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阿瑗出生时，钱锺书曾写就一阕“欢迎辞”：

“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不过，阿瑗的存在，并没有使得钱锺书对杨绛的爱少一丝一毫，反之，他更加珍爱她了。从阿瑗懂事后，每逢生日，他总要对阿瑗说，这是“母难之日”；他亦没再要第二个孩子，他对杨绛的解释是这样的：“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事实上，他是不忍杨绛再受生育的痛苦了。

阿瑗一岁左右的时候，他们仨一起回国。

他在清华谋得一教职，到昆明的西南联大教书，杨绛则留在了沦陷的上海。那一年，在老校长王季玉的力邀下，推托不过，她担任了母校振华女中上海分校的校长，这也是她生平唯一一次做“行政干部”，为期不过一年。素来，她自谦她不懂政治，然她却是东吴大学政治系毕业的高材生。

她不是不懂，是太不愿碰“政治”的是非，只想安安静静做他贤惠的妻。

事实上，她做得特别好。

抗战时期，日本人突然上门，却在她的泰然周旋下悻悻而归，因为她早在第一时间将钱锺书的手稿藏好。新中国成立后，她更亲自带着钱锺书主动拜访沈从文和张兆和，来弥合因钱锺书曾经写文讽刺沈从文收集假古董的隔阂。还有，她家的猫咪和林徽因家的猫咪打架，钱锺书欲拿起棍子为自家猫助威时，她连忙劝止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

她的贤惠淑德、沉稳周到，成了痴气十足的钱锺书在社交上的一道润滑剂。

他们亦是一对事业上的好伴侣。

1943年5月，杨绛创作的话剧《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一上演即一鸣惊人，她因此迅速走红。此际，钱锺书心中便有了小小的落差。某天，他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杨绛听后，欢喜不已，便催促他赶紧写。为了让他安心写作，她辞退了家里的女佣，包揽了所有家务。

昔日娇生惯养的富家小姐，就此修炼成任劳任怨的贤内助。她的父亲，因心疼她还曾不平地说：“钱家倒很奢侈，我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女儿就给你们钱家当不要工钱的老妈子！”

钱锺书终不负所望，两年后，那部惊艳世人的《围城》成功问世。他一下变得世人皆知。他在《围城》的序中写道：“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这一生一世里，最爱他的，最懂他的，始终是她。

在1946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时，他在自留的样书上为他贤惠的妻子写下了这样无以匹敌的情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他的母亲亦曾感慨道：“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锺书痴人痴福。”

是啊，钱锺书这样的痴人，幸亏有杨绛这样的妻子，才能从容走过那些难捱的岁月；而杨绛则因有了钱锺书这样的爱人，生活中平添了很多的乐趣。

曾经，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婚姻的句子：“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从未想要娶别的女人。”于是把它念给钱锺书听，钱当即回应：“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

他们这爱情，享得起风花雪月，也经得起柴米油盐。