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爱用连环套去控制对手，让对手摆脱不了“如来佛的手掌”。也许武则天明白治人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一招一式都必须有连续性，否则会前功尽弃，以败而终。

身为宰相的魏元忠，断然反对武则天将张昌宗那个既无才能也无功绩的弟弟张昌期由岐州刺史提为雍州长史。按地位来说，刺史一般要比长史高，但雍州管辖陪都长安的一半，权势、荣耀都非同一般，是个肥缺。武则天以征求意见的口吻提出由张昌期来担任，宰相们异口同声地表示赞成。唯有魏元忠提出异议，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张昌期年纪太轻，担负不了这样重要的责任。他在歧州任内，那里的百姓逃亡的越来越多，怎么能挑起管理陪都这个重担呢！”武则天只好采取不了了之的态度。

魏元忠曾上疏给武则天：“臣承先帝之顾，且受陛下厚恩，不能循忠，使小人在君侧，臣之罪也。”

所谓“小人”，显然是指张昌宗兄弟，虽然他没直接点出张昌宗兄弟的名字，但武则天心里也很明白。她很不高兴，但也没说什么。这说明：魏元忠能说出这种刺耳的话，是敢冒生命危险的。武则天也有明君之风，即使话很难听，也没有当场就跳起来。

张昌宗兄弟早就把魏元忠看作是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决心和魏元忠拼个你死我活。

当时的太平公主对张昌宗兄弟的所作所为，也非常不满，每逢见这两个人的面，常投以仇恨和凶恶的眼光，令张昌宗兄弟不寒而栗。他们苦思良久，想出一个一石两鸟的计策。

有一天，张昌宗装作十分忠诚的样子，向武则天献媚说：

“魏元忠与高戬秘密商议：陛下年事已高，让太子即位，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这是得到的可靠的情报。”

他知道武则天最不愿听的就是“年老了”，“应该退位了”这类话。果然，不出所料，武则天大怒，下令把魏元忠和高戬逮捕下狱。那高戬乃是太平公主的情人，打击他，也是对太平公主最好的报复。

要对魏元忠这位重臣处以极刑，武则天认为还是名正言顺为好。她决定要张昌宗同魏元忠在皇太子、宰相和少数侍臣这个小范围内当场对质。

张昌宗早有准备，暗地里找凤阁舍人张说做证人。张说在张昌宗的威逼下不得不答应。张昌宗满以为这一下子置魏元忠和高戬于死地，是满有把握的。

张说，是参与编纂《三教珠英》的著名文学家之一。为人十分正直。平时，对张氏兄弟的所作所为并不苟同。他所以答应张昌宗，也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他并不想说违心之言，哪知张昌宗偏让他作证。他心情十分沉重，彻夜难眠。

在去作证的途中，风阁舍人宋劝他：以名誉为重，千万不可帮助佞臣陷害忠良。鼓励他为伸张正义，宁死不屈。殿中侍御史张廷硅、左史刘知几也为他撑腰打气，说：大丈夫应该“朝闻道，夕死可矣”，宁肯青史留美名，不可污及子孙。张说终于下定了决心。

在作证的时候，张说直接指出：“张昌宗暗中强迫臣做伪证，诬告魏元忠。张昌宗、张易之是小人之辈，臣无意与他们同流合污。魏元忠的事，臣从未耳闻。”

张说对质作证时所说的话，导致的结果是立刻被捕下狱。

但他在武则天面前受审，以及武懿宗和各宰相共同再次审问时，仍未改变供词。

宰相之一的朱敬则上疏：“魏元忠素称忠臣，张说无辜连坐，如此良臣受罪，必失天下人心。”

内官苏安恒也上奏：

“陛下革命之初，被称为‘纳谏之主’，去年以来，则被称为‘受佞之主’”。他直接指出张易之、张昌宗是奸臣，魏元忠下狱，是皇上依赖奸佞所致。还批评赋役加重、赏罚不公，使人心不安，长此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种尖锐露骨的批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过。朝臣们以为苏安恒必死无疑。谁知他竟奇迹般地保住了性命。这和朱敬则、桓彦范（风阁舍人）的鼎力相救有关，也是由于武则天在晚年后，遇事也时常迟疑不决。

武则天没有处死魏元忠，将他左迁到岭南端州的高要县。

高戬和张说也被流放到岭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