公公吗？”周顺昌血唾其面，虽言语不清，却仍大骂不已。他后来被许显纯不知用什么重物活活压死了，死时鼻子都被压平，面目全非。家人根据尸体的胡须和手足才认明了正身。

周宗建浑身都被许显纯钉铁钉，每钉一枚，许显纯都问他一句：“你敢不敢说魏公公目不识丁”了？周宗建不服，又被浇以沸汤，结果皮肤溃烂、赤肉满身，挣扎了两日之后死去。

缪昌期受审时慷慨陈词，不屈不挠，十根手指尽被削落；黄尊素死时肌肉涨烂，头面无法辨识；李应升骨肉断烂，竟让人无法知道究竟是如何死法；周起元因交不出“赃银”十万而饱受榜掠，毙命狱中。

前六君子、后七君子死后，魏忠贤意犹未尽，仍不愿放下屠刀。他将“东林党”的外延无际扩大，将所有不愿依附自己的人统称为东林党；同时为了安慰因与东林党结怨而归顺自己的诸党党徒为自己卖命，又使人作《三朝政要》，将“三案”翻了个底朝天，他以朝廷的名义公布了一个“东林党人榜”，列异己分子及在“三案”中得势的大臣共三百零九人于其上，榜上有名之人，除前后诸君子外，又有刑部侍郎王之束因在梃击得罪浙党党徒而被饿死狱中，御史夏之令因弹劾魏党党徒被拷死狱中，中书舍人吴怀贤因拥护杨涟被拷死狱中，后军都督府经历张汶因酒后指斥魏忠贤被拷死狱中，吏部尚书赵南星维护诸君子、弹劾魏党崔吴秀被遣戍并气死于戍所，杨州知府刘锋因在其所作诗中有“阴霾国事非”句暗指忠贤乱政而被破砍头示众——可笑魏忠贤一字不识，却也兴起文字大狱！据《明史》记载，在魏忠贤发动的这场浩劫之中，冤死诏狱者有数十人、下狱谪戍者数十人、削籍夺官者二百余人，其他因受牵连而遭革职贬黜者不可胜数！其时朝野上下杀机四伏；空气之中都弥漫着血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